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位讀我專欄的朋友問，下一篇寫什麼，我說關於語言，他們都眼光奇特，然後滔滔不絕。由此我產生警惕：人們受謠言的傷害太嚴重了，一篇文章如果著力分析謠言的諸般罪惡，也只不過在憤恨中加添憤恨，恐懼中加添恐懼罷了，怒火熊熊，陰氣森森，何苦來著？按照我往常寫作的習慣，還總會引述一些中國歷史上的例證，但一部中國歷史，受謠言播弄的影響過於沉重，厚厚的《二十四史》且不去翻它，光看前些年北方的出版家們編集的《古史龜鑒系列》，《諂諛》、《贓賄》、《讒誣》、《誆詐》各一大冊，其中除《贓賄》外，別的三冊都與謠言緊密相關，隨便翻到哪一頁，都讓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慄。直到現代，有些著名政治悲劇的產生，都與"謊報軍情"有關，而"謊報軍情"也就是造謠。顯而易見，即便試圖略作揭露和控訴，這篇文章就永遠也寫不完。
那麼，只好把書蓋住，閉眼梳理自己的感覺。
設定幾個敘述台階，力求平靜。
從焦灼到平靜
我把謠言當作一個課題來研究是從六七年以前開始的，起因是為了自己。
那時我突然受到了很多謠言的包圍，卻搞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好像謠言也有一個契約，可以一二十年風平浪靜，也可以一兩個月烽煙四起。
終於有一天，幾位早已畢業的學生找上門來。我一開口就說："多年不見，老師我已經青頭紫臉。"他們苦笑了一下，便與我討論起這些謠言的根源。他們認為，來勢這麼集中，一定有一個發射中心，這基本上與一個特殊的原因有關，容易理解；比較難理解的是為什麼有許多對我並無惡意的人也喜歡這些謠言，而天南地北那麼多與我毫無恩怨的報刊又樂於刊登這些未加核實的謠言。
我只問他們一個問題：這樣的謠言，別人聽了會相信嗎？他們思考了一會兒說，完全相信的人不多，完全不信的人也不多。
這使我有點委屈。"我歷來的行為大家都知道的啊，怎麼可能……"
"沒用，"他們說，"謠言不講邏輯，反差越大越有傳播力。"
"反正我們單位的人可以證明我是怎麼一個人。"
"不，"他們的聲音近似殘忍，"單位里的人也不拒絕聽這些謠言。甚至你的那些朋友，也神秘兮兮地把那些報刊塞來塞去。"
我木然。過後一個時期，經常有朋友打電話來安慰，他們都說那些文章態度偏激、無限上綱，卻沒有人懷疑那是謠言。報刊間也開始有文章在同情我了，那當然更是在態度而不可能在事實上說話。
只有我一人有闢謠資格，但如果發表文章，最多只是爭得人們的將信將疑。打官司，一個官司一拖幾年，那麼多謠言，夠打大半輩子的了。
我很快決定完全不理，後來乾脆不讀一切報刊，不聽報警電話，圖一個耳根清靜，但腦子裡一直有一種有關謠言的思辨揮之不去，逼迫我對它作出研究。形貌卑瑣的它，究竟有什麼法道，弄得我們焦灼不安、毫無辦法？
於是，我開始了對謠言的研究。
沒想到，越研究，越變得神定氣閑。
所謂研究，首先是一種凌空鳥瞰。這一鳥瞰不要緊，目光一下落到了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中國先秦諸子那裡，原來兩千多年前這些麻袍飄飄的智者已經在為謠言大費腦筋了。一代代下來，謠言研究漸次被納人人性論領域、心理學領域、歷史學領域，一旦納入，這些領域都因挖掘到了人人都能體驗的精神暗窖而頓顯豐盈。
研究的目光必須掃及世俗情緒之外的領域。世俗情緒總是憎惡謠言的，研究者說，且慢，先看看大範圍里的謠言。即便把謠言貶縮為謊言，在謊言中再縮小到故意的說謊，也不全是邪惡的。
細想起來確實如此。藝術虛構也是一種故意的謊言，一位古代歐洲學者甚至說，戲劇就是把謊說圓了的藝術，觀眾樂於受騙。一位近代學者補充道，那是一種不具有現實傷害性的謊言，但也有人反駁，完全沒有現實傷害性何來社會批判力？
軍事上的謊言世所公認，"兵不厭詐"。
在其他職業中，例如醫生和教師有時也要對病人和學生說一些仁慈或美麗的謊言。
即便在政治上，柏拉圖說某些統治者為了使公民更關切城邦的命運，也會傳播一些杜撰的概念，無可厚非。至於民眾間的政治謠傳，國際上很多學者指出，至少有一部分，是對權威性的一種異議方式，是對不透明的一種透明欲求。有時，謠傳比公告更真實。
