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吳宓《文學與人生》
一
本世紀三十年代，清華大學一位教授給學生開設了一門題為《文學與人生》的課程。他在教案上列出了這門課程的目標，其第一條是∶
把我自己的——我的所讀所聞，我的所思所感，我的直接和間接人生經驗中的——最好的東西給予學生。
讀到這話，我不禁肅然起敬，知道自己面對的不只是一位文學教授，而更是一個真誠的人，他的課程不只是傳授知識，而更是一種嚴肅的精神活動。
「文學與人生」似乎是一個早被說爛了的題目，何以如此牽扯吳宓先生的感情呢？讀下去我發現，在這門課程中，他談得最多的不是文學，而是哲學，不過不是書本上的哲學，而是通過半生閱讀和思考所形成的他自己的哲學人生觀。於是我愈加明白，吳宓首先是一個認真的人生思考者，他的文學研究是在他的人生思考的軌道上、並且作為這種思考的重要組成部分展開的。因此，「文學與人生」就不是他的專業領域內諸多學術課題中的一個，而是體現了他的畢生追求的志業之所在，難怪他要全身心地投入了。
吳宓之研究文學，是把文學當作「人生的表現」和「精髓」，「通過文學來研究人生」。抱著這個目的，他便把凡是表現了人生之精髓的作品都視為文學。這樣的文學是廣義的，不僅包括詩、小說、戲劇等等，也包括歷史和哲學著作，乃至於一切文字作品。這樣的文學又是狹義的，必須是「世上最精美的思想和言論」(M安諾德語)，而非徒具文學體裁的外表便可以充數的。綜合這兩個方面，他心目中的文學就是古今中外文史哲的一切精品。他認為，唯有熟讀這些「每個善良聰明的男女都應閱讀的基本好書」，博學精研，合觀互成，方可通曉人生全體之真相，達到借文學研究人生的目的。
吳宓所說的文學，實際上是指人類文化寶庫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如同天才不可按專業歸類一樣，這些偉大作品也是不可按學科歸類的。永恆的書必定表現了人生的某些永恆內涵，因而具有永恆的價值。然而，在浮躁的現代生活中，人們浮在人生的表面，不復關心永恆，於是只讀謀職所需的專業書和用以解悶的消遣書，冷落了這些永恆的書。有感於此，在三十年代的美國，由吳宓的導師白璧德領導的新人文主義文學批評運動和由赫欽斯等人代表的永恆主義教育思潮便起而提倡回到古典名著，但收效甚微。那麼，就讓過眼煙雲的人去讀過眼煙雲的書和報紙吧，而像吳宓這樣關心人生永恆問題的人自會「以取法乎上四字為座右銘」，「非極佳之書不讀」，做永恆的書的知音，在寂寞中「與古今東西之聖賢哲士通人名流共一堂而為友」。(《文學研究法》，《學衡》第二期)
對於文學和人生，吳宓皆從大處著眼。他說∶「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為，也不是結果，而是如此行為的男女的精神和態度。」同樣，「在藝術與文學中，重要的不是題材，而是處理。」因此讀書「首須洞明大體，通識全部，勿求細節」，(《文學研究法》)注重作品所表現的「作家對人生和宇宙的整體觀念，而非他對特定人、事的判斷」。可見無論在人生中，還是在文學中，吳宓看重的均是貫穿其中的整體的人生哲思，正是這種哲思把文學與人生也貫通了起來，把文學研究變成了人生探索的一種方式。
其實，吳宓所表達的無非是一種古典的人文信念。按照這種信念，治學的目的不在獲取若干專門知識，而在自身的精神完善，好的學者不只是某個領域的專家，甚至也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更是具備人生識見的智者。這種信念是東西方古典人文傳統所共有的，而在功利日重和分工日細的現代卻式微了。但是，某些基本的真理只會遭到忽視，不會過時。我相信，不論學術如何進展，孔子所云「古之學者為己」永遠是治學的正道。背離這個正道，治學和做人脫節，僅僅寄居在學術的一枝一節上討生活，或追逐著時髦的一流一派搶風頭，是決計成不了大氣候的。
二
吳宓的哲學觀點並不複雜，大致襲用了柏拉圖以來西方傳統形而上學把世界劃分為本體界和現象界的模式。他愛用的表述是「一」與「多」。事實上，不論古今東西，凡具形而上性質的宇宙觀都不脫這二分的模式。但是，正如吳宓所說∶「每人必須在自己的靈魂中重建哲學的真理。」在他的靈魂中，這個「一」與「多」的公式的確經過了重建，獲得了新的生命，成了他據以建立自己的全部人生觀的基石。
至少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立足於世界二分模式的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呈現出了崩潰之勢，遭到了許多思想家的批判。如此看來，吳宓在哲學上似乎是一個落伍者。然而，問題在於，世界二分模式不只是邏輯虛構物，它在人性中有著深刻的根源。如果人類站在塵世不再仰望頭頂的星空，沉緬於物欲不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人類會是什麼樣子？擺脫了對絕對之物的形而上追問，哲學又會是什麼樣子？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不是也在盼望「超人」誕生嗎？
