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母親回家，家裡比平日多了一菜：豆豉干煸四季豆，照舊熬了個酸菜湯。
我在樓上拖地。說拖地不過是把彈丸大的空地弄濕，降降溫。兩張木板床幾乎把閣樓的空間佔滿，一張矮小方桌，我學習的時候才架起來放在電燈下。常常忘了拆，人經過得側著身子。地板薄，二層夾板里，耗子在裡面不停地跑著。我盡量把拖把的水擰乾，以免水直穿過地板，滴到樓下正屋。敞開的天窗沒有引來風，剛洗了澡，又是汗膩膩。
「六六，下來吃飯。」四姐站在堂屋叫。
我提著拖把水桶，走出來。從木廊望下去，四姐碗里的菜，噴香，綠綠的。她臉瘦了一圈，可能是因為當建築工人，天天日晒雨淋，面頰皮膚紫紅得象個農婦。她比我好看多了，身材苗條，一米六二，比我高整整三公分。只有牙齒不整齊，我們姐妹幾個牙齒都長得擠擠歪歪。「換牙齒時盡吃泡酸蘿蔔，不聽話。」母親罵我們。
我下樓和父母一起坐在桌前，剛端起飯碗，五哥悄聲無息地進屋，在靠門右側洗臉架那兒洗手。他的背影象個女孩，肩比較窄，頭髮也不象三哥那麼濃密，五官長得細巧，但上嘴唇有道明顯疤痕。五哥生下來，上嘴唇就豁，吃東西時裂得更開，樣子很醜。母親看著傷心，就怪父親，說父親在她懷五哥時，在家門檻上用柴刀砍柴，叫他別砍，他不聽，還砍得更來勁。
半歲時五哥在地區醫院作縫合手術，手術做得太差，粗針粗線，拆線又馬虎，傷口感染，嘴唇正中間留下一條很不美觀的痕迹。他大我四歲，已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晃然一看，卻比我還象孩子。他盡量不開口，比父親還沉默寡言，可能是怕人看到他，就會注意到他的嘴。五哥在造船廠做電焊工，有便船就搭乘回家，沒有便船就走二個半小時山路回家。
昏暗的燈光下，我們一家五口圍著桌子吃飯。
院子里的人，喜歡到院門外的空壩和石階上去吃，鄰居鄉親，互相不必請就可以挾對方碗里的菜。一言不合，筷子可能就對準對方臉，破口大罵。火一點爆，碗就扣在對方頭上，稀飯混著血往下流。馬上，就滿街是邊看鬧熱邊吃飯的人。
桌上清湯寡水，不值得擠在一起，父母卻不允許我們端著飯碗到處跑，倒不是我家特別講禮，而是盡量躲開鄰居。院里街上的人瞧不起我家，父母情願呆在家裡，我們家的孩子最多也就在堂屋或天井站著，不象其他人家的孩子吃到院門外，蹲在石坡上，甚至吃過幾條街，吃到江邊去。
五哥端著飯碗，坐到堂屋裡一張矮凳上，緊靠房門。
母親沒好氣地看了我一眼，接著就開始說，她才五十三歲，廠里人事部門說她病多，要她提前二年退休。若回家，只能領一點兒津貼。
屋子裡的人都握著筷子，停住吃飯。我問母親，那樣一月有多少錢？
「二十八塊不到。」
見我們沒說話，母親又說，「以前二十八塊錢還管用，現在就不值錢，工資、退休津貼往上提升，慢得眼珠子都望下來了。看嘛，六六，你上高考補習班，就繳掉二十塊，讀書有啥用？我們家既沒錢又沒路子，供養不起你再上學。」
母親在上星期天也提過退休缺錢的事，讓我別再考大學。但這次話幾乎說絕了：希望我馬上去找份工作做，補貼家裡。大學教育是個無底洞，再負擔我四年的學習生活。哪怕讀完大學，沒後門，畢業後只能「服從黨的需要」不知分配到什麼鬼地方。我們全家工人，「權」與我們從來沒一點兒緣。雖然這個時候，我們家孩子，除我之外都能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也不用象以前去江邊挑沙子賣錢。我們家生活與我生下時沒有實質改變，鄰居有辦法的都統統離開這破院子，我們卻在老地方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
母親說我不懂做父母的苦心，他們一生就為兒女操勞，假如家裡稍微有點錢，父親的眼睛就不會壞到現在這個地步。要是有點錢，重慶的醫院治不好，還可以到上海和北京的眼科醫院去治。母親一邊念叨，一邊給父親挾一筷子四季豆。
我從小就發誓：等我長大後，我什麼都願去做，什麼都捨得，只要能有辦法讓父親的眼睛醫好。但在這時候，我啞口無言了。
母親沒看我，心思很亂。桌上酸菜湯湯已見碗底，酸菜餘下不少，母親往父親碗里挾。
「我已吃完了，你不要挾菜給我。」父親的浙江口音說快了，本地人聽不清他的話，但我聽得懂。父親說，「六六要讀書，就讓她讀，你不是也說過，若有文化就少受人欺侮。」父親不愛說話，但一兩個字就點中了要害。
「這事你別多嘴。」母親寸步不讓。
我氣得起身離座，擱了飯碗，就往閣樓走。
2
