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白居易集，92年印刷，簡裝，青色，封面上只有「白居易集」 四個字，書脊上印著「古典文學普及文庫」。藏書的人是講究書的版本的，我不是。這幾個字，就註定此書不登大雅之堂。它是嶽麓書社一系列的「普及文庫」里的，讀高中時陸陸續續買下一些。公平的說，嶽麓這套，雖然都是白文本，校勘排印卻不差，至少我很少發現錯誤。不似現在很多新出版的古籍，一看就叫人鬧心。
我對它的態度十分不恭。吃零食和入睡之前，手裡習慣抓本書，它也是此類之一。看到哪比較有趣，隨手就折起來。這麼厚的一本，被我抓來抓去，折來折去，居然歷經多年不散，也算是奇蹟了。相比那本被高高供起來，差點沒有洗手焚香翻閱的精裝《杜詩鏡詮》，它的待遇實在菲薄。
一樣的，我沒有刻意背過白居易的詩，幼年時出於炫耀與人打賭背長恨歌琵琶行，和念書時應付考試而背者除外。被折的幾頁還會被很愉快地翻出來看，看完，又翻過去了。
一個雪後的清晨，王獻之醒來，呵了呵手，漫不經心在一尺見方的絲絹上寫下「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十五個字，叫人送去給朋友。千餘年後，這方尺牘被尊為「鴨頭丸帖」，歷代無數收藏家的印鑒和有名或不太有名的文人官吏的題字，密密麻麻的湊在後面，成數丈長卷。
一個當代的書法的練習者無可避免面臨這樣的窘境：每件傳世作品，每位書家，都對他構成一種絕對的壓迫——無論是學習，或是突破。在二王的時代，書法之美雖然也是刻意錘鍊始能達到的境界，卻是始終是生活，一種日用而不覺的東西。
唐人在詩歌創作上，也享有這種自由。魏晉間人的成就受到普遍仰慕，卻遠不是壓迫。詩歌尚且缺乏一種絕對權威的範本，大家很平靜的分別表述自己。詩歌的語言，和日常並不脫節；詩歌的格律，無非是可以天然感受的節拍。看到在那些文采富贍的唐傳奇裡面，仙妖鬼怪都忍不住脫口「秀」一回，而舉子們厚厚的「行卷」可以被灶媼拿來引火，你就會明白，「詩」在這個時代，是多到可以浪費的東西。
喜歡白居易？給個理由先。這個理由就是，白居易是最不刻意寫詩的詩人。
也是一個清晨，秋寒初起，白居易在紙上寫下《夢得卧病攜酒相尋先以此寄》，叫人送去給好朋友劉禹錫，然後帶上一壺酒，慢慢向他的家裡走去。
病來知少客，誰可以為娛。日晏開門未？秋寒有酒無？
自宜相慰問，何必待招呼。小疾無妨飲，還須挈一壺。
在白居易集里，這是鮮受注意的一首，因為它實在是太平凡，平凡得和每日抬起頭看得見的日頭一般，可是在我一邊吮著零食一邊翻看的時候，卻覺得鬆弛而溫暖，為這樣樸素可愛的友情。
我忍不住想像劉禹錫每次接過這樣一張的詩箋的情形。上面的字一定不會很工整，幾分潦草幾分疏懶，他大約是眯起眼睛會心地微笑了罷，儘管笑容漸漸透出滄桑。
相比之下，白居易寫給元稹的詩，常常痛苦得有點歇斯底里，看得人色變心顫。有時，我更樂於讀一讀那些淡而醇的作品。
《寄張十八》
……
經旬不出門，竟日不下堂。同病者張生，貧僻住延康。慵中每相憶，此意未能忘。
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秋來未相見，應有新詩章。早晚來同宿，天氣轉清涼。
而以下兩首五言之蘊藉，其實足以回擊對白居易詩作滑易的批評。
《問劉十九》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壚。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友人夜訪》
檐間清風簟，松下明月杯。幽意正如此，況乃故人來。
「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種植當歲初，滋榮及春暮。信意取次栽，無行亦無數。綠陰斜景轉，芳氣微風度。新葉鳥下來，萎花蝶飛去。閑攜斑竹杖，徐曳黃麻屨。欲識往來頻，青蕪成白路。」（《步東坡》）
不是心中已經到達真正平和的境界，是寫不出這樣的詩來的。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正統文學史中總要和《秦中吟》《新樂府》對立起來，說宣揚地主階級情趣，表現出思想中消極落後一面云云。我得承認閑適詩的大部分成就不高，相似的題材被反覆表達之後，帶來只能是單調。我也總以為文人們過分熱衷於渲染安貧樂道知足常樂，使之無可避免成為詩里庸俗的流行符號。但我還是每每被他筆下的「庸俗」生活所打動，換句話說，他的庸俗叫我十分愉快。
《食筍》：