吳宓正是站在價值論立場上來運用世界的二分模式的。在他那裡，「一」的真正含義是指絕對精神價值，「多」的真正含義是指現實世界和社會中的相對價值。與此相對應，便有兩種人生。一種是永生、理想的人生，即守住「多」中之「一」，修「天爵」，追求仁義忠信。另一種是浮生、世俗的人生，即自溺於「多」而遺忘「一」，修「人爵」，追求功名富貴。他嚮往的是前者，自雲兼識「一」與「多」，且知「一」存在於「多」之中，但「宓之態度及致力之趨向」則注重於「一」，所以「宓之總態度可名為理想主義」，而「其它名詞或派別均不足以代表宓」。
理想主義(idealism)一詞可有二義。一是與實利主義(materialism)相對立，指注重精神生活達到價值，視精神生活的滿足為人生真正幸福之所在。二是與虛無主義(nihilism)相對立，指信仰某種絕對價值，這種信仰與對某宗教某學說的信奉並無必然聯繫，一個不是任何教條的信徒的人仍可有執著的精神追求。說到底，理想主義是一種精神素質，凡具此素質的人，必孜孜以求「一」，無論是否求得，都仍是理想主義者。
在吳宓身上就有這樣的精神素質，他之成為理想主義者，實出於天性不得不然。他必須相信「浮象」中有「至理」，「世間有絕對之善惡是非美醜」，藉此信念，他才感到「雖在橫流之中，而猶可得一立足點」，「雖當抑鬱懊喪之極，而精神上猶有一線之希望」。(《我之人生觀》，《學衡》第十六期)吳宓對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有著清醒的認識，不止一次指出∶「學術思想之淆亂，精神之迷離痛苦，群情之危疑惶駭，激切鼓盪，信仰之全失，正當之人生觀之不易取得，此非特吾國今日之徵象，蓋亦全世之所同也。」(《我之人生觀》)「宗教信仰已失，無復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僅中國。」(轉引自《吳宓與陳寅恪》第70頁)正是痛感這「博放之世」的「偏於多」，他才力主「須趨重一以救其失」，亟欲為自己也為國人「取得一貫之精神及信仰」。(轉引自《吳宓與陳寅恪》第62頁)
本世紀以來，在中國的土地上，各種社會變革思潮迭起，不外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端。然而，富國強兵也罷，共產平權也罷，著眼點均在政治和經濟的改造。一切社會運動都不涉及絕對價值的問題，不能為精神提供形而上層次的信仰。吳宓認為，「社會改革者的失誤」在於試圖由「多」達到「一」，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情況也許正好相反，無論知識分子接受再教育，還是文人下海，結果都是精神的貧困化。在任何時代，智者的使命都在於超越社會潮流而關注人類精神的走向，靈魂的尋求都是每個人必須獨立完成的事情。
在一個普遍重實利、輕理想的時代，像吳宓這樣一位真誠的理想主義者難免會感覺孤獨的痛苦。但他毫不動搖，「甘為時代之落伍者」。(轉引自《吳宓與陳寅恪》第69頁)在孤獨中，他用孟子的窮達之論自勉。他運用「一」與「多」的理論，對這個命題有獨到的發揮。他指出，首先，這個命題指的是「一」，而非「多」。「獨善」和「兼善」是「對同一個人的品質的描述，而非供人選擇的不同(例如兩種)生活」。事實上，貫穿於兩者之中的是同樣的理想主義精神。其次，「獨善」是「原初意向」、「真正目的」，「兼善」則是「自然後果」、「始所未料的結果」。我很讚賞他的這個解釋。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進程往往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參與意識，以拯救天下為己任，這大約是來自集學與仕於一身的儒家傳統吧。然而，依我之見，或許至少應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妨超脫些，和社會進程保持一定距離，以便在歷史意識和人生智慧的開闊視野中看社會進程。也就是說，首先要自救，在躁動中保持靜觀沉思，在芸芸眾生中做智者(而不是導師或領袖)，守護好人類和人生的那些永恆的基本價值。這樣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會對社會進程發生制約作用，至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