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聞工作，表面上看是和一個又一個事件打交道，而歸根結底，其實是和一個又一個具體的人打交道。平常做《東方之子》就更是如此。
而一旦不停地和人打交道，人的生老病死，我們就都迴避不了。曾經眼見著是生龍活虎的一個人突然有一天你就被告知他已經躺在了病床上，雖然人得病總是常事，然而畢竟或多或少有過交往，因此這個時候就常常感慨造物主的殘忍。
更加殘忍的是要經常面臨一些死亡，尤其是那些曾經在我們的鏡頭前抒發過自己的抱負講述過自己的人和珠，如果有一天，忽然哪一位同事告訴你：他已經走了，我往往會突然愣一下神，然後讓他曾經在我們面前說過的精彩的話語在自己的眼前飛過，也算是一種紀念。
做《東方之子》節目幾年，陸續的不少節目中的主人公悄悄離去，比如有一天，我打開報紙，突然看到一篇紀念前任衛生部長陳敏章的文章，「他走了？」再仔細一看，已走了一些天，「才60多歲啊！」可造物主從不因為他過去做了多少好事而遲些下天堂的請柬，看這篇文章時的那一瞬間，我的心情自然和其它讀者不同，因為幾年前，他還在部長位置上時，我採訪過他，清清瘦瘦，辦公室里一張整潔的小床，一個知識分子部長的典型形象。直到採訪結束和他告別時，他還在意猶未盡地和我們談他的憂慮：中國的乙肝患者能不能少一點。這樣一位一直為他人的健康操心的人，自己竟然英年早逝，而且殘酷的是由於他是位優秀的醫生，因此身體剛剛有些異樣的時候，他就準確地為自己的病情下了判斷，然後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這個細節讓我看這篇文章的同時，有一種再為他做一期「東方之子」的願望，然而一切都晚了。
還有的告別給人的突然性更大。96年底我採訪了民樂大師彭修文，接著我就出差到上海，工作之餘，我在上海的報紙上驚訝地發現彭修文去世的消息，「這怎麼可能？」然而白紙黑字告訴我，這是事實。可對我來說，另外一個事實是，我剛剛結束對他的採訪沒幾天，節目還沒有播出，而採訪他時，彭大師還精神很好，腦子裡全是民樂的問題，還有很多多年來不被人理解的痛苦與寂寞。
然而這一切都隨著大師的仙逝而走遠，身後只有哀悼的哭聲而了東西南北的議論聲。
對我來說，剛剛相逢就得在心中準備告別詞，彭大師的離去給我內心的衝擊是大的。
每一次和優秀人物的相識都是一種緣份，而每一次和相識過的人說永別又都是一件再殘酷不過的事。然而畢竟只要在人世間，這種告別就會殘忍著出現，讓你我無法躲開。於我來說，每次看到生命的終結，我都不認為這是個句號，而往往是個感嘆號在我腦海中盤旋，以下幾次告別自然過去幾年中印象深刻的，幾個的感嘆號也自然在心中揮之不去。
1997年是中國大事不斷之年乎我們的意料，然而原訂的忙碌是從7月1日香港回歸開始的，接著是十五大然後是大江截流，也因此大家都做好上半年輕鬆一點的準備。
但誰也沒想到，在這段輕鬆一點的上半年，小平的逝世卻讓所有的中國人都輕鬆不起來。
那個春節剛過，我和《新聞調查》攝製組飛往廣東，去做一期關於廣東足球滑坡現象調查的節目。
足球一直是我的愛好，這一次把愛好與工作連在一起，心中的歡喜與往日不同，加上攝製組裡大多是球迷，一路上歡聲笑語，都以為要經歷一段愉快的廣東之旅。
2月20號上午8點多鐘，我還在廣東一家賓館的床上熟睡，突然被編導劉春叫醒：「岩松，小平去世了！」
也許是睡夢中被醒，一時間有點懵，腦子中還接受不了這個事實，晃晃腦袋坐在電視機前，看到的雖然是香港的電視節目，但內容已是關於小平去世的，這時，我不得不相信這個事實。
一瞬間，有一種很大的毀滅感和恐慌襲擊著我們。小平去世是突然的，但這件事在我們很多人心中都設想過，出現，並不突然，然而國內國外，鄧小平去世後的局勢分析都給這個事件的出現蒙上了一層神秘和擔憂的色彩。
我很快清醒過來，下樓去報攤上買報紙，買報紙的人很多，很多報紙也很爭氣，這麼短物時間竟已出了好幾版善於鄧小平去世的各種報道和背景資料。
翻這些報紙時，我心中想的最多的總是可能是：接下來的中國將走向何方？
在這一個上午，21年前周總理去世和毛澤東去世的情節也頑強地往我腦海里跳，想推也推不出去。
……
