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名其道不計其功。」這兩句話看去頗有道理，假如用在學術研究上，這種為學問而學問的態度是極好的，可惜的事是中國不重學問，只拿去做說空話唱高調的招牌，這結果便很不大好。我曾說過，中國須有兩大改革，一是倫理之自然化，二是道義之事功化。這第二點就是對於上說之糾正，其實這類意見前人也已說過，如黃式三《儆居集》中有申董於功利說云：
「董子之意若曰，事之有益無害者誼也，正其誼而誼外之利勿謀也，行之有功無過者道也，明其道而道外之功勿計也。」這裡固然補救了一點過來，把誼與道去當作事與行看，原是很對，可是分出道義之內或之外的功利來，未免勉強，況且原文明說其利其功，其字即是道與義的整個，並不限定外的部分也。我想這還當乾脆的改正，道義必須見諸事功，才有價值，所謂為治不在多言，在實行如何耳。這是儒家的要義，離開功利沒有仁義，孟子對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但是後邊具體的列舉出來的是這麼一節：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育，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庫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阮伯元在《論語論仁論》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我相信這是論仁的最精確的話，孟子所說的正即是諸侯之仁，此必須那樣表現出來才算，若只是存在心裡以至筆口之上，也都是無用。顏習齋講學最重實行，《顏氏學記》引年譜記其告李恕谷語云：
「猶是事也，自聖人為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即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於聖道之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同甫所為扼腕也。」顏君生於明季，尚記得那班讀書人有如狂犬，叫號傳噬，以至誤國殃民，故推重立功在德與言之上，至欲進漢唐豪傑於聖人之列，其心甚可悲，吾輩生三百年後之今日，播其遺編，猶不能無所感焉。明末清初還有一位傅青主，他與顏君同是偉大的北方之學者，其重視事功也彷彿相似。王晉榮編《仙儒外紀削繁》有一則云：
「外傳雲，或問長生久視之術，青主曰，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父，長生久視，徒豬狗活耳。或謂先生精漢魏古詩賦。先生曰，此乃驢鳴狗吠，何益於國家，」此話似乎說得有點過激，其實卻是很對的。所謂效力君父，用現在的活來說即是對於國家人民有所儘力，並不限於殉孝殉忠，我們可以用了顏習齋的話來做說明，《顏氏學記》引性理書評中有一節關於尹和靖祭其師程伊川文，習齋批語起首有云：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云云，未嘗不位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為生民槍惶久之。」這幾句話看似尋常，卻極是沉痛深刻，我們不加註解，只引別一個人的話來做證明，這是近人洪允祥的《醉余偶筆》的一則，其文曰：
「《甲申殉難錄》某公詩曰，愧無半策匡時難，只有一死報君恩。天醉曰，沒中用人死亦不濟事。然則怕死者是歟？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拚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這裡說的直捷痛快，意思已是十分明白了。我所說的道義之事功化，大抵也就是這個意思，要以道義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實現，以名譽生命為資材，去博得國家人民的福利，此為知識階級最高之任務。此外如閉目靜坐，高談性理，或揚眉吐氣，空說道德者，固全不足取，即握管著述，思以文字留贈後人，作啟蒙發饋之用，其用心雖佳，抑亦不急之務，與傅君所謂驢鳴狗吠相去一間耳。
