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點青春／一點點走開／一點點流浪起來／一朵朵鮮花／一朵朵盛開／一朵朵飄散得很快……
這是1995年春節之前，我為《東方之子》組創作的歌曲《其實每個生命都需要表白》，很多聽過這首歌的人問我，歌曲為什麼叫這個名字，一開始的歌詞是什麼意思。
對於我們來說。每天的工作應該用一種善良的心去關懷人，用我們的鏡頭和屏幕給更多普通人表白的機會，但其實，鏡頭後面的我們也是需要關懷與表白的一群人，因此有了這個歌名。
歌詞的開始部分，對於我身邊的人們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一種生活狀態。頭三句：一點點青春／一點點走開／一點點流浪起來，寫的是男同胞，而後三句自然寫的是女同胞。
其實很多人都已知道，《東方時空》、《焦點訪談》這群人絕大多數都不是中央電視台的正式職工，尤其在93年、94年、95年那三年，我們這個欄目像一座充滿朝氣的兵營，似乎每天都有著人員的進進出出。印象很深的是，每次出一次長差，回到辦公室，總有些新來的人不認識，而過去熟悉的人不見了蹤影，一打聽，另謀生路了，就是這樣一種殘酷但生機勃勃的流動，製造了《東方時空》和《焦點訪談》起步後的輝煌。
那個時候的《東方時空》很有點電視界延安的味道，一批又一批全國各地的熱血青年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來參加一場電視界的革命，這種狀態的形成，並不是因為《東方時空》節目本身已經做得多麼優秀，而是因為他們在長期封閉的令人有些窒息的電視機制里打開了一扇通氣的大門，讓很多早就渴望自由的青年電視人有了追夢的地方。
於是流浪北京就成了自然。
在《生活空間》自己的欄目介紹中，很多工作人員用文字披露了自己來新聞評論部的原因，這成了難得的一份心靈記錄。
陳虻：93年6月的一一,當孫玉勝靠著窗檯對我說：到《東方時空》來吧。我回去看了二十幾天的《東方時空》，想了二十多天。有兩點理由，我決定來了，一是《東方時空》是一個天天的節目，天天播，就一定天天有事干，我不願閑著；二是《生活空間》當時是一個服務性的欄目，教給人一些生活技能，我想我在這兒幹不成什麼好事，至少不會幹對不起老百姓的壞事。（作者註：陳虻後創造了「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這句經典廣告語，並由害怕閑著變成渴望閑一兩天，但沒有機會。）
孫華拉：有人說《東方時空》是「中央電視台的深圳」，就為了這句話，為了成為中央電視台的深圳人，我來了。（作者註：但如果特區慢慢內地化了，你是改變這種狀況還是選擇離開？）
林宏：在河北當了十幾年的記者，93年早晨，被電視屏幕上《生活空間》節目所驚醒，驟然感到：微斯人，吾誰與歸？於是乎，懷揣著首屆中國新聞獎的證書，晝夜兼程投奔於《生活空間》帳下。（作者註：更多的人是什麼獎狀都沒帶就來了，因為當時的評論部只關注現在和未來。）
倪俊：為了更大的生活空間。（作者註：人多了，《東方時空》也被作大了。）
李冰琦：因為希望。（作者註：一個乍一聽像空話但仔細一聽就讓人想掉眼淚的理由，評論部心中絕大多數人心裡都有，只是有人說了，有人沒說。）
劉挺：找罪受。（作者註：同意，但清閑對於年輕來說，本就是最大的懲罰。）
李曉明：不過是想活得透氣點，遇上這兒需要人手，還能提供溫飽。（作者註：來評論部的人並非不食人間煙火，恰恰相反，如果沒有溫飽，理想是空的。但請注意：是溫飽，不是小康。）
其實還有很多，這裡不過是個節選，更重要的是，樣本選取的是《生活空間》工作人員的，但表達的卻是當時來新聞評論部人們的共同心聲。在那一段時間裡，理想與希望並不是個空洞的話語，幾乎所有新來《東方時空》的人眼中，我都能看到一種純真的東西，這種相遇，讓彼此雙方都會擁有一種世外桃園裡的激動。
夢想是吸引力，而到了北京，生活就成了流浪人群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有人陸續而來，住處自然就是最先要解決的問題。在最初工資都很低的情況下，一群天南海北來的人過一種集體生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就拿《東方之子》組來說，我們屢次搬家，最後穩定在北京六里橋一棟居民樓的半地下室里。那套房子有七、八個房間，住著我們近二十人。由於吃飯長期處於打游擊狀態，因此大家請了一個保姆，專門負責做飯。這個盡職的保姆，每天給我們清楚地算帳，誰領來一個朋友吃飯，錢自然是不能少交的。
