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上混了一段時間後，江蘇省廣播電視廳下面的一個電視節目報印刷廠招工，這個招工竟然是要考試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試的工人里我還算是相當有文化的，因此我順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當時我覺得，雖然只是工廠，但畢竟是江蘇廣電本系統的，先干著吧。
印刷廠位於南京城南的城郊結合區，一個叫卡子門的地方，以前是一大片墳地，工廠是把那片墳地遷走之後建起來的。因為是新廠，第一天我去上班的時候，車間的窗戶連玻璃都還沒有安上。
我去廠里報到的那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我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是因為頭一天晚上，我還在父親一個同事家裡過了一個難得一遇的「白色平安夜」。那種聚會是相當「裝13」的，一屋子文藝青年和中年，有人彈鋼琴，有人表演節目，賓客們就著火腿沙拉喝著香檳在琴聲中高談闊論著一些我完全沒有興趣的話題，屋外雪花在靜靜地飄落。這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從第二天開始，我走上了工作崗位。
在西方，白色聖誕節是吉祥的象徵。就在那個特別吉祥的聖誕節的早晨，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裡，我騎了將近兩個鐘頭的自行車，跨越了南京的三個行政區，中途還要下來推著自行車過一條鐵路，最後到廠里報到了。
因為廠里新買的印刷機還在調試階段，第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擦洗保養機器。我脫掉外套，第一次穿上工作服，擼起袖子，拎著一大桶機油，再拿著一大塊棉紗蘸上機油，鑽到機器肚子里開始擦機器。在那個滴水成冰的日子裡，我的手就不斷伸進冰冷的機油和煤油里，北風從沒有玻璃的窗口刮進來，把外面的雪一直刮到機器旁邊。
到了午飯時間，大家都去食堂了。印刷廠前面是一個學校，工廠和學校共用一個食堂，從車間到食堂要走幾百米。我第一天上班，初來乍到，什麼都不知道，沒飯盒，也沒飯票。這時一個女工熱情地對我說：「我可以借你飯票，但你沒飯盆，還是別去食堂吃了。出廠門左拐走十分鐘有一家麵館，你可以去那兒吃。」我就照著她指的方向，頂著大雪，深一腳淺一腳地去找飯吃了。
當時我又冷又餓，走了十多分鐘，果真看到了路邊的那個麵館。一大碗熱氣騰騰的面上來，我三兩口就「吸溜」下去了，連麵湯都喝了個精光，全身總算找回了一些熱氣。然後我又頂著北風冒著大雪，繼續深一腳淺一腳地回廠子里幹活兒。那一路上我不知怎麼就想起了《水滸傳》里「林衝風雪山神廟」那一章，心裡頗多感觸。而那碗面的熱量支撐到剛走回廠里，似乎也就消耗光了。
一個多月後，廠房的玻璃終於裝好，風不再嗖嗖地往裡颳了，我也已經完全適應了那裡的工作。
從一個閑散人員，到一個印刷工，我覺得還不錯。雖然工種差了點兒，但總算有了個落腳的地方，而且又是在廣電系統的企業，對我而言多少有點兒歸屬感。當時我想，再干幾年廠子會越來越好，等我資歷老一點兒之後也許可以轉正成為廠里的正式工。在廠里，我的文化水平還算比較高的，好好乾些年似乎很有可能混到組長甚至車間主任這樣的級別。
印刷廠的工作自然就是印報紙。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電視節目報還是很吃香的。很多有點歲數的人應該都還記得一張節目報剛來的時候，一家人圍在一起用紅筆在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下面畫杠杠的情形。剛開始印報的時候，印量是從十幾二十萬開始的，慢慢增加到三四十萬、五六十萬，最後到了鼎盛時期印過一百二十多萬份。很多年後，我碰到印廠的老同事，問他現在印多少，對方說：「十幾萬吧。」我開玩笑說：「怎麼這麼少？我一走廠子就不行了嗎？」
當時節目報挺吃香，報紙印量大，我們的機器和人員少，導致我們必須從周二晚上開始一直印到周四早上，連續干三十多小時，就是俗稱的大夜班，中間每干八小時休息兩小時，印一次報紙，我要在車間門口的台階上看兩回日出日落。
