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事情，在想像中發生的時候，神聖無比，而當真實的發生到來的時候，人們卻失望地發現，它並不如想像中的神奇與壯觀。
新千年的來臨就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們，很早之前就為這一天的到來設計了各種場面。於是，我們這些人也一直以倒計時的心態來等待著這一天的這一刻。幻想中，是有些激動的，畢竟告別的是一個世紀和一個「1」字頭的千年。
但很快我們就發現，這所謂的神奇時刻，更像是商家和傳媒聯手策劃的賣點，在普通人心中，這一夜和平時也許並沒什麼不同。
不過，我是新聞人，因此即使那一夜自己想睡覺，工作也不允許我這樣做，我註定要打起精神迎接新千年。當1999年12月31日24時，那意味著新的一個千年開始的鐘聲敲響，我來不及激動和感慨萬千，身邊的直播正在進行，下一個環節就要開始，於是，在這被很多人認為神聖一刻的時間裡，我心如止水，在工作中敬業地扮演著螺絲釘的角色，然後幾個小時飛快地過去，新千年第一天的凌晨，工作結束了，我出奇地困，於是倒頭便睡，忘了這是一個嶄新的開始。
但新的千年畢竟來了。
在此之前，我們都像一個爬山的旅人，走過的路程陡峭無比，理想、鮮血、生命、眼淚鋪就的登山之路異常艱苦。最初的情形我們已無從知曉，因為我們是後半程上的路，走過一段之後，這一個百年和千年的山頂就在我們的眼前，於是，我們相互鼓勵著，加油，還有10年，加油，還有9年，加油……5年、3年、1年，在倒計時的牽引下，我們互相攙扶著走上千年和百年的山頂。
原本以為這山頂是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上來了才發現：這不過是一個新的地平線，前方還有一個又一個山頂，中間霧氣迷濛，路是怎樣的，我們無從知曉，而且我們也都悲觀地知道，下一個山頂，我們這些地平線上的人大都看不到了，不管那山頂是怎樣的美麗或凄涼，都是後人眼中的風景。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會停下腳步，地平線從來只用作出發，於是我們只能簡單回頭看看，然後撣撣灰塵，又該上路了。
不停地有人在說：我們真是幸運，因為趕上了千載難逢的千年之交和很多人沒經歷過的世紀之交。
我似乎一直都不敢同意這樣的幸運觀。
千年太過漫長，我們這些人怕是沒有權利回顧也沒有權利去感慨萬千的，但面對一個百年，談論一下的資格似乎勉強還有，於是，我覺得，人走在世紀的中間，渾渾噩噩，迷迷茫茫，也就罷了，可趕上世紀之交，就似乎必然要回頭看看，清點清點路程，計算計算得失，這一回頭不要緊，競在百年的路上，查看出我們那麼多的創痛、傷口、眼淚，還有貧窮、遭受的屈辱、走錯路的遺憾、同胞間因戰爭或「革命，，的互相爭鬥。
回望中的畫面當然是觸目驚心的。
然後才開始慶幸：這一個百年畢竟過去，那不堪回首的畫面也就在新世紀鐘聲敲響的時候悄悄合上了。記憶可以掩蓋，但回首時心中的那份疼痛卻會在新世紀的路上隱隱地持續很久。
這難道就是正逢世紀之交的「幸運」?
在一次不經意的聆聽中，發現了台灣歌手齊豫的一首歌，名字叫「覺」。
上中學的時候，我們在課本中都學過林覺民的《與妻書》，作為推翻舊制度的英雄，林覺民何等的壯烈，在就義之前，仍能給妻子留下一封大義凜然併流傳後世的遺書。
然後我們就都記住了死去的林覺民，忘記了那還活著的林覺民的妻，林覺民就義之後，她又過著怎樣的生活呢?