在這套房子里，我們生活了一年，這套房子中，高於地面能透進光線的窗戶只有十多個厘米高，潮氣是有的，但由於人多便散發了。男男女女每天人來人往，生活永遠是熱鬧的。每天都會議論藝術與片子的拍攝，甚至會爭論得面紅耳赤，那時的手機是奢侈品，因此離家甚久的人會在夜晚到辦公室給父母打一個問候的電話，然後踩著夜色回到地下室這個熱鬧的家。
在這套房子之中，只有我一個結婚的人，因此電視、冰箱都是公用的，每天早上我用迪斯科舞曲叫大家起床，而那個地下室里過的除夕，我們兩口子做了一桌子飯菜，等待除夕下半夜加班的同伴回來，那樣一種感受，讓我們多少找到了相依為命的感覺。
對於流浪北京的人們來說，物質上的回報是暫時看不到目標的，甚至當時從各自的家鄉離開，打碎那種含金量還可以的鐵飯碗，本就是為精神上的一種慰藉，一種可以自由呼吸的生命狀態而來，因此「群居」似的集體生活，沒有人會覺得很苦。
在那流動的搬家過程中，在那一大套地下室之中的生活里，每個人似乎都亢奮著、跳動著、燃燒著，中間夾雜著和人有關的各種故事。喝多了以後的迷狂、談戀愛時的你死我活、閑下來時牌局的你輸我贏……更重要的是那段日子是《東方時空》、《焦點訪談》等欄目向上攀升的階段，從某種角度說，正是流浪北京的人們用一種流浪中的激情點燃了這把改革之火。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當我們在地下室里住的津津有味的時候，夏天的一場大水把我們的家園沖了個七零八落，集體生活被迫結束了。
那場水來得非常突然，外面一直下暴雨，不知是因為豆腐渣工程還是因為房管部門維修不力，我們的窗戶突然成了進水的閘門。由於是半地下室，屋裡的地面本來就低於外面的地面，因此只用了很短的時間，我們的家園就成了汪洋世界，屋裡的人們雖在齊膝的水中緊急搶救，但家園的凋零已是不可避免。
當時我們的一位攝像拍下了這有點悲壯的場面，而另一位組裡的同事用這些畫面做成了一個小片子，配上惠特尼．休斯頓深情款款的歌聲，播放的時候，大家表面是笑的，但心中是否流淚，怕只有各自知道了。
這一切對於我們來說都不算是苦難，甚至回憶起來還多少有點留戀的味道。這之中，還有其它的一些因素時常困擾著流浪的人們。比如說，心中永遠的漂泊感、變換了生活環境以後的感情生活，不是中央電視台的正式職工，因此沒有任何福利，沒有對於分房子的渴望，沒有藉資料的資格，還有某些正式職工的白眼，出去採訪時不公正的待遇等等，這一切都曾經在局部的時間裡刺痛過流浪的心，但很快就過去了。
大水沖走了我們《東方之子》組的集體生活，相信其它組也都有著各自精彩而讓人感慨的故事，最初那種夾雜著熱情的流動感也慢慢穩定下來，大家開始在京城之中租下房子各居一方，見面時大多是在辦公室或是出差之中。夢想不用在眾人之中分享，各自組內的人員也穩定下來，不再是出一次差回來，就能輕易看見陌生的面孔。
我為同事們高興，從20多歲走過30，人們不能總是停留在一種流浪的狀態之中，上面有老，有的人下面也開始有小，生活的重負在理想的面前也是必須承擔的，穩定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但我在的祝福的同時，依然懷念那種流浪時的激情。生活環境不再像最初那般惡劣，但內心深處那種流浪的激情之火卻不應該熄滅，否則我們的節目就註定要在越來越精緻的技巧之中消滅了激情消滅了一種粗糙而原始的衝擊力，那是可怕的。
在評論部內部曾有一個欄目向工作人員問過一個問題：你為什麼還沒走？回答是多種多樣：
「還沒累死呢！」
「還沒過癮，走什麼走！」
「我喜歡這個職業和我的同事們。」
「自己騙自己個兒。」
「在這裡，似乎總也達不到理想的目標，於是我留下了。」
「累傻了。」
「因為理想還不曾破滅。」
「希望大於失望。」
「因為還不是走的時候。」
……這最後一句回答最讓我提心弔膽，和評論部的感情經過六年多的日子，有愛戀，有慣性始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