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並不是因為我們過去一直富裕，而今貧困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不得不驚訝而新奇地面對。
恰恰相反，是因為我們過去普遍貧窮，由於都窮便沒有了參照物，大家都窮得心安理得，面不面對貧困都無足輕重，反正每日的生活就是和貧困作鬥爭。
但是今天不同了，改革二十年象一個巨大的攪拌機，轟隆隆地一轉，等大家從攪拌機里走出來的時候才發現：眼前的一切都變了，昨天相依為命的鄰里，而今一個彷彿在天堂而另一個彷彿在地獄，過去一樣貧窮時還可以相對哀聲嘆氣，今天由於財富和生活質量的巨大差距竟連相對說上句話都困難……
一方面是城市中高樓大廈林立，高級轎車穿梭往來，《精品》、《時尚》等報刊引領著高尚人士的生活格調，幾萬元一桌的晚宴天天有人光顧，超過萬元一平米的別墅與公寓賣得很好……改革開放二十年，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生活的確富了起來。
但另一方面呢？
在城市的高樓大廈下面，被生活拋離出來的人們衣著寒酸地伸手向富人們渴望施捨。午夜時分，地鐵門口，大馬路的地下過道裡面，睡在報紙上的人們夜夜可以見到；一家三口，父母雙雙下崗，老人要撫養，孩子要上學，經濟上捉襟見肘的家庭越來越多。
貧富差距在改革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飛速拉大，而正是在這種差距中，貧困成了全新的問題，從某種角度說，相比較之下的貧困是改革的後果，是改革的代價，但更是繼續改革道路上的不穩定因素。
因此讓我們一起來面對貧困。
1996年春天，為了創辦《新聞調查》這個欄目，我們在北京開始了《宏志班》這個片子的拍攝，沒想到這次採訪使我深深地介入到城市貧困人群的生活之中。
北京的廣渠門中學，為了讓那些貧困家庭中的孩子有高中可上，特地設立了一個叫「宏志班」的班級，考上這個班的孩子，在高中三年的時間裡，將減免一切費用，還有適當的補助。對於貧困家庭來說，這無疑是個福音。而這個班面對全市招生，專招那些家庭生活十分困難而學習又很優秀的孩子。
宏志班的老師向我們介紹：招生那天，報名地點人山人海，然而這一個班畢竟才五十幾個名額，因此有相當多的家長是失望而歸的。不過這種火爆的場面其實是在悄悄提醒我們：這個我們一直以為富裕而繁榮的城市中，貧困人口的大量存在卻一直被我們忽略了。
要想把《宏志班》這期節目做好，我們當然得走進這批孩子的家中，於是以下一幕幕場景開始出現。
在北京城的東南角，有一個還算漂亮的小區，當我們在一個宏志班學生的帶領下走進這個小區時，我們還以為走錯了地方：怎麼住的樓比我們想像的高級？
然而進了他家，我們就知道了這家人的生活真相。幾乎沒有一點裝修的痕迹，水泥地就那麼直率地面對著我們，傢具很簡單而且少得可憐，式樣都是二三十年前的，由於沒有錢交暖氣費和煤氣費，因此房子正中是一個燒煤的爐子，煙囪極不協調地從窗戶中伸出去。
這家的主人是當年的知青，由於受傷致殘加上回城晚了幾年，現在只好以揀破爛收廢品為生。他們住的這套房子還是由於祖上留下的老房拆遷後分到的。
接著我們又去了一家，這家的貧困直接體現在他們的居住條件上。
孩子的父母都是知青，回城後一無所有，只好在親屬住的房子邊上接了一個不到6平米的小房子。
在這個小房子里是不能集體行動的，因為房子擺完一個雙人床後，剩下的地方已經不多，而在這不多的地方里，又必須給孩子擺一個箱子，裝東西的同時又能當桌子做作業，可以想像，人在裡面行動該是多麼不便。
由於居住條件，家中四口人是很難見面的，父親和另外一個孩子一個在外值夜班一個在外找地住，家裡就母子倆相依為命，更何況這樣的房子還是在違章建築之列，因此寄人籬下的感覺更加強烈。
隨著採訪的進行，北京這座城市已經讓我越來越陌生，喧鬧和繁榮開始在我眼前消失，城市的另一面開始真實地顯現出來。
有一個孩子的家裡，母親跑了，孩子和老人是這家的主人，白天也得點上燈才有光亮，屋裡那股潮濕的氣味讓人很難忘記。
還有一家，住在郊區一個垃圾場里，不大的屋子裡簡單而整潔，兩個兒子接連要向大學衝刺，看得出來，父母在兒子優秀的學習成績面前那種興奮而又焦慮的心情。是的，兩個兒子如果都上了大學，那負擔恐怕要比現在還要重得多。不過看著他們一家生活在垃圾場中的團結和樂觀，我知道，這家人的困難一定會過去的。