此州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折盈抱，抱來早市鬻。物以多為賤，雙錢易一束。置之炊甑中，與飯同時熟。紫籜坼故錦，素肌擘新玉。每日遂加餐，經時不思肉。久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且食勿踟躕，南風吹作竹。
我重視對一首詩的「閱讀初體驗」，那表示你在不經縝密思考前，一首詩最直截打動你的力量所在。「紫籜坼故錦，素肌擘新玉」是好卻不出奇的比喻，讀到此尚覺平平耳。最後一句卻叫我忍不住笑了起來。
於是想起李商隱的《初食筍呈座中》：「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雲一寸心。」我愛李商隱一如愛一個不知世故屢屢受傷的孩子，比起白居易，他活得委實太痛苦。
還有一次我忍不住笑出來，是看到文集中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奏陳情狀》，白居易自請調任京兆府判司，理由是「資序相類，俸祿稍多」，可以奉養母親。此事新舊唐書本傳中皆有記載，可能是要表彰孝道吧。其實在他自己，不過是在說老實話而已。後世人可能很難理解這一點。韓愈《教子詩》就遭到很多理學家怒斥，其實他也不過是在說老實話而已。
洪邁《容齋隨筆》記錄了他讀白集的一些零碎感受，其中就說到白詩喜紀年。白居易往往隨手把自己年齒寫入詩章，甚至不避瑣屑。讀他的詩，簡直就能把他的年表勾勒清楚。他還把自己每任官職俸祿多少，也寫進去。
洪邁覺得有趣，但他沒有說為什麼覺得有趣。我想，對白居易來說，詩和日記差不多吧。他並不經常刻意寫點什麼流傳後世，而是習慣性的用它來記錄的生活。詩對他就是「日用不覺」的。這必然造成一部份詩作面目之平庸——見過篇篇精緻的日記么？篇篇精緻的日記，一定是用來發表的行貨，而不是給自己看的東西了。詩的語言無疑需要錘鍊，但是我以為「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未免小家子氣，且有遠離詩作為「心聲」的本質的危險。
宋代以後，由於權威範本的確立，你可看到，詩論首先關注的是何種的風格門徑，「氣味直逼老杜」「似中唐」「有晚唐風韻」……每首詩就此被定格在一個框架內，掙脫不開。在古典時代徹底逝去之後，今天寫舊體詩的人，更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回歸那種純樸的「詩生活」的境界。
所以我以為「元輕白俗」之譏，對詩來說，輕足以為病，俗卻不然。白居易之「俗」，使人親切。只是白居易的七律，看了確實叫人打呵欠，乃是這種體裁自身森然面目使然——白居易把它們寫得和順口溜似的。
歷宦多年，白居易漸漸把生活分成兩部分：朝廷的，自己的。他也把詩分得很清楚：給世間的，給自己的。他做自己本分的事，有遺愛於百姓，還總是慚愧自己素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類似的話在詩集里反覆出現過，你沒有證據懷疑他的真誠；他也不準備再撲上去作力挽狂瀾狀，武元衡一事，已經叫他付出了不小代價。他並非怯懦的人，只是看不到犧牲的價值。好比投入一潭死水的石子，頂多盪一圈漣漪而已。「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從來都是文人的自作多情，即使狂放如李白，沉鬱如杜甫，也始終看不破詩人夢幻在猙獰政治面前真實的地位。「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入世出世的遊戲，文人百玩不厭，但難能到白居易清明的境界。
早歲從旅遊，頗諳時俗意。中年忝班列，備見朝廷事。作客誠已難，為臣尤不易。況余方且介，舉動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內，消盡浩然氣。自從返田畝，頓覺無憂愧。蟠木用難施，浮雲心易遂。悠悠身與世，從此兩相棄。
（《適意二首其二》）
他從此和他的環境疏離。他記住周圍的熱鬧其實和他並無多少關係。有人批評白居易在「甘露之變」後作的兩首詩大有幸災樂禍之意，實在是太不了解他的為人和心態了。
所以也不要全信《與元九書》里的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寫「給世間」的詩和「給自己」的詩的時候，立場和感覺是截然不同的。這主張僅僅對「給世間」的詩有效。比如他屢次抨擊「鄭之奪雅」，對流行音樂簡直是深惡痛絕，可是全集中，粗粗一算，描繪音樂的有三十餘篇，樂器有琵琶、蘆管、琴、箏、阮咸、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