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初到北大，及至民國十六年暑假，已經十足十年了，恰巧張作霖大元帥，將北大取消，改為京師大學，於是我們遂不得不與北京大學暫時脫離關係了。但是大元帥的壽命也不長久，不到一年光景，情形就很不像樣，只能退回東北去，於六月中遇炸而死，不久東三省問題也就解決，所謂北伐遂告成功了。經過一段曲折之後，北京大學旋告恢複，外觀雖是依然如故，可是已經沒有從前的「古今中外」的那種精神了，所以將這十年作為一段落，算作北大的前期，也是合於事實的。我在學校里是向來沒有什麼活動的，與別人接觸並不多，但是在文科裡邊也有些見聞，特別這些人物是已經去世的，記錄了下來作為紀念。而且根據佛教的想法，這樣的做也即是一種功德供養，至於下一輩的人以及現在還健在的老輩悉不闌人，但是這種老輩現今也是不多，真正可以說是寥落有如晨星了。
一、辜鴻銘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他是福建閩南人，大概先代是華僑吧，所以他的母親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裡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裡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正同課堂上的主人是好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著，也不失為車夫隊中一個特出的人物。辜鴻銘早年留學英國，在那有名的蘇格蘭大學畢業，歸國後有一時也是斷髮西裝革履，出入於湖廣總督衙門。（依據傳說如此，真偽待考。）可是後來卻不曉得什麼緣故變成那一副怪相，滿口「春秋大義」，成了十足的保皇派了。但是他似乎只是廣泛的主張要皇帝，與實際運動無關，所以洪憲帝制與宣統復辟兩回事件里都沒有他的關係。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想要找機會發泄。我只在會議上遇到他兩次，每次總是如此。有一次是北大開文科教授會討論功課，各人紛紛發言，蔡校長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這是他原來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現在裡邊了。又有一次是五四運動時，六三事件以後，大概是一九一九年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紅樓第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里開臨時會議、除應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長，各人照例說了好些話，反正對於挽留是沒有什麼異議的，問題只是怎麼辦，打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辜鴻銘也走上講台，贊成挽留校長，卻有他自己的特別理由，他說道：「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們有好些都在坐，但是因為他是贊成挽留蔡校長的，所以也沒有人再來和他抬杠。可是他後邊的一個人出來說話，卻於無意中鬧了一個大亂子，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這位是理教科教授，姓丁，是江蘇省人，本來能講普通話，可是這回他一上講台去，說了一大串叫人聽了難懂，而且又非常難過的單句。那時天氣本是炎熱，時在下午，又在高樓上一間房裡，聚集了許多人，大家已經很是煩躁的了，這丁先生的話是字字可以聽得清，可是幾乎沒有兩個字以上連得起來的，只聽得他單調的斷續的說，我們，今天，今天，我們，北大，北大，我們，如是者約略有一兩分鐘，不，或者簡直只有半分鐘也說不定，但是人們彷彿覺得已經很是長久，在熱悶的空氣中，聽了這單調的斷續的單語，有如在頭頂上滴著屋漏水，實在令人不容易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的時候，忽然的教室的門開了一點，有人伸頭進來把劉半農叫了出去。不久就聽到劉君在門外頓足大聲罵道：「混賬！」裡邊的人都愕然出驚，丁先生以為在罵他，也便匆匆的下了講台，退回原位去了。這樣會議就中途停頓，等到劉半農進來報告，才知道是怎麼的一回事，這所罵的當然並不是丁先生，卻是法科學長王某，他的名字忘記了，彷彿其中有一個祖字。六三的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學生都列隊出來講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學生，北京政府便派軍警把這些中小學生一隊隊的捉了來，都監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內。各方面紛紛援助，贈送食物，北大方面略盡地主之誼，預備茶水食料之類，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項。