然而不管怎樣，城市中的貧窮還是不加掩飾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也許貧窮本身並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當我講述著這此剛剛看到的貧困現狀時，很多聽者將信將疑：「不會搞錯吧？這可是北京！」
是的，這是北京，因此我看到的貧困現象恐怕在全國比較起來還算是相對好一點少一點。
在東北，有一次和吉林省領導一起去拍攝，不知怎麼講起冬天取暖問題，從省長到其他領導一致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在長春分管取暖工作的那位領導。
原來，在東北的城市中，相當的職工根本交不起每年一千多塊的取暖費，但如果因此就不給暖氣，誰心裡也過不去，但給吧，這年年的虧空越背越沉。於是每年到了冬天，主管領導和貧困的百姓一樣苦惱，原因一樣：都是為了取暖。
而且我們別忘了，「溫飽」一詞中，「溫」可是排在「飽」前面的呀。
在東北還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一個下崗職工懷揣著珍貴的一百元錢去採購年貨，行至半路遇到劫匪，一百元錢被搶了去，正欲哭無淚之時，劫匪發話：「你是哪一個單位的？」回答：「我是XX廠的。」劫匪驚呼並作同情狀「你們那兒也開不出工資來了，得了你拿走五十吧，其實咱們一樣都為一袋子面。」這位被劫的下崗職工連聲謝謝，起身離去，沒走多遠，就聽著剛才那個劫匪在後面喊：「別走這條路，前面還一撥呢！」
我猜想這可能不全是虛構，回一趟東北，都能聽到相類似的故事，然後是講述者和聽者憂心忡忡的表情。毫無疑問，在現實生活中可能很多人的生活比故事中的還不如。
這還只是在城市中，中國農村裡的貧窮那就更讓人觸目驚心了。
離南方一個極其發達的城市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我們攝像機就拍到了好多貧窮的家庭，其中一家全家就一床破被子，，更別說其它物品了。
民政部長多吉才讓帶著感情和我們講，他看過的一些家庭，全部家當加一塊都不到50塊錢。
江澤民主席去貴州視察貧困山區後，回來吃不下中午飯。
好了，這一切和貧困有關的所見所聞，都足以讓我們在一種富裕的幻覺里清醒過來。的確，城市的樓高了，人們的錢包鼓起來了，但還有相當多的中國人，正在溫飽問題上掙扎著。
難怪曾經採訪過多個貧困縣的作家黃傳會對我講過這樣一段話：「當我從那些貧困縣回來，再聽到人們唱《黃土高坡》就覺得彆扭。怎麼能唱得那麼瀟洒呢？我想唱歌的人一定沒有去過黃土高坡，否則那兒生活的沉重不會讓他唱得這麼瀟洒的。」
面對貧困：我們該抱怨誰呢？
在探討造成貧困的原因時，相信有些人在內心深處是信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富是因為自己的努力，而窮是因為自己的不努力。
如果是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也許這個法則是有效的。
但是在走過來的路上，競爭環境公平嗎？
1998年5月1日，是《東方時空》開播五周年的紀念日，這了這個日子，我們欄目準備在剛剛遭受地震災難的張北地區蓋一所希望小學，為此拍攝的紀錄片需要一首歌，作詞的任務給了我。
我是在春節的一片喜慶氣氛中寫這首歌詞的，地點是在中國富裕的省份江蘇。
歌詞的第一段出來的很快，「在一個石頭比土多的山崗，我和羊群走進天亮，……我卻聽到心中的聲響，山的那一邊究竟有沒有陽光？」
後來，做這期節目的編導張朝夕去了張北回來後告訴我：沒錯，那兒就是石頭比土多。
這就是相當一部分貧困人中的生活環境，很難想像，在這樣的環境中，拚死拚活又能改變多少？
在城市中的人們已經習慣：生下來就在一個相對優越的生存環境中，而那些臉朝黃土背朝天，一生的生命半徑只有幾十公里的農民來說，改變談何容易。
這就難怪從事農民問題研究的學者陳錫文會在每次從貧困山區回來，內心總有一種負疚感出現：我們為那些生活不易的人們都做了一些什麼？
這是在農村，而即使是在城市中，相當多貧困人中的命運也不全是自己的過錯。
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