我無法忍受委屈，我總沒能力反抗，退讓，反使我情緒反應更強烈：我會很長時間不說話，一個人面對著牆壁，或是躲到一個什麼人也找不到的地方去，想像我已經被每個人拋棄。我的自怨自艾會變成憤怒，刺刺冒火，心裡轉著各種各樣報復的計畫，殺人的計畫，放火的打算，各種各樣無所顧忌的傷害仇人、結束自己的計畫。總之，讓親屬悲痛欲絕悔恨終生，我卻不給他們任何補救贖罪的機會。想到沒有我以後種種凄涼的場面，連我自己也覺得值得好好傷心。
這麼一路想下去，我竟然會感到傷害的切實，覺得肝和心臟在一塊塊爆裂，往我的胃道噴著鮮血，沿著食道往上猛升，然後我的喉嚨堵住，氣透不過來，咯咯地冒著血腥的泡沫。有時，我感到我的腸子痛苦地絞起來，打成一個哪個醫生也解不開的怪結，腸子里的東西往兩頭擠壓，一股酸臭翻出我的胃，直衝到嘴裡。急得我趕快去找葯，父親的小藥箱里有一些保治百病的葯：桂皮金靈丹，牛黃解毒丸，銀翹上清丸等等。
父親問我出什麼事了，我只說腸胃不舒服。他焦慮地看看我，幫我找他認為合適的藥丸：清火的，驅風散熱的，退火解毒的。拿了葯我趕快走開，不想告訴他肚子怎麼又會突然難受起來。
過後，父親爬到閣樓上來，問我好些了沒有。
他好幾次說，不要緊，你這腸胃是生下來的毛病：你恰恰擦邊躲開了餓肚子的三年最困難時期，是福氣。但這邊擦得夠重的。你在娘胎里挨了餓，腸胃來跟你要債。為了讓你母親不挨餓，也就是讓你不挨餓，這一家子淘了多少氣，傷透了腦筋。
從我的生日推算，母親懷上我時，是1961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饑荒最後一個暗淡的冬天。僅僅我們這個四川濕—中國農產品最富裕的一個省，美稱「天府之國」——就餓死了七百萬人，全國餓死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餓死在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冬天的冰雪中，以及1962年「青黃不接」的春天。
對這場大饑荒，我始終感到好奇，覺得它與我的一生有一種神秘的聯繫，使我與別人不一樣：我身體上的毛並精神上的苦悶似乎都和它有關。它既不是我的前世，也不是我的此生，而是夾在二個懸崖間的小索橋。我搖晃著走在這橋上時，颳起一股兇險的大風，吹得我不成人形。
有一天我問歷史老師我出生前的大饑荒，他臉色忽然變得很蒼白，眼睛移開了去。我驚異地問他怎麼回事？他沒有回答我，而是猛地站起來，走到窗口，雙手狠抓頭髮，靜止在那兒，過了一陣才開口：「別相信你的肉，別相信你的骨頭，把石頭扔進腹中。灰火噝噝作響時，我們就能拋開天堂危險的重量」。
我嚇得呆住了，他朦朦朧朧的怪話，在我聽來，比具體的死人數字更令我震動。
過了很久，他才平靜下來。我才知道，他個人開始挨整，就是在那時候寫了一封信，向有關部門反映四川饑饉的現實情況。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而我還沒出生。信被退回地方公安部門，他被宣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拘押檢查。他寫的只是說這場饑荒是幹部造成的。幹部們都討好上級，往上爬，集體哄瞞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們一連好幾年堅持謊報特大豐收，餓死多少人，沒見一個人承擔責任！
大部分老百姓是不說這些事的，他們軟弱而善忘，他們心寬而不記仇。
飢餓與我隔了母親的一層肚皮。母親在前二年中一直忍著飢餓，剩下糧食給五個子女。當時這個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動」節省給中央二斤，節省給本省二斤，節省給本市二斤，節省給本單位二斤，落到每個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餘是雜糧——玉米，大豆，粗麥粉之類的東西。四川人很少嘗過飢餓的滋味，饑荒一向是水土流失的黃淮河流域的事，在長江和嘉陵江流經的肥沃土地上，糧食從來象年輕人的毛髮一樣茁茁壯壯。
我們家的五個孩子，都在生長發育期，個個都是搶著要吃。
要吃，也有辦法：買高價餅，一個餅要二元錢，相當於一個工人二天的工資。我們家一個月的余錢全用來買這種高價餅，也只能每個人半個。過什麼節下決心後才去買一個餅，遮遮掩掩拿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