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在我的這本書中生命這兩個字出現頻率一定很高，這並不是因為我的刻意，而是這兩個字每天都會莫名其妙地走進我的腦海里幾次。
我的工作是和人打交道，，尤其採訪「東方之子」，一句「濃縮人生精華」，更是要求自己必須象個看客，看一個又一個採訪者如何在生命的舞台上觸目驚心地演出著。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富於變化的了。年輕時很單純，曾經以為對生命知之甚多，隨著自己的成長，隨著眼前別人生命故事的接連上演，生命到底是什麼，已經越來越是個疑問。
雖是一個看客，看著別人在舞台上演各種各樣的生命故事，卻不會總是一味地鼓掌或嘆息，畢竟自己也是個演員，也在自己的生命舞台上翻滾與掙扎。有些生命的故事是相通的，而有些又太過不同，但正是在這很多的不同之中，我們明白了生命的萬千可能。
住在北大朗潤園的季羨林老先生，作為學者寫就的那些專著，我們絕大多數連聽說都沒有聽說過，即使聽說過，打算拿來一讀怕也是讀不懂的。但這並不妨礙文化人會把季老當作一面旗幟。因為讀不懂的是他的專著，而更深刻卻容易讀懂的是他生命中的無數故事和人生態度。
有一年北大開學，一個外地的新生入校，拿著大包小包，走進校園後，實在堅持不住了，便將行李放在路邊，正在為難之際，見前面來一布衣老者，於是請求老者幫自己看一會兒行李，老人爽快地答應了。這位新生如釋重負地去辦各種手續，很長一段時間過後，新生回來，老人仍在盡職盡責地看守著行李，謝過，兩人分別。
又隔幾日，北大召開開學典禮，這位新生驚訝地發現，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北京大學副校長季羨林，正是那一天為自己看行李的老人。
我一直不知道，那一瞬間，這名新生的感觸是什麼，但我想，對於季老來說，那件事已是很自然地忘記了吧？
多年以後，又有一個美麗的故事在季老和學生中間上演。
新學期，一群年輕的學子相約著在一個中午去朗潤園看望季老，到了門口，卻開始猶豫：正是中午時分，會打擾了老人的休息吧？於是左思右想，終於有了主意，眾多學子用一根樹枝，在季老家門外的土地上，留下各自的問候話語，然後歡快地離去。
這是我在北大聽過的最美麗故事之一，而把這個故事上演給季老是一種後輩給前輩的尊敬。
已經不太知道，年輕時的季羨林是一種怎樣的性格，但到了晚年，季老總是平靜的，即使在夫人和女兒相繼去世之後，我見到的季老，依然沒有把那份憂傷寫在臉上，平靜中有了一種對生命中酸甜苦辣滋味的超越。
但季老的內心真的是平靜的嗎？尤其在中國，做為一個知識分子經歷了這個百年？
聽一位北大的朋友講，在北大百年那一個喧鬧的慶典之中，常常見到已是87歲的季老一個人在樹林中或是未名湖畔，一坐就是幾個鐘頭。
這個時候的季老是平靜的嗎？
我們都習慣於把啟功的全名理解成「愛新覺羅．啟功」，但他自己卻堅決不這樣認為：「有人給我寫信來，信封上寫著：愛新覺羅．啟功，那我瞧都不瞧。有的時候我告訴人說：查無此人。你要到公安部查全國的戶口，沒有一個叫愛新覺羅．啟功的」。
我們習慣把啟功先生理解為大書法家，但他自己似乎也不這樣認為。
「一位老長親要我的畫，他第二句話就說：你別落款，讓你的老師給落上款。這下子給我的刺激很大――我這字不行啊！他不要！這樣子我就發憤練字，幹嘛呢？就為在畫上能題上字好過得了關，及格。多年以後，．．．．．書法家協會主席退了，我有事正在上海，協會缺席判決：讓啟功當主席，這下子又給我增加了一點虛名。事實上，我那字沒當上主席時還好點，現在當上這主席，大夥都要求給寫字，這一下子就成了大路貨了，都是偽劣產品。」
你看，啟功老先生就是這樣你說一他偏說二,以讓人接受的小惡作劇為樂，你指東他偏指西的一個被採訪者。按理說，這樣的被採訪者是最糟糕的，但啟功先生卻是我最喜歡的被採訪者，因為他正是通過幽默以及把人們看重的東西看淡來體現著一種深刻。
啟功老先生的幽默出了名，路遇學子，人家問他最近怎樣，他答：「不好，鳥呼了。」眾人不解，啟功老先生解釋：「一場大病，差一點烏呼了，鳥字不是烏字差一點嗎？」
眾人皆樂。
我採訪完先生之後，啟功老問：「什麼族？」我答：「蒙族。父親蒙族，母親漢族。」啟功老一樂，接著雙手舉上頭頂，手指卻耷拉著，我不解，啟功老又一樂：「咱倆一樣，純種狼狗耳朵都立著，不純的耳朵才耷拉著。」
