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十年當中，我相信我們很多人經常面臨一種理智與情感的強烈衝突。
面對很多事情，我們經常會有一種左右為難的感覺，接觸一件事情，也許短時間內會有一個是與非的判斷，但隨著對這件事情了解的深入，是與非的輪廓會慢慢模糊起來，再想下一個判斷，內心的衝突就多了起來。
這種衝突也許和我的血型有關。常有人和我開玩笑說：「你是AB型血，天生的左右為難，一邊有A型的理智，一邊有B型的情感，不在你心中製造戰爭才怪。」也許是有些事情的確讓人左右為難，因此我也會在別人的玩笑中感受到：或許內心深處，真的有一種A或B的強烈碰撞？當然更有甚者，還會和開更大的玩笑：你們AB型人得精神分裂的概率要比其它血型的人高。這個時候，我往往一笑了之：「沒那麼嚴重吧？」
這個時候，我就更願意相信理智與情感的經常交戰和我的職業有關。記者首先是人，面對一件事情，當然會有自己的判斷，自己的情感，喜怒哀樂也會馬上寫在臉上，但緊接著，會讓新聞人的角色佔據上風，冷靜客觀是新聞有的重要素質，如果任憑情感泛濫，而不讓理智趕緊把關，那感情之火往往會把客觀這種素質燒掉，電視上的表達就會走向偏激走向具有破壞性的一面。
當然面對一些事情，我們很多人都會有一種理智與情感的衝突，更重要的是：我們這個社會正在處於一個急劇變化的轉型期，舊的規範及評價標準似去未去，而新的機制及是非界限又將來未來，在這樣的夾縫之中，清晰地說出是與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理智與情感的衝突也就在所難免。
也許情感意味著我們現在的態度，而理智意味著我們必須超越現在的態度，把眼光放遠，從一時的得失和喜怒中出來，尋找一個更遠的目標。
議論是枯燥的，也許講幾個過去中發生在我採訪中的故事，我們能更清晰地觸碰到理智與情感在我們身邊糾纏過的隱隱傷痛。
從肖想莉到楊曉霞，我們該如何面對需要捐助的孩子？
1993年，《東方時空》剛剛開播半年之後，冬季，我們來到清冷的武漢。在我們的報道計畫中，原本沒有肖想莉這個名字，然而一名當地記者卻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女孩子，被父母遺棄後，被一對盲人夫婦收養，這對盲人夫婦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生活極其艱難。從6歲起，這個被收養的孩子肖想莉就擔起家中的家務重擔，做飯、洗衣服，幼小的肩膀不堪重負卻執著地一干就是五六年。在學校，她還是一個好學生，是學校排球隊的隊員，胳膊上掛著三道杠，深得老師和同學的喜愛。
故事講得就是這樣簡單，但我們幾個人聽過之後都感受到一種深深地感動，也許是幹了的緣故，在我們的腦海中，一幅幅畫面出現了。我們想幫她一把，也想把她的事情講給更多的人聽，讓很多同齡的孩子知道：在他們這個歡天喜地的年齡中，有一個叫肖想莉的女孩已經勇敢地擔起了一種責任。
出發點很善良，完全是一種情感的自然流露，我們一致通過了對這個片子的拍攝。
真實的肖想莉生活環境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惡劣。低矮的房屋中，如果不開燈，就會顯得有些看不見對方。收養她的盲人默默地坐在家中，用極其微薄的撫助金來面對生活。小小的肖想莉每日調度著這個家的生活：清晨早早起來，討價還價著買菜，然後回家做飯，處理完家事，上學，中午一放學便急急往家趕，做飯，給盲人夫婦夾菜盛飯然後洗碗收拾，下午繼續去學校上課，晚上回家，一日最後一餐又要從頭忙到尾，都忙完了，爬上自己的小閣樓，開始做功課。在這樣生活節奏中的肖想莉，從外表上看，要比她的同齡人要瘦上一圈，臉色也幾乎找不到紅潤的痕迹。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小小的肖想莉就這樣度日。
我們在感動中用紀錄片的方式拍完了這個片子，然後在《東方之子》節目中第一次把一個小女孩當成了主人公，在1994年初播出了。
節目播出之後，反響劇烈，瘦弱的肖想莉讓屏幕前的太多觀眾憐愛同情和尊敬，資助與慰問自然雪片一樣飛向肖想莉。
事情開始有些不妥起來。
1994年5月1日，我們《東方時空》節目開播一周年，由於要拍特別節目，我們在過去拍過的幾名「東方之子」中選出幾名重新尋訪，肖想莉是其中之一。
