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同學，一九五九級的。那時候北廣剛建校，他們算是新中國廣播電視界的「黃埔一期」。一九六三年畢業後，他們分居兩地，父親被分配到西安，母親被分配到重慶。
父親被分到西安後參與了創建西安電視台，也就是現在的陝西電視台的前身，據說當時參與建台的總共只有七個人。母親被分到了重慶人民廣播電台，小時候，我就住在電台的宿舍區里，到了周末就去重慶日報社家屬區看外公外婆。
外婆年輕時很漂亮，我媽也繼承了她的長相，聽說當年我媽還是北廣的校花。一開始我以為只是別人隨口的奉承話，後來碰到很多我父母的同學，那幫老頭老太太都這麼說，我就相信了。當年在北廣，我爸媽戀愛的消息傳出後，其他同學都感到很意外。據說當初追我媽的人挺多，其中有條件相當不錯的，但她最終和家庭出身不好但學習成績不錯的我爸走到了一起。在當時，他們是典型的兩個不同階級的年輕人的結合，留給了周圍人太多的不解。現在想起來，我覺得在那個年代，他們對愛情有著比較純粹的追求，我媽又屬於當時的「文藝青年」，胸懷「進步思想」，所以和我爸走到了一起。聽說，他們那個班裡最後結婚了的有好幾對兒。
當初他們走到一起是有很大阻力的，來自兩個家庭的阻力，按當時的話說叫「來自兩個階級」。
我爺爺是小資本家，在那個年代，家庭成分不好，但是我父親成績不錯，做人也低調，加上那時「文革」還沒開始，所以考上了大學。父親家的親戚們對過去還是挺在乎的，我到爺爺奶奶那裡去的時候，叔叔姑媽們偶爾講起過去，多多少少流露出了對沒落大家族的懷念—以前還不敢多懷念，改革開放之後就越發懷念了。雖然爺爺家也不是多大的豪門旺族，但是在叔叔姑媽們的感情世界裡，卻飽含了對昔日輝煌的留戀，並很願意把它放大—因為改革開放之後他們沒有一個混得特別好的，基本上都在工廠里。
而我外公外婆是窮苦出身，他們打心眼裡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所以，家裡誰要是敢在他們面前議論時政、說一點兒「非主旋律」的話，外婆立馬就翻臉。我年少輕狂時不知道因為這個被外婆罵過多少次。
於是，一邊是舊社會的小資產階級，一邊是舊社會的底層勞苦大眾，當我父母要結婚的消息傳到兩個家庭時，可想而知會遭到怎樣的反對。反對得比較激烈的是我外婆，這也為我父母的婚姻埋下了隱患。
我父母一個被分到了西安，一個被分到了重慶。那個年代有很多夫妻都有過類似這樣的大學畢業後分居兩地的經歷。那時想調動工作，尤其是跨省調動，非常困難。他們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先是在西安團聚，最後才一起調回到南京，因為我爺爺奶奶都在南京—雖然折騰了兩次，但最後能到一起，很不容易了。
到南京之前，我並沒有跟我爸在一起生活過。他一直在西安，也就是每年到重慶來探親一次。在童年的很長時間裡，我對父親的印象都很模糊，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是他像播音員一樣好聽的普通話和他用的照相機—都是祿來、哈蘇之類現在仍然價格昂貴的德國高級相機。
我爸是攝影記者，我們家有很多照片，都是當年他當新聞記者時拍的，那是我們家非常寶貴的一筆財富。那時候還沒有攝像機，都是電影膠片機，新聞記者都用這種機子，現在電視台里拍膠片機出身的攝像幾乎沒有了。
當年我父親扛著電影膠片機幾乎跑遍了陝西所有的縣，也拍攝過很多中央領導到陝西視察的新聞。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總理陪同西哈努克親王到陝西參觀訪問，我父親在旁邊拍攝，他的同事把他也拍進了照片里。小時候在家裡，每次我看到這些珍貴的文獻式的照片都覺得父親很偉大。那些泛黃的老照片當年都保存在家裡的很多電影膠片盒裡，那些鐵質的大盒子後來主要用來放我的餅乾之類的零食。遺憾的是，幾次搬家加上後來父母離婚，其中一部分相片再也找不著了，非常可惜。
父親給我和我哥拍過很多非常生動的照片，現在看來都是很有技術含量的。現在的單反相機都是自動對焦、自動測光，雖然也可以手動，但是相機完成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作。當時父親用的是雙反相機，取景一個鏡頭，成像一個鏡頭，取景還是豎式的，用好這種相機拍出好照片是相當需要技術的。當時我爸拍了很多我和我哥打鬧玩耍的照片，手動曝光，手動快門，還要抓情緒，考慮構圖，還不能浪費膠片，拍完之後，還要自己在暗房沖洗。小時候看這些照片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現在自己玩相機了，再看那些照片就知道厲害了。老爸現在退休多年了，我哥要送台相機給他，讓他沒事兒拍著玩兒，結果他卻說不拍了，問他為什麼，他說，現在這些日本相機我不會用。
我父母在西安團聚後，我去過西安兩次，都是去過暑假。我還記得在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西安的情形。