於是我們開始一起樂。
但是也有啟功先生樂著說，我卻怎麼也樂不起來的事兒。
有一天半夜，啟功先生突然胸口發悶，憋醒了，以為是心臟病，這下子壞了：「還有什麼重要的事呢？我想要有就寫下來點吧，假定叫遺囑吧！總得有點內容有點題目，想一想，也沒什麼事，這樣就睡著了！」
啟功老是睡著了，但他講過的這件事卻讓我睡不著，加在啟功先生身上的盛名實在是太多了，但夫人多年前就已去世，加上沒有子女，於是讓一個國寶夜半時分醒來一個人孤獨地想後事的感覺實在不好，幽默有的時候是喜劇，有的時候未必。在每天快快樂樂的啟功先生面前，我總是覺得：笑容有時和嚴肅離得很近。正如他的好朋友張中行先生所說：「如果僅僅看到（他的）幽默就會上當，他風趣的後面更多的是嚴肅。」
食指是一個詩人，他寫的很多詩影響了很多人，但對我而言，他用自己的經歷寫成的無言之詩更具震撼力。不過，這首詩很難歸類，既沒有古典的對仗，也不象朦朧詩般充滿理想和對現實的懷疑，非要歸類的話，也只有划到後現代主義或是黑色幽默之類。
食指在1968年寫成的《相信未來》可能到下個世紀的68年依然會當作經典。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余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但可惜的是食指相信的與熱愛的都以相反的方式回報了他。
寫完這首詩後不久，他和很多同齡人一起去上山下鄉。短短几年以後，在他的同齡人面對殘酷的現實依然用他的《相信未來》支持溫暖自己的同時，食指堅持不下去了。七十年代初，他因精神分裂回到北京，從此住進北京市郊的北京第三福利院。這是一個收養無依無靠、無經濟收入及複員退伍軍人中精神病患者的福利院。
不要以為我們從此就可以一眼看出食指與我們有什麼不同。讓他換下病服，和你交往一段時間，你一定會覺得他很正常，並時常會為他精彩的思考而激動不已，但熟悉他的人知道，當他設想未來和描繪身邊現實的時候，他說的是一種美麗的謊言，有些是不存在的，有些是根本實現不了的。
他現在會繼續喜歡崔健，會在吃飯時盡量不剩飯菜，會出席簽名售書，會聽說舊時的朋友回來了，就急切地上門詢問人家又寫了什麼好詩，然後聽說人家根本好久不寫了也不失望立即開始念自己寫的詩，會比過去還深刻地說出：「藝術應當是璞而不是玉更不應該是精雕細琢的玉器。」
但不管怎樣，食指依然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堅守著自己精神的世界，雖然讓人看著有點辛酸，但誰又能知道，是他不正常值得同情還是我們都已不正常值得同情呢？
在上一個世紀里，有一個叫食指的詩人，由於《相信未來》，而住進了精神病院，至今沒有痊癒。
採訪張岱年老先生之前，他年輕時的為人與處世方式給我留下了狂傲的印象。
初中畢業時就寫下了終生志願：「強中國，改造社會，成或敗，退隱山林。」
19歲考上清華大學，因不願意軍事訓練而退學，後又上北師大，喜自學，不愛聽課。
20多歲時，胡適在中國文化界可謂一棵參天大樹，但張岱年先生敢於對胡適先生的某些觀點提出全面批判，讓人看出後生的勇氣來。
帶著這些年輕張岱年留給我的印象，我走近了老先生，他的家中面積很小，書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物品擺放雜亂無章，傢具陳舊而不講究，中秋時的月餅時至寒冬還在家中放著。由於家中無洗澡設備，因此必須去公共浴室，但年已過八旬，腿腳不便，洗澡成了他們老倆口最擔心的大事。
而坐在我面前的老先生早已不是當年後生可畏的張岱年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歷盡坎坷，性格早已外圓內方。
有時老先生一句話要重複個兩三遍，對人的態度多少有些謙恭，早年的那個張岱年是不見了。面對這種變化，我的心不停地下沉，因為我知道，變化的原因不是年齡，而是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對他的衝擊和洗禮。
1957年他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