一九九六年，江蘇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起企業狀告消費者協會及工商局的案子—三得利啤酒起訴揚州市消費者協會、揚州市工商局。本來消協是為老百姓維權的，結果三得利啤酒把它和工商局都告了。這本身就很有新聞價值。對於這起訴訟，江蘇省工商局很重視，他們請我們台派人到揚州報道庭審。自然，他們也希望媒體能站在工商局方面說話。
按照主任的意思，我只要去拍庭審，報一條消息就行了，但去了之後我發現事情比想像的嚴重。原來，連雲港三得利公司的啤酒品牌叫王子啤酒，在揚州地區，特別是興化、高郵一帶賣得很好。當地的地方保護主義嚴重，揚州的啤酒企業一直想把王子啤酒擠出揚州市場，就找當地消協搞了一個「啤酒口感評比」。結果，揚州地產的啤酒分獲一、二、三名，排名最末的則是藍帶啤酒和王子啤酒。隨後，揚州當地的媒體配合這一結果進行了報道，有一篇報道中還特意提了這樣一句：王子啤酒名落孫山。
這個報道一出來，王子啤酒在揚州的銷量大幅下降。三得利公司被激怒了，把評選活動主辦單位之一的揚州市消費者協會、揚州市工商局給告了。在法庭上，雙方律師都很厲害，法庭辯論長達三小時。一般來說，這種案子庭外調解的可能性很大，不太會當庭宣判。結果出乎意料，揚州中院當庭宣判三得利公司敗訴。
宣判完了我本來就該回去了，但憑直覺，我認為判決可能有問題—雖然我是第一次接觸類似的法庭訴訟。我馬上給主任打電話，把事情的經過及我的判斷說完之後，希望他再給我三四天時間，到連雲港、高郵和興化三個地方調查一下。主任回我「有把握你就去」。
帶著一個老攝像，我首先去了興化。興化是這次口感評比後王子啤酒銷量下降最大的地方，當地的經銷商向連雲港總部報告之後，三得利方面才感到事態的嚴重性，也才有了之後的訴訟。在興化，我了解到了很多第一手情況。之後我又去了高郵。在高郵我調查了當地銷量排名第一的國王啤酒。我很好奇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很多當地人都給了我一個統一而有趣的說法：因為當時連雲港的王子啤酒賣得最好，當地啤酒要打垮它，所以叫國王啤酒。
隨後，我採訪了很多經銷商和市民，了解到當地經銷商只要進國王啤酒就可以享受很多優惠政策，而經銷王子啤酒則有政策限制。比如國王啤酒可以退瓶，兩毛一個，王子啤酒不能退瓶。別看這小小兩毛錢，對於老百姓來說卻是很實在的，一個夏天喝下來，也不少啊。這顯然屬於地方保護了。這麼一來，當地就沒有人肯經銷王子啤酒了，也沒有人喝王子啤酒了。
採訪過程中，我沒有通知當地政府，沒想到我們在高郵街頭轉了不到半天就接到了通知，高郵市市委宣傳部部長已經坐在我們住的賓館裡等我了，要和我談談，而且還知道了我的名字。躲是躲不掉了。見面之後，宣傳部的領導對我說：「小孟啊，政府要扶植地方企業嘛，你們的報道要客觀啊！」我說：「一定客觀，一定客觀，錯不了。」
離開高郵，我又去了連雲港。到了連雲港我才知道，王子啤酒廠是一家大型合資企業，是當時江蘇唯一一個進入歐洲市場的免檢啤酒品牌。和它相比，之前我在國王啤酒廠，還看見老鼠在車間里跑。後來我查閱了很多政策和法律文件，了解到一個重要背景，就在揚州搞啤酒口感評比活動的一年前，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就下發過文件，禁止地方政府對企業進行一切評優、評獎、評比、評選活動。這些評選活動就是地方保護主義滋生的土壤，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揚州搞的這次評比及報道顯然違反了中央文件的要求。
採訪中，揚州方面也做了一些辯解，說那只是口感評比。我反問他們：「口感評比是不是評比？」實際上，酒類的評選依賴三大類指標—微生物指標、生理生化指標和口感指標。前兩大類指標要通過儀器來測試，只有口感指標依賴人的主觀判斷，但做口感判斷的必須是有資質的品酒師。而揚州搞的那個口感評比，卻是他們自己張羅來的群眾評出來的。三得利公司能不告嗎？揚州中院判決一出來，三得利公司立刻上訴至江蘇省高院。
在做了充分調查，掌握了一大堆證據後，我做了一條時長為四十分鐘的新聞調查。領導看完後犯難了，按照宣傳紀律，已經判決的案件，沒有改判之前，媒體不能再作報道。為此我又找了時任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劉克希，他看完片子後，除了支持我的觀點，還從法律角度保證了片子沒有問題，並願意以自己的職務身份接受我的採訪。兩天後，為了爭取片子能播出，我請劉主任專門找到當時我們的分管副台長，確認我的報道在法律上沒有問題。台長客客氣氣地接待完劉副主任之後，回頭丟給我一句話：「高院判決沒有出來之前，片子不能播。」當時我年輕氣盛，腦袋一熱，向台長保證：「我拿飯碗為這條片子擔保，如果高院沒有改判，我走人！」台長安撫我說：「你把片子先存著，等高院判決出來，如果跟你判斷的一樣就播，跟你說的不一樣，你也不必走人。」還有就是「你還年輕啊」之類語重心長的話。
當時我很沮喪，但又沒有辦法，這條新聞調查一壓就是整整一年。一九九七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時間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三得利公司董事長徐壽可的電話，他激動地跟我說：「今天下午江蘇省高院駁回了揚州中院的一審判決，我們勝訴了！」第二天一早我找到台長，報告了這個結果。台長笑了：「你小子行啊，那條片子今晚播吧。」為確保無誤，我又把片子調出來認真地看了一遍，四十分鐘的片子，我認為沒有一個鏡頭和解說詞需要改。最後我只在片子前頭加了一屏字幕：這是一條遲到了一年的報道。
隨後我把片子要播出的消息通知了三得利公司，據說連雲港市市政府當天還組織了收看，影響很大。
我和三得利公司素昧平生，那個拍了半個月、等了一年的報道結束之後也再無往來了，當時我頂著壓力做這篇報道就是憑著一股社會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