放假以後，外婆買了火車票，把我送到菜園壩火車站，找了個列車員熟人把我送上火車—以他們的社會關係，最多也只能夠上列車員了。說是讓列車員關照我，但人家忙著呢，哪顧得上我。那個列車員阿姨就只是把我弄到列車員休息室，讓我在裡頭坐著。我也聽話，挎著一個小包就傻乎乎地坐著，看見她開始掃地了，我還過去幫忙。列車員阿姨連忙說：「別動別動，好好坐著，別亂跑！」我就又乖乖地坐下了。
那時從重慶到西安要坐兩天火車，出門前外婆一再叮囑：「中途在哪兒停站都別下，等所有人都下的時候你再下，那是終點站。記住，等一車的人都走的時候你再跟著走。」我懵懵懂懂地點頭說好。
其實那會兒我已經明白了，尤其是一路聽見廣播里報站，等到聽見「西安站到了」，我也就毫不遲疑地跟著下車了。但是西安站那麼大，對於一個八歲的小孩兒來說，那個世界瞬間變得不知道有多大，有那麼多火車來來往往，有那麼多人進進出出。我就記著外婆叮囑的—跟著大人走。於是，我就跟著我們那一列車上的我認得的人走。出去以後是哪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爸媽和哥哥會來接我。
當時也就到大人屁股那麼高的我，在黑咕隆咚的夜裡，也不知道害怕，誰也不認識，就那麼懵懵懂懂地出站了，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裡。出站沒走多遠就聽到了我哥叫我的聲音。
暑假過完，我又按照之前來的程序，坐上回重慶的火車。想想現在的父母，之所以不敢讓孩子這樣出門，恐怕也是因為現在的社會治安沒有當時那麼好了。
西安是著名的旅遊城市，大雁塔、華清池、兵馬俑這些著名景點我都去過，但沒什麼印象了，只對一頓飯印象特別深。
我第一次去西安，一家人難得聚在一起，父母特別高興，帶我們下館子。那是一個國營大館子，叫「五一飯莊」，當時是西安最高級的大飯店之一。下館子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新鮮和高級的體驗，因為在重慶，節儉的外婆認為下館子是有錢人和不會過日子的人乾的事兒。她什麼都是買回家自己弄，把家裡的伙食操辦得很好，所以我在重慶就沒有下過館子。
那天在五一飯莊我和我哥一人點了一碗面，是有澆頭的那種，還有兩屜小籠包。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籠包，一口下去我就震驚了，完全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那麼好吃的東西。回重慶之後，我對小籠包子的幸福回憶持續了將近一年。童年的我心裡暗暗地想，我要是當了皇上，天天讓御膳房做小籠包子給我吃！直到今天，熟悉我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小籠包子仍然是我最愛的食物之一。
幾個月前，在化妝間我偶然跟黃菡講起這段經歷，沒想到她也在西安待過，家裡人也帶她在五一飯莊吃過飯，甚至也特別說到了那裡的小籠包。更想不到的是，她在西安待的那段時間也是一九七八年。黃菡比我大四歲，當時她在西安上學，住在親戚家。聽了她的話我就想：一九七八年，一個八歲的男孩兒，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兒，互相不認識，可能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飯莊，吃著同樣的東西。三十多年後，當年的兩個小孩兒已是中年人，成了朋友，又同時出現在了今天的《非誠勿擾》上，這是件多麼神奇的事兒啊。
我在重慶的親戚都是最普通的勞動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樣憨厚善良、熱情好客。他們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歡樂的記憶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長大以後我才知道，這個姨婆不是外婆的親妹妹，她們是在抗戰期間逃難的路上認識並結為姐妹的，但她們一輩子比親姐妹都親。我們兩家的關係甚至比有血緣關係的還好。
那是特別可愛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們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廠工作，是個整天樂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她嘴裡永遠都有說不完的俏皮話，她的語言似乎與生俱來地帶有勞動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話如果寫出來一點兒也不好笑，但通過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調說出來，就特別好笑，特別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話不多，更缺乏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