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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把我叫出去，說今天你別去上學，陪我。我也不願去學校，我不想見到歷史老師，他讓我等了個空，他誘騙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來拐去，大姐停在糧食倉庫旁的一個院子門前，讓我一人進去，叫她的一個老同學出來。她這次回重慶，心神不定，老在找什麼人似的，象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敗的婚姻。我說，你沒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幫個忙。
「是個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點進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門就是一大坡石階，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幾戶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個老太婆在剪干紅辣椒，她聽我重複好幾遍話才說，「不在。」
我問，「啥子時候在呢？」
「不曉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階，對站在院門口的大姐說了情況，大姐說，那老太婆是她同學的媽，即使女兒在，也不肯讓女兒出來。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咕噥了幾句，說這個女同學和她一起下鄉到巫山，在同一個公社，以前關係不錯，為一點小事彼此就斷了聯繫。
大姐說1964年她到農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個女知青，便再清楚不過苦日子開始了：一個母親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個是反革命子女；第三個，父親解放前隨部隊去台灣，屬敵特子女；第四個，災荒年父母雙亡。全是家庭成份有問題的，被哄騙下鄉，都成為響應黨的號召的英雄。夜裡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樣，知青夜裡不敢單獨出門。這個原先樹木成林的地方，大辦公社大鍊鋼鐵大饑荒時，把樹砍毀了。知青住的村子還獨剩一棵很大的黃桷樹，知青沒柴燒，要砍樹。
農民說，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個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墳還在那兒。沒多久另一個女知青被區里幹部霸佔姦淫，一直忍氣吞聲，最後和當地農民結婚，難產而死。當地風俗，產後死的只能夜裡12點後出葬。那是一個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屍體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懸崖。
二個男知青受不了當地政府對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來個知青要進深山打游擊，準備了大刀、長茅。大姐沒參加，是因為覺得躲進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隊伍還沒拉進山，就被全部抓獲，兩個頭頭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們平反沒有？」我問，「現在每天報紙都在說糾正錯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進去，人就會整垮了。」大姐把話又繞到剛才那個女同學身上，說看來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個男知青。當年他對大姐有情有意，大姐沒當一回事，現在她後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個縣煤礦當小幹部，夫妻吵鬧無一日安寧，丈夫怨恨得跑去黨委控告，說自己和妻子階級路線不同，將大姐的生父養父的事全部抖了出來。第二天全礦貼滿了大字報，揪斗黑五類翻天，他就在台下看著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來就不應該和這種人結婚。」大姐說。
「我還是覺得那個姐夫好，起碼比你第二個丈夫好。」
「一個比一個差，再找一個也不會好。結婚不是為了找好男人。」她說著把頭往旁邊一揚，先我兩步台階在前了。
纜車道上，麻袋裝的糧食堆得齊整的車往山上，已被卸掉貨的空車往山下。一隊搬運工，底端下船裝車。另一隊搬運工在纜車頂端——倉庫大黑鐵門裡卸貨。與四周房子相比，那片倉庫區的房子，是南岸最結實的，處處是紅字警告「閑人免進」、「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語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我們走到纜車道下的橋洞旁，我對大姐說，「你還沒有告訴全部事，你上次說時間太晚，答應一有時間就告訴我。」
「我已說了好多不該說的事。」但大姐嘴邊馬上掛了一絲笑容：「你命還是比我好，你看那年這纜車壓的就是五弟。當時你還沒讀小學，還不到六歲，就曉得一個人跑去坐船，到從未去的白沙陀造船廠找母親。誰也沒想到你能。」