再進肖想莉的學校，大門口的標語牌讓我們有些吃驚，上面寫著：「學習雷鋒，學習肖想莉。」看得出，我們的節目和隨之而來的各種報道已經把肖想莉捧上了一個很高的位置。
經常有單位來學校請肖想莉去演講，肖想莉也學會了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別人聽並感動別人。
變化在肖想莉身上發生了。社會各界捐款眾多，收養她的盲人夫婦也開始和學校產生矛盾，總覺得學校隱瞞了些什麼，而肖想莉由於習慣了拆開夾著金錢的來信，因此，如果哪一封來信拆開之后里面沒有錢，肖想莉就會露出不太高興的神態；好的自行車和有機也搬進了肖想莉低矮的家中，生活明顯地改善了。
當肖想莉的老師把這一切講給我們聽的時候，我們開始不安起來，事情的發展並不象我們最初想像的那樣簡單。我們開始懷疑：當初我們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愛這個孩子還是害了這個孩子。
事態的發展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糟糕，又過了兩年，我們聽武漢來的朋友講起，肖想莉已經不見了，臨走給家中留下話：學是不上了，自己要去南方當三陪女，苦日子該結束了。
我們聽到這個結果，都有一種當了兇手的感覺。是不是正因為我們的報道，肖想莉平靜的苦日子才開始被打破，誘惑出現了，而最終，誘惑一步一步把肖想莉送上了不歸路。
理智開始遲到地出現，莫非善良有時也是一種錯誤？
見到貧弱的孩子，立即想伸出援手去拉一把是人之常情，然而一旦火候沒有掌握好，這隻伸出的援手卻使出了反方向的力，將被扶助者推進另外的苦難中。
理智和情感開始打仗，難分難解得讓我自己都不知該站到哪一方。
肖想莉的事件走向有些特殊，姑且可以算作特例，內心的審判只在我們幾個人心中進行就可以了，但由此引開去，我們都該想到這樣一個話題：我們該如何扶危濟困？
最近一些年來，我們經常可以在報紙雜誌上看到一些孩子或某些成年人遭遇不幸的報道，而往往這樣的報道出台之後，社會各界的同情心便蜂湧而至，中國人的善良有目共睹，社會各界伸出的援手往往救不幸者於危難之中，結果總是好的。
我深受感動也時常成為伸出援手中的一位，然而理智告訴我必須關注這樣一個問題：那些沒被新聞關注的不幸者呢？
小姑娘楊曉霞的不幸很多人都是通過報紙知道的，她患了一種罕見的疑難絕症，從外地來到北京求醫，沒有錢，找不到名醫，生命之光就要離她遠去。社會上的人們在看到記者的感人報道之後，出錢出力出方子，在眾人的幫助之下，楊曉霞終於渡過難關，生命重新開始象鮮花般美麗。
但社會的捐助還是源源不斷地湧來，楊曉霞全部康復之後，富餘的金錢有幾十萬之多。
我知道，楊曉是幸福的，但在中國，和楊曉霞處在同樣病痛境地的孩子還有很多，而由於未被媒介知曉，他們也許就在錢的壓力下默默地死去。
同在藍天下，命運如此不同，這公平嗎？
情感告訴我們，遇到弱者部會伸出援手，理智告訴我們，通過媒體象幸運抽獎一樣地扶危濟困不是個辦法。
楊曉最後把幾十萬元巨款捐給了宋慶齡基金會，很多善良的人鬆了一口氣，否則多餘的錢放在健康的楊曉霞家中，人們總會被自己愛心引出的結果弄得有些心中不安。
必須擁有一種機制，讓扶危濟困的甘露能均勻地流向更多的土地之中，也許媒體中的不幸者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改變命運，但更多不不知名的不幸者也該得到救助。如果更多的基金會能具體而又令人放心地承擔起這種任務，社會的愛心將會釋放得有效和公平得多。
也許我們將來習慣於把捐款投向一個箱子之中，它可能是少年白血病救助基金，可能是無家可歸兒童救助基金，可能是生活貧困的大學生救助基金等等。我們知道這些基金會得到很好的監督，他們會具體地把愛心投放到更多不知名的不幸者身上，於是我們放心地離開，我們會被告知，在某一個角落，那個不幸重新走進了快樂的生活，我們也因此擁有了更多的快樂。而理智與情感的交戰也會在這個領域偃旗息鼓。
這一天還會遠嗎？
誰能告訴我，肖想莉現在在哪裡？
張金柱活著的時候，人們希望這樣的敗類應該儘早從這個世界上消失，而張金柱死了，卻又有人開始發問：張金柱該死嗎？
張金柱是誰，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這位曾經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