印廠車間的噪音非常大，有九十多分貝，巨大的噪音讓人就是面對面也得扯著嗓子喊，對方才能聽得清。在這樣的環境里，我很快悟出了一個道理：為什麼勞動人民嗓門兒大？那是因為勞動人民無論是在廣闊的地里幹活兒，還是在噪音巨大的工廠里上班，聲音小了，別人都聽不見。
那時每次印報紙，印刷工們要不停地抽報紙出來查看，看墨重不重、水大不大，而我除此之外，還看新聞。後來廠里的同事看到我主持的新聞節目里每天都有讀報環節，就說：這是他在廠里印報紙落下的病根兒。
平時不印報紙的時候我們就得卸紙、保養機器，中午就在宿舍待著。說起來是宿舍，其實就是類似於現在建築工地上的那種工棚。宿舍在一棟紅磚房子里，房子上下兩層，一樓住著廣播學校的老師和校工，只有樓上兩間屬於我們廠的工人。
每間宿舍也就十平方米不到，裡面還堆滿了印刷輔料。到了冬天，有人會把勞保鞋脫下來，把臭烘烘的鞋墊放在廉價的電熱器上烤，旁邊不到半米的地方就有人捧著飯盆在吃飯，還有人在一邊抽煙—那種烏煙瘴氣的味道恐怕大多數人是受不了的，但我已經很習慣了。
印廠每周日休息一天，但每晚都要有兩個人值夜班，差不多每半個月就輪到我值一次。廠子在郊區，很空曠，夜裡風很大，偏偏值班室還有兩塊玻璃碎了，用報紙糊了起來。值夜班的夜裡，外面北風呼嘯，風吹在報紙糊的窗戶上，嘩嘩作響，這時總會想起廠房是建在墳地上的這一茬兒，我們不禁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睡的那張行軍床，有一截彈簧壞了，翻身的時候要是不小心，斷了的那一截彈簧就會戳著屁股，加上這床睡過太多人—干過八小時後輪流休息的人都睡這裡，早已發霉的褥子也沒人洗，總是散發著一股惡臭，所以剛開始我總是很難入睡，後來夜班印報紙時間太長了，累得倒頭就睡，就完全沒有異樣的感受了。
當時廠里有個小福利，每周印完報紙之後，廠里會給每個工人分幾沓報紙，具體數字我已經記不清了，好像能賣個十來塊錢。這對於當時我們這些印刷工也算不錯了，畢竟每個月工資才三百多塊錢。拿到這點福利報紙後，大多數職工都不好意思拿出去賣，一般都是在家門口的小店換點兒煙酒之類的，而我這樣的進步青年是把廠里發的報紙兌給我家門口的報攤，換其他報紙看。唯一例外的人就是和我排在一起值夜班的小鄭。
每次印完報紙後都要打掃車間，這活兒一般沒人想干，大家都恨不得趕緊換衣服走人，所以一般都要排班打掃衛生。只有小鄭每次都自告奮勇，說：「你們走吧，我來。」他這樣高風亮節，讓我們感動了很久。
然而，過了很久我們才知道，他搶著打掃車間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能偷偷從車間里多拿點兒報紙出去。多拿點兒也就算了，他還不像其他人那樣一次性兌給小店或者報攤，他竟然自己拿著到街上零售，為的就是多掙幾個錢，結果有一次在街上恰好被廠長撞到了，廠長當場質問他怎麼有那麼多報紙。雖然這事兒後來不了了之，但小鄭的「高風亮節」也成了廠里大家茶餘飯後的笑料。
現在回想起來，那會兒大家笑話小鄭其實不太厚道，他那樣做雖然不對，但不就是為了稍微多賺點兒錢嘛。那會兒大家的工資就三百多，過得都不容易。而且聽說小鄭家裡也比較困難，那時候廠里的工人一般抽三四塊錢一包的香煙，他只抽一塊多的最便宜的那種，平時還經常蹭別人的煙抽。我挺樂意他蹭我的煙抽，因為他很願意幫我跑前跑後，某種程度上，可以讓我值班的日子不那麼痛苦。
在那時我們宿舍里連電水壺都沒有，只能在煤氣灶上燒水，水龍頭在一樓，煤氣灶在二樓，我們用來燒水的是一個特大號的也不知道是誰丟在宿舍里的飯盒。我值夜班的時候要喝開水，每次都是小鄭到樓下打一飯盒水，放到爐子上燒開之後，用棉紗包著滾燙的飯盒把水灌到水瓶里，再下樓打一盒水上來，再燒。要灌滿一水瓶，他要樓上樓下跑八九趟。類似這樣的事，由於蹭我煙抽的緣故，都是小鄭包攬了。
後來我越來越不想值夜班了。因為連上印報紙的兩個晚上，再值一個夜班，等於一個星期有三個晚上在廠里不能回家睡覺，太痛苦了。有一次一個同事悄悄跟我說：「你要是不想值班，就給小鄭一包黃紅梅，你讓他一個人值班，他保證干。」一開始我有點兒不太好意思開口，沒想到後來小鄭主動跟我說：「你回去吧，我一個人值班沒事兒。」我有點兒猶豫，怕被廠長知道。他又說：「只要你明天早上八點鐘之前，趕在所有工人之前到廠里就沒事兒。」我一聽，喜出望外，趕緊跑下樓買了一包黃紅梅，遞給他連聲說「你辛苦、你辛苦」，他就在連聲說「不客氣、不客氣」的時候把煙揣兜里了。
一九九二年春節值班又輪到我和小鄭。大過年的總不好意思再留他一個人值班了，而且也捨不得過節的加班費。我到廠門口的小店買了瓶分金亭特釀（當時江蘇的一種價廉物美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