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學革命」（３）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４），見過二次革命（５），見過袁世凱稱帝（６），張勳復辟（７），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並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麼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裡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９）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麼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於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１０）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於上海寓居記。
==========================================================================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魯迅自選集》。
這本《自選集》內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別》、《好的故事》、《過客》、《失掉的好地獄》、《這樣的戰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吶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鄉》、《阿Ｑ正傳》、《鴨的喜劇》；《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樓上》、《肥皂》、《示眾》、《傷逝》、《離婚》；《故事新編》中的兩篇：《奔月》、《鑄劍》；《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貓·鼠》、《無常》、《范愛農》。共計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參看本卷第３０５頁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編輯是陳獨秀。在北京出版後，主要成員有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復、吳虞等。隨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新青年》團體逐漸發生分化。魯迅是這個團體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學革命」指「五四」時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沒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革命果實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利益的袁世凱所竊奪。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戰爭。因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稱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凱撲滅。
（６）袁世凱稱帝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首領。原為清朝大臣，他在竊取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後，於一九一六年一月實行帝制，自稱皇帝，定年號為「洪憲」；同年三月被迫撤銷。（７）張勳復辟張勳（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軍閥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軍時，從徐州帶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為等扶植清廢帝溥儀復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敗。（８）「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傑什·凱雷尼信中的話，魯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語見屈原《離騷》。魯迅曾引用它作為《彷徨》的題辭。
（１０）這兩句話，引自《吶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勝利的。這裡的所謂「勝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它在中國，也沒有出於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２）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３）的變幻，又在《新小說》（４）上，看見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後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潁齲幔紓紓幔潁洌┑男說了，（６）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於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幾位也許自己心裡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７），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係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後，在發脹的身體上搔搔癢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著痒痒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