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2）的一封信，無名小女卒，不在話下。此後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瀅先生在《閑話》之間評為「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驗》里則比作戲場（3）。我很吃驚於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麼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陳西瀅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閑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至於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6）上才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在，卻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為學潮的，到他眼睛裡就等於「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
據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不過見面兩次」，但卻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腳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於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為不過是教一兩點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後」，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表的偉論（7）。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接著又是西瀅先生的《閑話》（8）：「現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了。現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佔去了。……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為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正如人們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一樣，也有各式各樣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國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講冷話的人說起來，也許以為意在於一個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時也就可以說意在於一個女性。偏執的弗羅特（9）先生宣傳了「精神分析」之後，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並非自以為還鑽在外套里的不顯本相的腳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中國人是「聖之時者也」（10）教徒，況且活在二十世紀了，有華道理，有洋道理，輕重當然是都隨意而無不合於道的：重男輕女也行，重女輕男也行，為了一個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輕若干女性也行，為了一個男人而輕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從西瀅先生看出底細之後，除了啞吧或半陰陽，就都墜入弗羅特先生所掘的陷坑裡去了。
自己墜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還要帶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風潮，從有些眼睛看來，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為竟佔去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如「報紙的篇幅」「青年的時間」之類，所以，連《現代評論》的「篇幅」和西瀅先生的時間也被拖累著佔去一點了，而尤其罪大惡極的是觸犯了什麼「重男輕女」重女輕男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瀅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過去了的。
我看，奧國的學者實在有些偏激，弗羅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讓誰站在超人間的上帝的地位上。還有那短命的OttoWeininger（11），他的痛罵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長，學生，同鄉，親戚，愛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鄉，簡直連自己的媽都罵在內。這實在和弗羅特說一樣，都使人難於利用。不知道咱們的教授或學者們，可有方法補救沒有？但是，我要先報告一個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手槍自殺了。這已經有劉百昭率領打手痛打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的「毛丫頭」（12）一般「痛快」，他的話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罷。
還有一個好消息。「毛丫頭」打出之後，張崧年先生引「羅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於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決也！」（《京副》二五○號）又據楊蔭榆女士，章士釗總長者流之所說，則搗亂的「毛丫頭」是極少數，可見中國的聰明人還多著哩，這是大可以樂觀的。
忽而想談談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經有兩次被封為「學者」，而發表之後，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後，我在《莽原》上發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腳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為因失了「區區全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雲。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於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卻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藉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同時發表了我的罪狀，接著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複，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據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簽事，今據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只要看我免職之後，就頗有些人在那裡鑽謀朴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至於又有些人以為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14），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慷他人之慨」了罷，因為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在平政院（16）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後，我只在答KS君信里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別一論客卻道是並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故，平時回護我的大抵願我設法應付，甚至於暫圖苟全。平時憎惡我的卻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為什麼呢？自然是專為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
夠了，我其實又何嘗「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牆」罷了。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語絲》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個女讀者」參看本卷第79頁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黃岡人，地質學家。他在科學研究上有卓越貢獻，創立了地質力學。曾留學英國伯明翰大學，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發表《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驗》一文，其中說：「有一天晚上（按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經被學生驅逐了的校長楊蔭榆先生打來一次電話，她大致說：『女師大的問題現在可以解決。明早有幾位朋友到學校參觀，務必請你也來一次。
……我並預備叫一輛汽車來接你。』我當時想到，楊先生和我不過見面兩次，……又想到如若楊先生的話屬實，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也許演到最後一幕。時乎不再來，所以我快快的應允了楊先生，並且聲明北京的汽車向來與我們騎自轉車的人是死對頭，千萬不要客氣。」
（4）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曾隨袁世凱創建北洋軍，歷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國務總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臨時執政」，一九二六年屠殺北京愛國群眾，造成三一八慘案。同年四月被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發布了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對教員學生大加恫嚇：「邇來學風不靖。屢次變端。一部分不職之教職員。與曠課滋事之學生。交相結托。破壞學紀。……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則火烈水懦之喻。孰殺誰嗣之謠。前例具存。所宜取則。本執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姑貸。」「先父兄之教」，語出漢代司馬相如的《諭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語出清代梁章巨《制義叢話》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是梁所舉疊床架屋的八股文濫調的例句。
（6）《女師風潮紀事》載《婦女周刊》第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