這數目記不清楚了，大約也不會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會決定請學校核銷此款，歸入正式開銷之內。可是法科學長不答應，於是事務員跑來找劉半農，因為那時他是教授會的幹事負責人，劉君聽了不禁發起火來，破口大喝一聲。後來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著落，而在當時解決了了先生的糾紛，其功勞實在也是很大的。因為假如沒有他這一喝，會場里說不定會要發生嚴重的結果。看那時的形勢，在丁先生一邊暫時並無自動停止的意思，而這樣的講下去，聽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鋌而走險的可能。當日劉文典也在場，據他日後對人說，其時若不因了劉半農的一聲喝而停止講話，他就要奔上講台去，先打一個耳光，隨後再叩頭謝罪，因為他實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關於丁君因說話受窘的事，此外也有些傳聞，然而那是屬於「正人君子」所謂的「流言」，所以似乎也不值得加以引用了。
二、劉申叔北大教授中畸人，第二個大概要推劉申叔了吧。說也奇怪，我與申叔早就有些關係，所謂「神交已久」；在丁未（一九0七）前後他在東京辦《天義報》的時候，我投寄過好些詩文，但是多由陶望潮間接交去；後來我們給《河南》寫文章，也是他做總編輯，不過那時經手的是孫竹丹，也沒有直接交涉過。後來他來到北大，同在國文系裡任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面：總計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說的文科教授會裡，遠遠的望見他，那時大約他的肺病已經很是嚴重，所以身體瘦弱，簡單的說了幾句話，聲音也很低微，完全是個病夫模樣，其後也就沒有再見到他了。申叔寫起文章來，真是「下筆千言」，細注引證，頭頭是道，沒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寫的實在可怕，幾乎像小孩子描紅相似，而且不講筆順。－－北方書房裡學童寫字，輒叫口號，例如「永」字，叫道：「點，橫，豎，鉤，挑，劈，剔，捺。」他卻是全不管這些個，只看方便有可以連寫之處，就一直連起來，所以簡直不成字樣。當時北大文科教員里，以惡札而論，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從前在南京學堂里的時候，管輪堂同學中寫字的成績，我也是倒數第二，第一名乃是我的同班同鄉而且又是同房間居住的柯采卿，他的字也畢瑟可憐，像是寒顫的樣子，但還不至於不成字罷了。倏忽五十年，第一名的人都已歸了道山，到如今這榜首的光榮卻不得不屬於我一個人。關於劉申叔及其夫人何震，最初因為蘇曼殊寄居他們的家裡，所以傳有許多快事，由龔未生轉給我們聽；民國以後則由錢玄同所講，及申叔死後，復由其弟子劉叔雅講了些，但叔雅口多微詞，似乎不好據為典要，因此便把傳聞的故事都不著錄了。只是汪公權的事卻不妨提一提，因為那是我們直接見到的。在戊申（一九0八）年夏天，我們開始學俄文的時候，當初是魯迅、許季茀、陳子英、陶望潮和我五個人，經望潮介紹劉申叔的一個親戚來參加，這人便是汪公權。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底細，上課時匆匆遇見，也沒有談過什麼，只見他全副和服，似乎很樸實，可是俄語卻學的不大好，往往連發音都不能讀，似乎他回去一點都不預備似的。後來這一班散了伙，也就走散了事；但是同盟會中間似乎對於劉申叔一夥很有懷疑，不久聽說汪公權歸國，在上海什麼地方被人所暗殺了。
三、黃季剛要想講北大名人的故事，這似乎斷不可缺少黃季剛，因為他不但是章太炎門下的大弟子，乃是我們的大師兄，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氣乖僻，和他的學問成正比例，說起有些事情來，著實令人不能恭維。而且上文我說與劉申叔只見到一面，已經很是希奇了，但與黃季剛卻一面都沒有見過；關於他的事情只是聽人傳說，所以我現在覺得單憑了聽來的話，不好就來說他的短長。這怎麼辦才好呢？如不是利用這些傳說，那麼我便沒有直接的材料可用了，所以只得來經過一番篩，擇取可以用得的來充數吧。
這話須還得說回去，大概是前清光緒末年的事情吧，約略估計年歲當是戊申（一九0八）的左右，還在陳獨秀辦《新青年》，進北大的十年前，章太炎在東京民報里來的一位客人，名叫陳仲甫，這人便是後來的獨秀，那時也是搞漢學，寫隸書的人。這時候適值錢玄同（其時名叫錢夏，字德潛）黃季剛在坐，聽見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裡去，可是只隔著兩扇紙的拉門，所以什麼都聽得清楚的。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後來不曉得怎麼一轉，陳仲甫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裡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著說，是呀，沒有出什麼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