1975年底，我和家人去哈爾濱去接正在外地接受治療的父親回家，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在我們第二天就要回家的那一個晚上，醫院裡的喇叭傳出了哀樂，音樂還沒有結束，我看到我的格母親已經淚流滿面，可不一會兒，我見他們又破涕為笑，，原來哀樂響過以後，傳來的是康生去世的消息，這自然讓他們笑容滿面。因為哀樂響起來的時候，他們憑直覺以為是周總理去世了呢！
當時的中國人都已經絕望地把中國的命運系在了周恩來的病情好轉上，周恩來能晚點走是他們最後的希望，也因此晚點聽到為周恩來響起的哀樂，他們便覺得，希望還在，心中的熱度就還存在一分。
當時我還是個孩子，自然無法體會這種情感，但我已經隱隱感覺到：周恩來別去世，這樣大人就都會高興一點！
可是幾億人的挽留也沒能阻擋周恩來生命的離去。
1976年1月8號，哀樂還是為周恩來響起了，馬上大人們便都淚流滿面，當時的父親已經病入膏肓，然而，1月8號那一天，他卻聽一次廣播掉一次淚，我也掉了眼淚，不過並不是因為司令，而是大人絕望的哭聲中，有一種讓我恐懼的東西，我知道，大人的哭聲不僅僅是為一個優秀領導人的離去。那幾天，就象約好了一樣，來我家中的大人，動不動就在談到周總理時掉一次眼淚，後來看家中有人來，我就乾脆到外面去，我可不想看大人哭。
那一個龍年可沒打算只讓中國人哭一次，9月9號那天下午，我正在學校里玩耍突然喇叭里又傳出了哀樂，我們都驚呆了，「又是誰？」
「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幸去世！」
末日可真的是到了，聽到這個消息的最初，我們一大幫孩子可是有點不信，不一直是毛主席萬歲嗎？怎麼才80多歲他就離開我們呢？
家中的日子也不同以往，父親躺在床上，他的日子已經不多了，也許是身體的原因，毛主席的去世沒能讓他掉眼淚。奇怪的是那幾天，說起一些事來，大人都很小聲，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幾天不許娛樂，因此大人們喝酒時，都要把窗帘掛得嚴嚴實實，把門緊緊關好，然後才敢把酒往肚子里倒。
第二天上午，我還得繼續上學，到了班級後，老師又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告訴給我們，課是自然沒其它內容了，懼成了最重要的課程。
老師的語氣是哀痛的，不一會兒，我們50多人中就有人哭了起來，不用回頭也知道是我們的女班長，這一下，我們的壓力很大，有人哭了我們不哭那可是階級感情的問題，於是很快大家都趴在桌子上哭了起來。
正在這時一位老師走了進來把我叫走：「大家化悲痛為力量，白岩松跟我走。」
原來當時我是學校廣播站的廣播員，一大堆懷念毛主席的稿件等著我去念呢。於是我就坐在學校的廣播室里，拿著沉重的腔調開始播送。
那幾天由於我父親來日不多，家中大人很多，感覺得到，他們憂心忡忡，誰也不知道中國將會怎樣？議論起來，他們也左顧右盼，唯恐哪句話說錯了給自己惹下大禍。
家中的氣氛自然凝重極了。
9月15日，我的父親去世了，對於我們一家人來說，家人的離去自己是哀傷的極致，然而畢竟毛主席剛剛去世，我們對於父親的追悼也不敢在張旗鼓，哭聲也多少有點壓抑。悲傷不能無限制地釋放是我對那一個九月最深的記憶。而每一個人對未來的恐慌，沉甸甸地在那時人們的心中壓了許久。
然而痛苦過後光明就一點點到來，國家如此，家庭如此，個人好如此。
那一頁都翻過去了！
……
有了二十一年前那樣一種偉人離去後，民眾恐慌與擔憂的記憶，很自然的，小平去世，也直接下意識地有了些擔憂。
但中國在這二十一年中已經脫胎換骨了。
知道小平去世後的那一個上午，我們攝製組的幾個人一直在議論中度過，相信每一個人心中也多少對以後幾天工作是否能夠如期進行沒有太大的把握。
悲痛和擔憂是必然的，工作仍要繼續，中午和要接受採訪的對象打了個電話，對方回答我們：下午的採訪可以正常進行。
中午從賓館出來，大街上依然車流穿梭，行色匆匆的路人與往日看起來沒有什麼兩樣，餐館裡大多數仍然是座無虛席。看起來，雖然空氣中隱隱有一種偉人離去後異樣的味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