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的童年歲月我完全生活在母系氏族裡。爺爺奶奶在南京，爸爸在西安電視台工作，我和外公、外婆、媽媽一起生活。外公不常看到，他早先在西南局（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個高幹招待所工作，後來到一所離家很遠的外國語學校工作了，一周回家一次。外婆在重慶日報社上班。到我上小學的時候，媽媽從重慶人民廣播電台調到西安電視台和爸爸團聚去了，我就被徹底丟給了外公外婆。
外婆是苦出身的家庭婦女，只有初小文化。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搞婦女解放運動，街道的婦女主任說婦女現在都要工作，不能當家庭婦女，於是外婆就響應號召去工作了。當時的新華日報社就在外婆住的那條街上，於是外婆就去了當時的新華日報社。後來新華日報社遷到南京，重慶原來的報社成了重慶日報社，外婆就在那裡，一直干到了退休，現在是重慶日報社還健在的員工中資歷最老的。
外婆和外公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忠厚老實、勤勤懇懇地生活了一輩子，左鄰右舍的關係都特別好，重慶日報社的老員工都知道他們。直到前些年，重慶日報社分福利房都還有我外婆的指標。早先根據工齡，外婆買了報社的一套二手福利房，我回重慶時看過，有一百零幾平方米。外婆讓我猜猜這套房子要多少錢，我說：「哎喲，您工齡那麼長，估計十萬八萬吧？」外婆無比驕傲地告訴我：「一萬！」
我得說重慶日報社是個獨樹一幟神奇的單位，福利和人際關係溫暖得讓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還能存在的事情。比如「頂職」，爸爸退休了，兒子進報社，有的兒子、兒媳都進去了，一家人好幾口子都在報社工作的比比皆是。我有很多小學同學，他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重慶日報社的。用我媽的話說，重慶日報社有點兒氏族公社的意思。
早些年國企都是這樣，這種社會主義的溫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也還算正常。上次回重慶見到那些從小一起玩兒的小夥伴，他們現在都已是中年，很多已經是報社的中層領導幹部了。其中有一個姓白的哥們兒，現在是報社車隊的副隊長，他在酒桌上喝得有點兒高了，拉著我的手深情地說：「沒得啥子說的，下回兒你再回來，我派凱斯鮑爾去接你！」我震驚了：「我回來就一個人，用不著大客車吧？」他又喝下一杯之後拍著我的肩膀說：「哎呀，車子大點兒，裡頭空氣好點兒嘛！」瞧瞧，什麼是感情！
重慶日報社的福利特別好，什麼東西都發，包括房子。報社有點兒錢就蓋房子，福利房制度延續了很多年。分福利房是要論資排輩的，外婆的工齡比總編的都長很多，雖然沒有行政職務、沒有黨齡，但工齡的硬杠杠比人長出一大截，沒幾個領導能比。外婆在前兩年才徹底來南京定居，之前是斷斷續續地來，因為她離不開重慶日報社那個溫暖的環境。在報社所有人都認識她，因為曾經在幼兒園工作的緣故，都八十多歲的人了，整個報社的人還是都叫她「姚阿姨」。
外婆年輕的時候非常漂亮，跟小時候看的《大眾電影》封面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女明星差不多。外婆生我媽的時候只有十六歲，所以外婆帶我的時候也很年輕，才四十多歲，看上去就跟我媽似的，學校里的很多老師都不相信那是我外婆。外婆管我很嚴，我媽都沒怎麼打過我，儘是我外婆打了—老人特別看重學習成績，經常為我沒有考第一名或者沒有考滿分把我打得鬼哭狼嚎。那時家裡的任何重大決定都是外婆說了算，外公從不發言，工資是一分錢不剩全給我外婆。外婆特別擅長操持家務，里里外外都是她一個人打理。
