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印廠的那段生活最重要的收穫是讓我深刻感受到了階級意識，我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在這個社會我屬於哪個階層。
當印刷工乾的自然是體力活兒，而廠里最重的體力活兒不是印報紙，是卸紙。
每個月廠里都要進新聞紙，一大筒一大筒那種，我非常熟悉，小時候在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生活時經常看到。每次都是一輛平板大卡車開到車間門口，上面整齊地堆著一筒一筒的新聞紙，車屁股對著車間大門。每筒新聞紙都有大幾百斤重，工人要先把紙筒從車上卸下來，再推到庫房裡去。
當時我們用的有三種新聞紙，最差的是江西紙，印報的時候特別容易斷，一斷就要停機重新穿紙，然後重新開機，非常麻煩，我們最恨用它；比江西紙好一點兒的是福建南平紙；最好的是進口紙，紙質好，幾乎不用擔心斷紙的問題。每次印報的時候廠長都讓我們三種紙搭配著用，進口紙用得最少，印出來的都送到機關，江西紙印的都送到外地和農村。
卸紙這事兒真要一把子好力氣。兩塊木板斜搭在車鬥上，兩個工人上去，用撬棍把上面一筒一筒的新聞紙撬下來，其他人在車下面等著，等上去的人把幾百斤重的紙筒從車上轟的一聲撬下來，底下的人必須非常用力和小心地接著。紙筒從車上頭滾下來，衝擊力太大，至少需要兩個人才能接得住，不小心則很容易被砸傷—那麼重的紙筒要是從人的身上壓過去，那人估計基本就被壓成相片了。紙筒被撬下來後，還要一個一個地推到指定的位置。讓這些紙筒拐彎兒是最費勁的，幾個來回下來，手就酸得不行。我第一次卸紙後，晚上回家吃飯拿筷子手都在發抖，過了很久才恢複。
相比在下面接紙，在車上撬紙更需要力氣。一般我們都是輪流上去撬紙。撬紙要拿著很粗的鐵撬棍，插到兩個新聞紙筒中間，把上面的紙筒撬起來然後推下去。我第一次上去撬紙，撬棍插進去之後我兩腿都懸空了，也沒把紙筒撬起來。下面的工人都笑了，有人看不下去了，一個叫吳大麻子的同事爬上車一把把我拉開：「滾滾滾。」說著他接過撬棍，用力一扳，紙筒轟地滾下去了，下面的工人笑成了一團。由於卸紙這活兒非常累，所以每個月只要有卸紙的活兒，工資里都額外有二十塊錢補貼。
除了卸紙，卸石棉網的事情我也記得很清楚。流程和卸紙一樣，但是因為運石棉網的卡車太寬太長，開不到車間門口，我們就要從坡下面的廠門口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石棉網背到車間去。和紙筒相比，石棉網的分量輕得多，但也有好幾十斤，而且體積很大。運貨的人在車上，把石棉網一包一包往下推，我們就在車下面彎著腰用背接著，然後背著石棉網去車間。因為石棉網的體積大，我們必須把腰彎得很低，手才能比較省力，否則托不住。
其實，背石棉網遠沒有卸紙那麼累，但它卻讓我對體力勞動有了一個深刻的體驗，這種體驗是包括生理和心理兩方面的。背石棉網的時候，工人們身體呈現出的姿態給了我強烈的刺激。那種身體的姿態讓我想起了《東方紅》里在舊社會上海灘的碼頭上，從帝國主義資本家的船上卸貨的勞工。我們乾的活兒是一樣的，連身體的姿態都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我們邊上沒有人拿著鞭子抽我們。想到這裡，作為主人翁的自豪感浮上了心頭。
在印刷廠我體會到了很多東西，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勞動人民淳樸的友愛。
每周印報紙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到周四早晨，機器是不停的。中間的五六頓飯就都得在車間里吃。我們印刷車間的工人分成兩組，一組六七個人。到了吃飯的時候，每組一次最多只能有兩人停下來，另外的人先頂著，等這兩人吃完了，再換其他人吃。每次飯送到的時候，其實大家都已經飢腸轆轆了，但每次廠長喊「飯來了，吃飯了」的時候都沒人動，都讓別人先吃。兩個組都有一個光榮的傳統—組長最後吃，讓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先吃。每次大伙兒都不動，都讓別人先吃的時候，我總能感受到那種工友之間最淳樸的互相關心。
