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直播，在我心中一直是當一個理想在耐心地等待。
1996年1月份，我在一篇論文上寫到：呼喚新聞直播時代的來臨，並偏執地認為，如果沒有現場直播的大量湧現，就談不上什麼新聞改革，談不上什麼真正的新聞節目主持人。
不過，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我對現場直播新聞類事件何時大量湧現，並不敢抱太樂觀的態度，因為文藝和體育類的直播都不會讓很多人太過擔心，假設出了一些問題，也很難和政治靠上邊，可如果是新聞類事件，採取現場直播的報道方式，那承擔的風險就太大了。因此，採用這樣的報道方式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所以，我以為，大量新聞性直播節目該是幾年之後的事情。
但新聞領域內的競爭畢竟已經日益白熱化，誰都知道，飛機不飛是安全的，但為了這種凝固的安全，飛機就真的不飛了嗎？顯然不能！
1997年一系列大的事件，為現場直播新聞類事件搭了一個最好的舞台，中央電視台別無選擇。雖然對香港回歸七十二小時的報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畢竟一切都安全地直播了，這讓許多人寬下了心，現場直播報道自此以後終於蔚然成風。在之後的幾年中，間隔時間越來越短地出現在觀眾面前，成了我們多少已經有些習以為常的報道方式。
這樣的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也再次證明我當初對現場直播報道湧現時機的判斷有些太過悲觀了。
勢頭讓我高興，但必須聲明的是，目標還很遙遠，在新聞領域內，先走一步的是大型新聞事件的現場直播報道，而下一步應當是中型，甚至是小型的新聞事件都採用現場直播報道的方式，讓觀眾真正與事件的發生保持同步，讓新聞報道的透明度更高一些。與此同時，一些新聞評論或訪談類欄目也能採用現場直播的方式進行播出，那是更大的進步。我不知這樣的目標，實現起來需要我們付出多少年的時光，但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來，我再次希望我此時的判斷是保守的。理想實現的速度遠遠快過我的預期，那最好，因為，每當看到國外電視台尤其是他們的新聞報道上不停出現的LIVE字樣都讓我深受刺激並熱切地想往，我喜歡那種在LIVE狀態下的新聞生涯。
夢做得遠了些，還得把思緒收回，雖然自己對現場直播報道出現的時機判斷有些保守，但當新聞性事件的現場直播報道接連在中央電視台出現之後，我卻非常幸運的與之開始了緊密的相連，從最初的香港回歸到最近一次的飛越新世紀，絕大部份的現場直播報道，我都幸運地參與其中，這種幸運甚至改變了我的目標。如果說過去僅僅是希望在屏幕上爭取做一個智商還不算太低並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主持人，那麼，參與了多次現場直播報道之後，我希望，將來，自己的一切能力都是在直播狀態下展現出來，我想，這不僅是我的目標，從某種角度說，也該是中國電視的目標。
幾年之中，一次又一次現場直播報道，在我此時此刻的眼前，像電影片斷一樣快速地飛過，每一次直播都可以台前幕後地寫上長長的文章，但我知道，這一切都必須濃縮，於是有了以下的片斷，雖不完整，卻是我個人成長的碎片，是LIVE在中國成長的碎片。
參加這次直播，我能明顯地感覺到，大家的競技狀態都很好。
回過頭來想原因也很簡單，一來香港回歸的直播報道雖然得到了領導的肯定和觀眾的寬容，但我們自己的心裡，多少有一種渴望再戰的衝動，不想挽回一些什麼，卻想做得讓自己滿意些，另外經過香港回歸，大家的心理素質和直播業務都得到很大提高，因此，面對三峽大江截流的直播，大家的心裡似乎有底得多。
直播的形式也很獨特，我們到達宜昌，全部住進一艘五星級的大船―東方皇后號，和這艘船緊挨著的就是這次大江截流指揮部的船，信息的溝通由於這種很近的距離變得簡單起來，再不像香港回歸直播時很多事情靠的是猜測。
當然大家都住在船上，對於大型事件的現場直播報道來說，這是一個有利的因素，那就是哪個位置的人都隨叫隨到，各工種的人都可以快速解決自己份內的事兒，工作效率高，內耗減少。