重慶女人很少有不會做菜的，就是在特別會做菜的重慶女人中，外婆的手藝都是遠近聞名的。現在外婆都快九十歲了，我媽燒菜的時候外婆還會在邊上看著，用重慶話拉長了聲調指揮：「先弄那個，然後放這個……」
外婆不僅菜做得好，我和我哥的衣服也都是她買布回來，自己裁、自己做的，連當時剛剛出現的夾克都是自己做，做出來的跟商店裡賣的一模一樣。那個年代，老人特別怕孩子穿得不好出去被人看不起，在外公外婆的意識里窮人家的尊嚴感特彆強，所以每年大年初一，外婆必定會讓我們哥兒倆穿上新衣服出門。
那時候買布是要布票的，為了我和我哥過年的兩套新衣服，外婆每年都從八九月份就開始攢布票，不夠的話就想其他辦法。外婆家很多鄰居是光棍，用不著布票，外婆就用家裡的煙票、酒票跟他們換布票。就這樣一直攢到年底，外婆買來布料，在昏暗的燈下拿劃粉畫線裁料，然後上縫紉機縫，趕在年三十晚上一定把衣服做好。大年初一我們哥兒倆出門，一定是從上到下一身新，每年的新衣服鄰居們都誇好看。
外婆有著勞動人民傳統的熱情好客。我媽的很多同學都在重慶，當初他們大學剛畢業，很多人還沒結婚，一幫同學一到星期天就上我外婆家蹭飯。到現在，我媽那些都七十多歲了的同學看見我還跟我說：「孟非啊，你外婆做的菜太好吃了。」我媽的這些同學周末來外婆家蹭飯，一直持續了很多年，直到他們陸續結婚。
外婆家平常就她和外公兩個人，非常省吃儉用。外公在高幹招待所上班，經常不在家住，所以他的糧票、油票、副食票就都省下來了，這樣每次我媽的同學們來，才有一大桌好吃好喝的。
我外公是一個善良且寡言少語的人，我現在都記不清他曾經跟我說過的話。可這麼善良老實的一個人卻偏偏長了特別凶的一張臉，還有一副大嗓門兒。因為文化程度低，表達有障礙，容易著急，一張嘴就是一嗓子，很嚇人，院子里的小孩兒大多都怕他。
外公是常州武進人，本來是做金銀首飾的工匠，抗戰爆發後，老百姓往內地撤，在逃難的路上外公認識了外婆，然後就結伴兒逃難到了重慶。當年漂亮的外婆之所以嫁給外公，也是因為窮，當年我外婆姐妹兩個，妹妹被抱到了別人家養。
一個外地人來到重慶，那時候也沒地方讓外公繼續靠做首飾的手藝謀生了，老實巴交的外公就在一個飯店當服務員，後來西南局進駐重慶辦公，外公又在西南局的高幹招待所當服務員。其實當時外公有個遠房親戚混得不錯，開了個比較大的飯館，就在解放碑，但是外公沒有去投奔他，而是靠自己賺錢養家糊口。經常聽外婆回憶說，外公在西南局的招待所經常可以見到賀龍、陳毅、鄧小平這些大人物，據說，外公還和周恩來的一個侄子有些交往，但當時並不知道他和周恩來的關係。
外婆跟我說，那個年代，想在重慶出人頭地、過得比別人好，只有兩條路：要麼跟政府的人混，要麼跟袍哥混。袍哥是重慶特有的江湖文化。當時重慶盛行一種民間幫會組織，叫袍哥會，裡頭的成員被稱作袍哥。當時的重慶人甭管是幹什麼的，即便是擦皮鞋、飯店跑堂的，只要跟袍哥沾上邊兒，就能混出頭來。但是外婆總是跟我說：「你外公，又不跟政府搞在一起，袍哥也不沾，就是老老實實地一個人拼搏。」
很多人會習慣性地認為，兒時生活在「母系氏族」里的孩子，性格中很可能會出現諸如膽小、軟弱等缺陷，但是我自認為好像沒有。也有很多人認為，父母離異的孩子的性格會有缺陷。在我十幾歲的時候，也就是所謂的青春期吧，父母離婚了。其實我整個少年時代都是在父母冷戰的氣氛中度過的—他們從我小學四年級時就開始冷戰，到我高中畢業才離婚—這麼多年的家庭矛盾，確實給我帶來了痛苦和陰影，但我自己覺得我的性格似乎也沒什麼障礙，人格似乎也挺健全的。所以我在《非誠勿擾》節目中，一聽有些人動輒說不找單親家庭的，單親家庭出來的孩子會怎麼樣怎麼樣，我就覺得這種想法很多時候都是人云亦云的想當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