我對吃一直不挑剔，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廠里的飯實在太難吃了，基本上就是民工的伙食標準，就別談什麼口味好壞了，關鍵是菜的分量少得可憐。每次都是一小撮菜，一大盒飯，飯又硬得像餵雞的粳米，難以下咽。很多工友都是就著幾口菜吃幾口飯，菜沒了飯也就不吃了，而我每次都能就著那少得可憐的一點兒菜把最後一口飯吃完。
幹了八小時後，兩個組的同事也是謙讓著輪流去睡兩小時。每次到點休息的時候，我從車間出來，在去往宿舍的那一兩百米路上，都像夢遊一樣。耳朵里滿是機器的轟鳴，眼睛半睜半閉，累得誰都不願意說一句話。到了宿舍，把外邊墨跡斑斑的工作服一脫，頭一挨著枕頭，一秒鐘就打呼嚕了。
兩個鐘頭實在太短了。你想想，大冬天的，睡到夜裡三四點的時候，有人拿腳踢你說「哎哎哎，起來了」，你是不是很想殺人？都是年輕人，誰不想睡到中午才起床。但在上夜班印報紙的時候，只要有人來喊，所有人都是一秒鐘都不耽誤立刻起來，我從來沒有聽一個人說過一次「讓我再睡兩分鐘」之類的話。隨後，我們起床閉著眼睛穿上工作服，半夢半醒地回車間繼續幹活兒。
之所以那樣自覺，是因為每個人都明白，你多睡兩分鐘，別人就要少睡兩分鐘。就這麼簡單。
今年年初，我在昆明接到一個電話，是印刷廠那個吳大麻子打來的，我在廠里跟他關係很好，我們快二十年沒見面了。他說他兒子十月份要結婚了，問我能不能去捧場。他說他身體不好，內退了，家裡的經濟條件比較差，兒子結婚的地方不是很高檔，但總想著能辦得體面點兒，於是想到我了。我說：「一定去！如果不巧正好錄節目，我也會以別的方式出現。」
應該說，即便在藍領工人隊伍里，印刷工也算是比較辛苦的，不僅累而且臟。在一天工作結束後，下班前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洗手！這件事情馬馬虎虎地做也要五六分鐘，講究一點兒的要十幾分鐘。因為印刷工整天接觸的都是油墨，那雙手實在太難洗乾淨了。
印刷工洗手有一套程序。手在油墨中浸了兩天之後，油墨已經深深地黑到指紋里去了，任何肥皂都沒有用。想洗得稍微乾淨些，首先得用一大塊棉紗蘸著機油使勁擦手，擦幾分鐘後，再用汽油洗掉機油和油墨—這兩道工序就要五六分鐘。接下來是用硬板刷或鋼絲刷蘸著洗衣粉在手上刷，使勁刷呀刷呀，這時你的手才開始出現皮膚的顏色。最後再用清水加肥皂搓呀搓。
這一番折騰下來你會以為—手基本洗乾淨了！我之前也一直這樣以為，直到有一天，一個女孩兒約我吃西餐（她埋單，我的工資連快餐都不能經常吃），那天我洗手的時間比平時都長，以為已經洗得很乾凈了，結果上了餐桌，在雪白的檯布映襯下，我驚訝地發現自己的手還是黑黑的。直到現在，我聽到有人說「手指甲黑糊糊的人」，我都懷疑是不是在說我，會情不自禁地低下頭檢查自己的手指甲。
前面說過，印刷廠和學校共用一個食堂。每天中午打飯的時候，廠里的工人和老師都在職工窗口。當學生們在窗口擠成一團的時候，老師們從來不跟我們擠。有一次，一個工友跟我感慨，說：「瞧人家，老師的素質就是高，從來不跟咱們擠。」我笑了一下說：「他們是怕挨著你，嫌我們身上臟，懂嗎？」老師們穿著白襯衫，一碰上我們身上的油墨，衣服就廢了。
老師們躲著我們也就罷了，連廠長都嫌我們臟。廠里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蓋了個小澡堂，但沒多久，廠長就不願意跟我們一塊兒「赤誠相見」了。他每次都趁著報紙快印完之前就先去澡堂泡著，那會兒水乾淨啊。有一次我們提前印完了，一起跑進澡堂，赤條條地正準備下水，廠長在水裡一下喊了起來：「別動！別動！等我先上來！」因為我們都下去之後，水就成墨汁了。
廠里一些年輕工人挺虛榮的，別人問我們是哪個單位的，他們都說「報社的」，每次我聽到都會再加一句「印刷廠」。現在想起來，我有點兒不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