十幾天的時間裡，我們一遍又一遍地進行著演練，二十幾個機位，天上有直升飛機，客輪甲板上搭起了露天演播室，身後一百多米處就是大江截流的龍口，還有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一切因素都顯示出，這一次直播報道，是在一種極好的兆頭中向前走。
對於我來說，好兆頭依然是丟東西。
從北京出發時，戴上了一塊新表，但短短的空中飛行之後，到達宜昌不久就發現，表不見了，這是我第一次戴比較正規的機械錶，但卻以丟失告終，我只好和眾人自嘲：香港直播時丟了手機，直播沒出什麼錯，這次直播又丟了手錶，肯定一番風順。
結果證明我的預言是正確的，整個直播過程中一帆風順，我和方宏進出任總主持人，在那江風不時吹過的露天演播室中，在沒有任何提示器的情況下，大段大段的主持語脫口而出，甚至導播會在耳機沖我喊：「少說點！」
十幾個小時的直播很快過去，那些內容相信都已留在很多觀眾的腦海里，事隔很久，我倒是應當把另外兩件觀眾不知道的事情記錄下來。
在直播進行的前一天晚上，李鵬、丁關根、羅乾等同志來到我們的露天演播室，出乎意料的是對我們的囑咐：「明天直播時，一定要雅俗共賞，不能只讓專家懂，老百姓聽不懂，反而是要觀眾一定要聽得懂。」
當時我和老方以及嘉賓主持陶景良都在，後來我們和嘉賓主持陶景良開玩笑說：「我們想專業都專業不起來，你這專業人士可得雅俗共賞一些。」
果然第二天陶景良發揮得極好，真的做到了雅俗共賞。其實不光這一次直播，做任何電視節目，自我欣賞、曲高和寡都是沒有任何市場的。
在直播即將開始的早上，吃飯的時候，方宏進看到楊偉光台長，就上去問他：「我們馬上就要開始直播了，您對我們還有什麼囑託嗎？」楊台長很輕鬆地說：「放開了說。」
至今我都在回憶「放開了說」這四個字背後的一種大度，我相信這四個字對我們當天直播的良好狀態起到很大推進作用，因此是要感謝楊台長，感謝一種自信的放手，這是現場直播報道能向前推進的重要保證。
所以我真的希望，在每次直播開始前，都能有領導拍著我的肩膀來上一句：「放開了說。」
我們都會不辱使命的。
第三件要說的事，是當天晚上直播結束以後發生的。
經過短短兩個小時的調整，我們做直播的那艘船就駛離了宜昌，開往武漢，第二天在武漢讓我們回京。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船上的歌舞廳里狂歡，平時矜持的人們也都擁有了極度放鬆的神情，高分貝的喊叫持續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都在酒精的幫助下有些激動，但我知道，這種超常的狂歡，是因為在此之前的二十來天時間裡，現場直播這四個字一直沉甸甸地壓在每一個人的心裡，表面上輕鬆是每個人對其餘人的安慰。
而直播順利結束，大家如釋重負，於是狂歡，「大家重新還陽了！」
這場現場直播的新聞記者招待會，相信已經以一種經典的方式留在了我們每個人的記憶里，但說句馬後炮的話，當時我們直播前就已經對這種經典性有所預感。
這場直播是我們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和九屆政協一次會議十場直播中的第十場。
這屆兩會前所未有的進行了十場直播，依然要感謝香港回歸和三峽大江截流的順利直播，沒有97年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就不會有後來的直播探索。
這次兩會直播報道的最大特點還不是十場這樣一個超常的數量，而在於報道的方式也是全新的。
在此之前的重要會議直播中，出於各種考慮，我們大多數採用信號直接切進會場的方式，前面沒有主持人的介紹，後面也沒有適當的點評，好處是安全，不足之處在於缺乏相關背景的介紹，不符合電視的特點，另外由於各種原因，當會議推遲進行或是突然有一些意外情況出現時，都只能尷尬地等待或是粗暴地把信號切走，然後讓觀眾在猜測中議論紛紛。但九屆人大和政協的十場直播則完全不是這樣，每次直播的開始有主持人的相關介紹，利用圖板和專題片的穿插，對今天會議的主要內容進行分析和引導，然後在直播有關議程之後，加適當的點評和要點分析。會議的直播由於這種報道方式的變化顯得專業化了一些。
我出任了這十場直播的主持人，在跨度多天的會議中，高密度地一場接一場進行直播，但狀態一直是興奮的，我喜歡這種全新的嘗試和兩會中一些全新的變化。
我們都知道最後一場朱鎔基總理記者招待會是個重頭戲，朱鎔基是個能出「彩」的人，直播將使這種「彩」毫無保留地展現在觀眾面前。
在記者招待會之前，兩會閉幕,我們在演播室里詳細介紹了朱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