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結果，終於有人得出了一個結論：說"我從不說謊言"本身就是一個大謊言。日本當代心理學家相場均先生甚至說，謠言在本質上是人類的一種遊戲，一種心理傳遞和話語傳遞的遊戲；如果人類社會中完全沒有謊言和謠言，世間將會因為病態的合理主義而毫無生趣。
不管是否同意這一論斷，"病態的合理主義"確實是我們這些文人的一大毛病。處處合理，何謂生活？沒有蕪淖，何謂大地？沒有謠言，何謂真實？
但是，明白了這些，並不是可以放縱謠言。只有了解了謠言的整體形態，我們才能劃定一個包圍圈步步進逼。包圍什麼？包圍那些禍及人性人道、危及人類尊嚴的謠言。
只有認清人類在精神領域的坑坑窪窪，我們才能細心地四處探測。探測什麼？探測那些足以讓善良的人們傷殘或遭滅頂之災的精神陷阱。
因此，真正的人文研究似乎不露喜怒之色，其最終結果仍與人間道義有關。連那位認為世間沒有謠言便毫無生趣的相場均先生最後也指出，謠言的主要結果是使許多人做了壞事，它久而久之會與犯罪結合在一起。我們無法消滅世間犯罪，卻總要發現犯罪、控制犯罪、審判犯罪、懲處犯罪。
那麼，下面所說的謠言，就是進入我們包圍圈的那一種了，不妨簡稱之為日常生活中的惡性謠。造謠的人們
謠言的生命可分作造謠和傳謠兩段。我們先說造謠。
即使惡性謠言的製造，在最初也可分為惡意明顯和惡意不明顯兩種。這兩種造謠方式哪一種更讓人頭痛？乍一看是前者，實際上是後者。
前者當然是可恨的，由惡意產生惡果，而且又把惡意藏匿在造謠中，能不可恨嗎？但這種造謠畢竟有直接的因果關係可尋，起點和終點比較明確，冤有頭債有主，要打官司也可找到被告。因此，這是一種可懲處的造謠，一種可能激起公憤的造謠。
相比之下，後者就麻煩得多了。由於惡意不明顯，起點就模糊；居然產生惡果，因果關係就混亂了。這中間也不排斥誤會的可能，但由誤會而發展成惡性謠言，一定包含著非誤會的因素。當惡果產生以後常能聽到一疊聲的解釋，"誤會，誤會，真是誤會"，這當然是遁詞，結果誰都遁掉了，細查起來確實也沒有一個人該負直接責任。於是我們看到：一群凡人，甚至一個好人，在不經意間釀就了惡，這種惡，人人都有可能參與，人人都有可能被害，既不知如何懲處，更不知如何防範，這樣的造謠機制，實在可怖。
因此，更值得探究的是這一種。
在這種造謠機制的起點上，常常有以下幾種人物。
一，怒氣沖沖的造謠者。
這種人物臉色很正，聲調很高，初一看是一個血氣方剛、義正詞嚴的社會批判家，不管是別人還是他自己，都萬萬沒有想到能與造謠連在一起，更何況他們對謠言的批判也同樣猛烈，但事實上，他們恰恰是造謠者。而且由於他們總是挾帶著自以為正確的強硬社會觀念，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中大聲宣講，因此在造謠活動中發揮著特殊功能。
先看一段實例。
改革開放初期，我曾在一個大型座談會上聽到一家企業的前任領導在大聲地批判現任領導班子的劣跡："我們是堂堂正正的國營企業，但有人當官不到半年就天天與身份不明的美國人泡在一起，搞私下交易。領導班子五個人，竟有三個人的孩子在考美國人的托福，請問，他們到底要托誰的福？"
發言者的社會觀念和個人恩怨我們暫且擱置不論，至少據我事後了解，他所說的"天天與身份不明的美國人泡在一起"的"天天"二字不是真實的，"搞私下交易"也是不真實的，幾句話中兩處造了謠。但這種造謠被裹卷在一種浩蕩的批判聲勢中，讓人不易覺察，最多只覺得用詞過於激烈。會有人看出他是極左派，很少有人看出他是造謠者。
再舉一個例子。
我在做教師的時候，一直聽到學生風氣敗壞，居然在集體宿舍中同居，為此學校曾嚴加處分，大家都贊成。後來我擔任了這所高等學校的負責人，在一次辦公會議上又要討論新的處分決定了，想到最後在這份決定上簽字的應該是我，便留心多問了一句："對這事，有敢於承擔責任的證人嗎？"
當即有兩位幹部說，他們去檢查宿舍，就看見這兩個學生大白天躺在一個被窩裡。
我一聽就忿然，因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