上邊所根據的意見可以說是一種革命思想，在庸眾看來，似乎有點離經叛道，或是外聖無法，其實這本來還是出於聖與經，一向被封建的塵土與垃圾所蓋住了，到近來才清理出來，大家看得有點陌生，所以覺得不順眼，在我說來倒是中國的舊思想，可以算是老牌的正宗呢。中國的思想本有為民與為君兩派，一直並存著，為民的思想可以孟子所說的話為代表，即《盡心章》的有名的那一節：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君的思想可以三綱為代表，據《禮記正義》在《樂記疏》中引禮緯含文嘉云：
「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矣。」在孔子的話里原本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關係是相對的，這裡則一變而為絕對的了，這其間經過秦皇漢帝的威福：思想的惡化是不可兔的事，就只是化得太甚而已。這不但建立了神聖的君權，也把父與夫提起來與君相併，於是臣民與子女與妻都落在奴隸的地位，不只是事實上如此，尤其是道德思想上確定了根基，二千年也翻不過身來，就是在現今民國三十四年實在還是那麼樣。不過究竟是民國了，民間也常有要求民主化的呼聲，從五四以來已有多年，可是結果不大有什麼，因為從外國來的影響根源不深，嚷過一場之後，不能生出上文所云革命的思想，反而不久禮教的潛勢力活動起來，以前反對封建思想的勇士也變了相，逐漸現出太史公和都老爺的態度來，假借清議，利用名教，以立門戶，爭意氣，與明季清末的文人沒有多大不同。這種情形是要不得的。現在須得有一種真正的思想革命，從中國本身出發，清算封建思想，同時與世界趨勢相應，建起民主思想來的那麼一種運動。上邊所說的道義之事功化本是小問題，但根抵還是在那裡，必須把中國思想重新估價，首先勾消君臣主奴的倫理觀念，改立民立的國家人民的關係，再將禮教名分等舊意義加以修正，這才可以通行，我說傅洪二君的意見是革命的即是如此，他說沒中用人死亦不濟事，話似平常，卻很含有危險，有如拔刀刺敵，若不成功，便將被只有一死報君恩者所殺矣。中國這派革命思想勢力不旺盛，但來源也頗遠，孟子不必說了，王充在東漢虛妄迷信盛行的時代，以懷疑的精神作《論衡》，雖然對於倫理道德不曾說及，而那種偶像破壞的精神與力量卻是極大，給思想界開了一個透氣的孔，這可以算是第一個思想革命家。中間隔了千餘年，到明末出了一位李蟄通稱李卓吾，寫了一部《藏》，以平等自由的眼光，評論古來史上的人物，對於君臣夫婦兩綱加以小打擊，如說武則天卓文君馮道都很不錯，可說是近代很難得的明達見解，可是他被御史參奏惑亂人心，嚴拿治罪，死在監獄內，王仲任也被後世守正之士斥不孝，卻是這已在千百年之後了占第三個是清代的俞正曼，他有好些文章都是替女人說話，幸而沒有遇到什麼災難。上下千八百年，總算出了三位大人物，我們中國亦足以自豪了。因此我們不自量也想繼續的做下去，近若干年來有些人在微弱的呼叫便是為此，在民國而且正在要求民主化的現在，這些言論主張大概是沒甚妨礙的了，只是空言無補，所以我們希望不但心口相應，更要言行一致，說得具體一點，便是他的思想言論須得兌現，即應當在行事上表現出來，士庶人如有仁心，這必須見於宗族鄉黨才行，否則何與於人，何益於國家，仍不免將為傅青主所訶也。
要想這樣辦很有點不大容易吧。關於仁還不成問題，反正這是好事，大小量力做些個，也就行了，若是有些改正的意見本來是革命的，世間不但未承認而且還以為狂誕悖戾，說說尚且不可，何況要去實做。這怎麼好呢？英國藹理斯的《感想錄》第二卷里有一則，我曾經譯出，加上題目曰《女子的羞恥》，收在《永日集》里，覺得很有意思，今再錄於此，其文云：」
「一九一八年二月九日。在我的一本著書里我曾記載一件事，據說義大利有一個女人，當房屋失火的時候，情願死在火里，不肯裸體跑出來，丟了她的羞恥。在我力量所及之內，我常設法想埋炸彈於這女人所住的世界下面，使得他們一起毀掉。今天我從報上見到記事，有一隻運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魚雷，雖然離岸不遠卻立刻沉沒了。一個看護婦還在甲板上。她動手脫去衣服，對旁邊的人們說道，大哥們不要見怪，我須得去救小子們的命。她在水裡游來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這個女人是屬於我們的世界的。我有時遇到同樣的女性的，優美而大膽的女人，他們做過同樣勇敢的事，或者更為勇敢因為更複雜地困難，我常覺得我的心在她們前面像一隻香爐似的擺動著，發出愛和崇拜之永久的香煙。
我夢想一個世界，在那裡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強的烈焰，在那裡羞恥化為勇氣而仍還是羞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