「你記錯了，我是走了二個多小時的路。當時我身上哪來坐船的錢？」我說。
「好吧算我記錯，不管怎麼說，一個五歲半的小孩能走那麼遠的路，沒迷方向。看來你還是這個家裡的人。」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突然警覺起來。「為什麼我『還是』這家裡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氣一點沒變，「看你為五弟的事能吃這麼大的苦，你還沒懂事，我那時二十二歲了，從巫山農村回家生大女兒沒有多久，就明白你不會象我，你是這家裡的人。」
「為什麼我在這個家裡不會『象』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說漏了嘴，還是有意賣個破綻引我上路。
五哥拿著小竹箕，裡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綠豆，都是我和他從纜車上的鐵軌和石縫中一粒一粒撿的。纜車上貨卸貨間總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麻袋裡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象災荒年搶得那麼凶。饑荒算是結束了，糧食還是不夠吃，大人還是讓孩子去拾，拾一點算一點，幾天積下就是半土碗，頂一頓飯的糧食。1968年初夏，我記得我在纜車道外的沙灘，發現草里有幾根香蔥，很興奮。但我聽到纜車啟動的鈴響，就警覺地站起身來讓開，手裡滿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開的纜車是空車，向下滑的纜車裝貨，從倉庫運糧食到江邊的船上。空車上坐著四五個男孩，五哥也在其中。開纜車和裝卸工人，沒管這些幾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個孩子從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從不與人爭鬥的五哥，從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勁，就把坐在前邊的五哥推下車，纜車的後輪壓住了他的左大腿，開纜車的師傅馬上停車。
我隔得不遠，看得真切，跟著五哥慘叫聲哭喊。家中幾個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對我最好：他從不欺負我，還教我識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讓我吃。他因為嘴有殘疾，愛躲著人，被家裡人呵斥，也不吵不鬧。
聞訊趕來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灑下來。二姐扯下五哥的褲腰帶，扎在他鮮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過神，跟在他們的後面。
武鬥最凶的時候剛剛過去，兩派繼續上繳武器，但同時還在使用大炮、輕重機槍和坦克，市區水陸交通時而中斷，電、自來水供應緊張。石橋廣場診所和區一院那天都沒開門，怕醫治武鬥一派受傷者，另一派知道了來砸來打。
二姐敲開醫院的門，在那兒大鬧起來，說小孩被纜車壓了，與派仗有什麼關係？醫生被二姐那股拚命的氣勢洶洶嚇住了，正在猶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個人奔出醫院，沒有回家，而是對直朝江邊跑。天上烏雲騰騰，連雷也未響一個，立即下起雨來。雨把遠的山巒拉近，把近的山巒推遠。
我沿著江邊不知走了多少小時，等我在造船廠找到母親時，雨已變小，輕輕渺渺地飄灑，陰鬱的天色，暗如傍晚。母親戴著草帽正在和聯手從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扔下扁擔就奔了過來。
大姐在我有前面了走出了好遠，我趕了下去。她剛才說的話，我怎麼想都不對勁，我得抓住這個機會，不想讓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沒象上次那麼推來推去，爽爽快快地說：「我還沒講到在新社會，我是什麼樣的身世。」
2
袍哥頭子被捕了。1950年，共產黨決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反共游擊隊。大鎮反大肅反延續了好幾年。重慶逮捕了所有袍哥頭目，各種道會門的頭子。城裡的幾個刑場每天槍斃人，斃掉的人大多沒人敢去認領，就地挖坑埋了。南岸的刑場在柿子溝，被槍斃的還有寺廟主持法師，好多老頭老太、虔誠的佛門信徒，為法師之死暗暗悲泣。但這一帶的老百姓，卻興奮得天天茶館客滿，也許是重慶人喜歡吃辣椒，吃出來的好事性格。
母親挺著大肚子，抱著女兒在家裡戰戰兢兢。
有人悄悄給她捎來口信，袍哥頭子在監獄裡，要她帶女兒去監獄看望他。母親猶豫不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清晨，母親雙眼紅腫，出了家門，她沒有帶大姐。
母親大著肚子在監獄門口小房間里，報了名字，登了記，卻沒能被允許見面。反落了個記錄在案，坐在回南岸的過江輪渡上，她氣惱萬分，但一點也不後悔。
母親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幾個月，袍哥頭早被綁赴刑常那天是大鎮壓，據說，赴刑場的途中死刑犯們在車上暴動，一群死囚跳車亡命沿街奔逃，手提機槍只能就地掃射。
擁擠的船艙里十分悶熱，母親抹去臉上的淚珠，定了定神。她早就不應當為這個男人哭了，可還是沒能止祝船舷外洶湧的江水，一浪一浪，搖晃著她的身體。
還是多年前，有一次母親和袍哥頭子在街上坐人力車，遇到敲敲打打長長的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