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思想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是重大，卻並不嚴重。本人平常對於一切事不輕易樂觀，唯獨對於中國的思想問題卻頗為樂觀，覺得在這裡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確有點混亂，但這只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裡，只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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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作人在本文中鼓吹以「儒學思想」為「中心思想」，引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注意。1943年8月，在日本軍部情報局指導監督下的文學報國會在東京召開第二屆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會上由日本作家片岡鐵兵發難，攻擊周作人為「反動的文壇老作家」，主要根據是周作人在本文中提出「不應阻礙中國人民的慾望的主張，實即是對於為大東亞解放而鬥爭著的戰爭之消極的拒否」。
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可是，這又不能說的太簡單了，蓋在沒有儒這名稱之前，此思想已經成立，而在士人已以八股為專業之後也還標榜儒名，單說儒家，難免淆混不清，所以這裡須得再申明之雲，此乃是以孔孟為代表，禹稷為模範的那儒家思想。舉實例來說最易明了，孟子卷四《離婁》下云：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革食，一瓢飲，人不堪其優，顏子不改其樂，孔於賢之。盂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卷一《梁惠王》上云：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庫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後者所說具體的事，所謂仁政者是也，前者是說仁人之用心，所以儒家的根本思想是仁，分別之為忠恕，而仍一以貫之，如人道主義的名稱有誤解，此或可稱為人之道也。阮怕元在《論語論仁諭》中云：
「中庸篇，仁者人也。鄭康成注，讀如相人偶之人。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蓋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於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同一相人偶之道，是必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也。」這裡解說儒家的仁很是簡單明了，所謂為仁直捷的說即是做人，仁即是把他人當做人看待，不但消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還要以己所欲施於人，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更進而以人之所欲施之於人，那更是由恕而至於忠了。章太炎先生在《絜漢微言》中云：
「仲尼以一貫為道為學，貫之者何，只忠恕耳。諸言絜矩之道，言推已及人者，於恕則已盡矣。人食五穀，麋鹿食薦，即且甘帶，鴟饕嗜鼠，所好未必同也，雖同在人倫，所好高下亦有種種殊異，徒知絜矩，謂以人之所好與之，不知適以所惡與之，是非至忠焉能使人得職那。盡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所云齊物即忠恕兩舉者也。二程不悟，乃雲佛法厭棄己身，而以頭目腦髓與人，是以己所不欲施人也，誠如是者，魯養愛居，必以太牢九韶耶。以法施人，恕之事也，以財及無畏施人，忠之事也。」忠恕兩盡，誠是為仁之極致，但是頂峰雖是高峻，其根礎卻也很是深廣，自聖賢以至凡民，無不同具此心，各得應其分際而盡量施展，如阮君所言，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予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有如海水中之鹽味，自一勺以至於全大洋，量有多少而同是一味也。還有一點特別有意義的，我們說到仁彷彿是極高遠的事，其實倒是極切實，也可以說是卑近的，因為他的根本原來只是人之生物的本能。焦理堂著《易余龠錄》卷十二有一則云：
「先君於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案禮記《禮運》篇云：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說的本是同樣的道理，但經焦君發揮，意更明顯。飲食以求個體之生存，男女以求種族之生存，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進化論者所謂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過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單純的，只要能生存便不問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別個的生存，人則不然，他與生物同樣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覺得單獨不能達到目的，須與別個聯絡，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隨後又感到別人也與自己同樣的有好惡，設法圓滿的相處，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動物中也有能夠做到的，後者乃是人所獨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蓋即此也。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為仁的根苗，為人類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發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進於求永生以至無生，如猶太印度之趨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轉為求權力，如羅馬之建立帝國主義，都是顯著的例，唯獨中國固執著簡單的現世主義，講實際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濟即是現在說的爛熟了的共存共榮為目的，並沒有什麼神異高遠的主張。從淺處說這是根據於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夠深了，再從高處說，使物我備得其所，是聖人之用心，卻也是匹夫匹婦所能潛力，全然順應物理人情，別無一點不自然的地方。我說健全的思想便是這個緣故。這又是從人的本性里出來的，與用了人工從外邊灌輸進去的東西不同，所以讀書明理的士人固然懂得更多，就是目不識一丁字，並未讀過一句聖賢書的老百姓也都明了，待人接物自有禮法，無不合於聖賢之道，我說可以樂觀，其原因即在於此。中國人民思想本於儒家，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孔子，但是其理由並不是因為孔子創立儒家，殷殷傳道，所以如此，無寧倒是翻過來說，因為孔於是我們中國人，所以他代表中國思想的極頂，即集大成也。國民思想是根苗，政治教化乃是陽光與水似的養料，這固然也重要，但根苗尤其要緊，因為屬於先天的部分，或壞或好，不是外力所能容易變動的。中國幸而有此思想的好根茵，這是極可喜的事，在現今百事不容樂觀的時代，只這一點我覺得可以樂觀，可以積極的聲明，中國的思想絕對沒有問題。
不過樂觀的話是說過了，這裡邊卻並不是說現在或將來沒有憂慮，沒有危險。俗語說，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中國思想上也正是如此。但這也是難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與大火之禍害亦最烈，假如對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養人者害人，中國國民思想我們覺得是很好的，不但過去時代相當的應付過來了，就是將來也正可以應付，因為世界無論怎麼轉變，人總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總還是求生存，這裡與他人共存共榮也總是正當的辦法吧。不過這說的是正面，當然還有其反面，而這反面乃是可憂慮的，中國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願損人以利己，卻也不能如聖人的損己以利人。別的宗教的國民會得夢想天國近了，為求永生而蹈湯火，中國人沒有這樣的信心，他不肯為了神或為了道而犧牲，但是他有時也會蹈湯火而不辭，假如他感覺生存無望的時候，所謂挺而走險，急將安擇也。孟子說仁政以黎民不飢不寒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則是喪亂之兆，此事極簡單，故述孔子之言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的現象是安居樂業，結果是太平，不仁的現象是民不聊生，結果是亂。這裡我們所憂慮的事，所說的危險，已經說明了，就是亂。我嘗查考中國的史書，體察中國的思想，於是歸納的感到中國最可怕的是亂，而這亂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動，並不由於什麼主義或理論之所導引，乃是因為人民慾望之被阻礙或不能滿足而然。我們只就近世而論，明末之張李，清季之洪楊，雖然讀史者的批評各異，但同為一種動亂，其殘毀的經過至今猶令談者色變，論其原因也都由於民不聊生，此實足為殷鑒。中國人民平常愛好和平，有時似乎過於忍受，但是到了橫決的時候，卻又變了模樣，將原來的思想態度完全拋在九霄雲外，反對的發揮出野性來，可是這又怪誰來呢？俗語云，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以不仁召不仁，不亦宜乎。現在我們重複的說，中國思想別無問題，重要的只是在防亂，而防亂則首在防造亂，此其責蓋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再用孟於的話來說，我們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