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新月》月刊團體②里的人們在說，現在銷路好起來了。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際極少的人，也在兩個年青朋友的手裡見過第二卷第六七號的合本。順便一翻，是爭「言論自由」的文字③和小說居多。近尾巴處，則有梁實秋先生的一篇《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以為「近於死譯」。④而「死譯之風也斷不可長」，就引了我的三段譯文，以及在《文藝與批評》⑤的後記里所說：「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只有束手這一條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這些話，細心地在字旁加上圓圈，還在「硬譯」兩字旁邊加上套圈，於是「嚴正」地下了「批評」道：「我們『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譯』和『死譯』有什麼分別呢？」
新月社的聲明⑦中，雖說並無什麼組織，在論文里，也似乎痛惡無產階級式的「組織」，「集團」這些話，但其實是有組織的，至少，關於政治的論文，這一本里都互相「照應」；關於文藝，則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的餘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這類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難的是文字，……簡直讀起來比天書還難。……現在還沒有一個中國人，用中國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寫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產文學的理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字旁也有圓圈，怕排印麻煩，恕不照畫了。總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國人的代表，這些書既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為一切中國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國斷絕其生命，於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長」雲。
別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從我個人來看，則事情是不會這樣簡單的。第一，梁先生自以為「硬著頭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夠，還是一個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實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種特色。第二，梁先生雖自來代表一切中國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國中的最優秀者，也是一個問題。這問題從《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釋。Proletary⑧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義，是有理可說的。但這位批評家卻道：「其實翻翻字典，這個字的涵義並不見得體面，據《韋白斯特大字典》⑨，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羅列塔利亞是國家裡只會生孩子的階級！（至少在羅馬時代是如此）」其實正無須來爭這「體面」，大約略有常識者，總不至於以現在為羅馬時代，將現在的無產者都看作羅馬人的。這正如將Chemie譯作「舍密學」⑩，讀者必不和埃及的「鍊金術」混同，對於「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決不會去考查語源，誤解為「獨木小橋」竟會動筆一樣。連「翻翻字典」（《韋白斯特大字典》！）也還是「無所得」，一切中國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罷。
二
但於我最覺得有興味的，是上節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兩處都用著一個「我們」，頗有些「多數」和「集團」氣味了。自然，作者雖然單獨執筆，氣類則決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來較有力量，又不至於一人雙肩負責。然而，當「思想不能統一」時，「言論應該自由」時，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種「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於是新月社的「我們」雖以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長」了，卻另有讀了並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還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還有一些區別。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條件，是全都不一樣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開頭論誤譯勝於死譯說：「一部書斷斷不會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是錯誤，究竟也還給你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窮的，而你讀的時候究竟還落個爽快。」末兩句大可以加上夾圈，但我卻從來不幹這樣的勾當。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卻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於使人氣悶，憎惡，憤恨。讀了會「落個爽快」的東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從文，凌叔華⑾先生的小說，陳西瀅（即陳源）先生的閑話⑿，梁實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優生學⒀，還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⒁。
所以，梁先生後文說：「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猶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著手指來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的。看地圖雖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歲寒三友圖》那麼「爽快」，甚而至於還須伸著手指（其實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罷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並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勞，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麼區別」。識得ABCD者自以為新學家，仍舊和化學方程式無關，會打算盤的自以為數學家，看起筆算的演草來還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為學者，便與一切事都會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實例在，舉了我三段的譯文，雖然明知道「也許因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這篇文章中，也用了類似手段，舉出兩首譯詩⒂來，總評道：「也許偉大的無產文學還沒有出現，那麼我願意等著，等著，等著。」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創作——是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雞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雞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雞黑雞？」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著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雞才知道。」
「婉兒姊說小雞會變大雞，這些小雞也會變大雞么？」
「好好的喂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雞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也夠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線索，但我不「等著」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個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麼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著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蹟，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點』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於翻譯外國文，語系相近的，也較易於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荷蘭翻德國，俄國翻波蘭，能說這和並不工作沒有什麼區別么？日本語和歐美很「不同」，但他們逐漸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來，更宜於翻譯而不失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開初自然是須「找尋句法的線索位置」，很給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經找尋和習慣，現在已經同化，成為己有了。中國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於《書經》⒃，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於《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⒄當時很有些「文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慣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據我的經驗，這樣譯來，較之化為幾句，更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但因為有待於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國文是有缺點的。有什麼「奇蹟」，幹什麼「嗎」呢？但有待於「伸出手指」，「硬著頭皮」，於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過我是本不想將「爽快」或「愉快」來獻給那些諸公的，只要還有若干的讀者能夠有所得，梁實秋先生「們」的苦樂以及無所得，實在「於我如浮雲」⒅。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於無產文學理論，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說，「魯迅先生前些年翻譯的文學，例如廚川白村⒆的《苦悶的象徵》，還不是令人看不懂的東西，但是最近翻譯的書似乎改變風格了。」只要有些常識的人就知道：「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種外國文，因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風格」和「句法的線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