齊豫的這首「覺」，就是站在林覺民妻子的角度上，唱給林覺民聽的歌。當然，真正聆聽這首歌的只能是我們這些只記住林覺民卻忘記了他妻子的人們。
「愛，不再開始，卻只能停在開始，把繾綣了一時當作被愛了一世……誰給了你選擇的權利，讓你就這樣的離去，誰把我無止境的付出都變成紙上的一個名字，如今，當我寂寞的那麼真，我還是得相信，剎那即永恆。」
歌唱完了，聽者半天都回不過神來，在這一個過去的世紀中，以革命的名義，一個又一個兒子、丈夫、父親戰死疆場或其它的什麼地方，然後在各種典籍中，我們都一次又一次默念著他們的名字。
那麼遠的事，我還是覺得沒資格談，我只是從一個兒子和丈夫的角度，替過去世紀中很多的母親和妻子憂傷一下罷了。再大的苦難，都已經過去，那些妻子和母親也大都追尋丈夫和兒子的蹤影，到另一個世界團圓去了。因此今天的我們再給予怎樣多的同情，都有點馬後炮的意思，所以，寫到這兒，也只能是愣了愣神，不過更多是為了以後的妻子和母親。
關於母親的話題本該結束，可是由於「革命」或叫「運動」在中國延續了很久，所以連我這個30多歲的年輕人都開始有權談一件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和母親有關的話題。
1978年，我從東北的海拉爾去遙遠的內蒙西部集寧市為我的父親開追悼會。
到了集寧市，很多母親過去的同事見到我，表情都有些怪異，一口一個小蘿蔔頭叫著，讓我多少有些驚慌。
後來聽母親講才知道，由於文化大革命中，父母都被打成「內人黨」，因此，我剛生下兩個月，便開始隨父母住進牛棚。每到晚上，我便啼哭不止，我在這邊一哭，父母的牛棚難友們就在另外的一些屋子裡哭，小蘿蔔頭的稱呼便由大人們脫口而出。
知道我有這樣經歷的人，都會同情地送給我一句：小時候夠苦的。
我似乎不以為然，年幼無知時，經歷的苦難再大都不該稱其為苦，因為自己渾然不覺，甚至在記憶中連一些痕迹都沒有。那時真正苦的應該是大人。
我一直在想，在那樣年代的每一個牛棚里的晚上，當我不知趣的哭泣引起大人們落淚的時候，我母親心中該是怎樣的絕望呢?
而在中國，這樣的母親又有很多很多，事隔很久，她們還需要安慰嗎?如果需要，我們又該用什麼樣的方式安慰她們呢?
新世紀的到來，把這一切記憶都悄悄地合上了，站在地平線上的人們，當然更多的時間，是把視線投向前方。
這絕不是一個可以忘記過去的嶄新開始，甚至可以說，不好好回頭，是不能走好前路的。對於我這個30多歲的新聞人來說，沒有資格談論很久以前的事，剛才說的一些更久遠的事，就當是童言無忌，因為在我的身上，真正可以動筆的記憶只能從1989年開始。
那一年，我從校園中走出，對於每一屆畢業生來講，這轉變都意味著一種挑戰和興奮，但那一年，我們很多人沒有。
這個國家正在經歷震蕩，短時間，沒人看得清前方，於是，我們也只好在社會的大船上隨之起起伏伏。
不管當時怎樣年輕，可我的角色已經是新聞人，不管周圍怎樣樂觀或絕望，這都不是一個可以獨善其身的職業，於是，我不得不在這10年中，努力睜大眼睛，在痛苦與快樂交織的心情中，同這個國家一起朝前走。
記得很清楚，1989年春節剛過，我便急匆匆地從家中逃出來，跑回學校，和約好的大學同學共同花天酒地，那個時候，家是束縛，社會這個外面的世界才是我們演出的舞台，在家裡多呆一天，連呼吸都會覺得沉悶。
1999年春節，我在妻子的家江蘇鎮江過節，那一個春節，我過得清靜，名山名寺走走，清茶一杯，閑談少許，日子在舒坦中一轉眼就過去了，終於到了要從家中離開，回北京去開始新工作的時候。可就在這時，我卻忽然像小學生不願意上學一樣，為這一長段家居生活的結束而悶悶不樂起來。其實，這個時候，我逃避的並不是北京也並不是工作，而是在這座城市和這種工作中必有的掙扎、競爭、苦悶和心靈的勞累。
從21歲想儘早離家，到31歲多少有些厭倦外面的世界，變化的時間只用了10年，這個時候，才真正聽懂了10年前的那首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一定有人問我，你的這本書為什麼叫《痛並快樂著》?
首先要聲明，這5個字的組合併不是我的獨創，它來自齊秦一張專輯的名字。
在1989年，我們是在崔健和齊秦的歌聲中離開校園的，崔健意味著我們面對社會，齊秦告訴我們獨對心靈。對於我們這一大批人來說，齊秦這兩個字已不是一個歌手的名字，而變成了一種記憶的開關。在齊秦的歌曲中，他有很多精彩的創作，都深深地打動過我們，歌詞或旋律總是容易和我們親近。在他的一系列專輯之中，《痛並快樂著》並不特別出色，我聽過這一張專輯之後，留下最深印象的已不是哪首歌哪一段旋律，而恰恰是這張專輯的名字：《痛並快樂著》。
開始動筆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想過很多名字，但突然從某一天起，「痛並快樂著」這5個字就在我的腦海中固執地停留，揮之不去。同時非常奇怪的是，真是應了「名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