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可以比較自然地面對穿得較少的女人，卻實難比較自然地面對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據我看來，便等於放射著邪性了。
不露，但是極「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對財富的崇拜，對權力的祟拜，對明星的崇拜，對文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著一陣陣浮華迷醉的絢麗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著，大有一舉將中國文化基本的樸素品質淹沒掉的趨勢。名車美女、豪宅美女、華服美女、珠寶美女、珍饈美女、美酒美女，商業加性感，性感助商業，幾乎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地侵略著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視聽神經。
而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之權利意識，則提高多了。普遍的她們，最初總想討個公平的說法。她們開始懂得，即使和國家之間，也是可以大小貓三五隻地算算究竟誰欠誰的。賬是允許一筆勾銷的，道理卻非擺清楚不可。
有人會反對我的觀點，認為這恰恰證明著她們的覺悟太低。
如果沒有她們今天這種起碼的權利意識的提高，國家的責任意識又怎麼會提高？「公僕」們的責任意識又怎麼會提高？起碼，公民們權利意識的提高，對於國家及其「公僕」責任意識的加強，是有促進作用的。
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不但權利意識提高了，體諒國家難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
九十年代「下崗」女工們的覺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貴，亦很可愛。尤其她們中許多人「下崗」後另謀職業埋頭苦幹之精神，實在值得全社會欽佩和尊敬。她們以她們的可貴和可愛，保障了社會的安定。
在時代的發展中，往往付出許多方面的重大的犧牲。有時那犧牲意味著直接是數以千萬計的人的起碼社會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既能意識到時代這一規律的無奈性，又能頑強地與時代這一冷酷的規律做竭盡全力的較量。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房裡的花，你可以指著一一細說端詳。
因為指得過來。
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園裡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將綠肥紅瘦梅傲菊灼盡收眼底。
因為你的視野即使不夠寬闊，她們的爛漫也鬧不到國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謂「濃綠萬校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拋開那些消極面來看則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長區內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態的勞菲，其散紫翻紅之嬌媚，其深開淺放之錯落，其著意四季之孤格異彩，簡直不復再是國人所能指能望得過來的，更不消說置喙妄論了。所謂「春風不解禁揚花，蒙蒙亂撲行人面」。
而這正是時代進步的標誌。
一個時代的進步，首先從男人們都開始做什麼顯示著，其次從女人都打算怎麼活顯示著。
時代的進步常常帶著野性。這野性體現在男人們頭腦中每每是思想的衝撞；體現在女人們頭腦中每每是觀念的自由。
女性對婚姻質量的要求普遍提高了，不再甘於「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是女人的「天」的歷史地位，應該承認基本上被女人們顛覆塌了，並且絕對地不可能再重建起來了。
對於九十年代的女性，我有兩點大的困惑：其一，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所謂知識女性，以及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非常優越起來了的女性，對於大多數同性姐妹們的困境命運，幾乎可以說是漠不關心的；其二，某些窮困山區的姐妹，為了與「買賣婚姻」抗爭甚至能豁出性命，而在大都市裡，一些知識化了的、經濟絕對獨立了的她們，卻往往直銷自己於男人不遺餘力。
我凝視商業時代，常感到中國和它的關係，正如同一個「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進了家門，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紅蓋頭，看著又愛又心存種種疑慮，又陌生又受到著誘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沒法兒完全依賴的婦人的關係一樣。
當時之中國內亂方息，百廢待興，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確需要刻不容緩「只爭朝夕」地「趕快做」！
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的希望其實只不過是——在他們的不遺餘力的擊鼓吶喊聲中，由某一位或某幾位自己最依賴的，對中國之命運最具主宰能力和權威的人物，高明地將保留在自己頭腦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憶，直接剪輯在八十年代韌的「改革開放」的後面，從而那麼著組成一部歷史和現實巧妙連接天衣無縫的「中國故事」。
這個期望值似乎一點兒也不高，但是歷史將註定了會重演一遍。
人類歷史所記載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驚心動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換代，比如戰爭，其實都只不過是人類史中最微少的章節罷了。相比於漫長的人類歷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個宇宙的關係。
好比一個人所能記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歷程中極特殊的日子和極特殊的事件。就時間概念而言，對於具體的某個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昧著便是他或她生命歷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內容。
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裡，人類歷史的真相其實是，並沒有發生什麼驚心動魄的大事件。不是情節跌宕的章回小說，而是從容不迫地進行著的極為尋常的狀態。
正是這一點，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歷史所擯除和排斥，又最接近著人類的真的歷史的真相。
人類幾乎變成了地球上最兇猛的腔腸怪物，不停地耗費資源，不停地創造商品，不停地消費商品。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裡，人類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農，事工，操百業，行為最終都納在「商」的「調控」之下。
「商」若非是人類歷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動，起碼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以人類商業發展的脈絡和軌跡梳理人類歷史，闡述人類歷史的滄桑進退，與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以宗教的觀點，以文化的觀點，和以改朝換代的大事件演繹歷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規律的。
當和平持久，商業時代自然孕成。當一個商業時代已經孕成，大多數世人的狀態，除了按照商業時代的價值觀念去生活，去作為，還能夠按照另外的什麼狀態去生活去作為呢？
亞里士多德在他所處的那個商品貨幣時代已相當發達的古希臘現實中，對於貧富懸殊現象的深深的憂慮，對於貴族和富人們豪奢極欲的生活的尖銳無情的批判，今天看來對於中國依然具有警醒的意義。
他說：「這就是富人——過度浪費，庸俗無節制，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資巨大，安排闊綽乏味的場面。這樣做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熔耀他的富有，認為會被人羨慕……」
他說：「富人目空一切，擁有財富使他喪失了理智，似乎人間一切快樂都屬於他所有，財富和金錢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價值標準。而且還幻想金錢可以買到一切。總之，由富有而導致的典型特徵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與商業時代擁抱親吻的中國，我們不是也幾乎隨時隨處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所辛辣諷刺的富人嗎？
商業這個資本主義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確確在許多方面改邪歸正，由當初那妖冶放蕩，虛榮貪婪的「新娘」，修鍊成了一個善於撫養資本主義文明，有不可輕視和低估的能力呵護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賢妻良母」。
正是「她」的這一種嬗變，使二十世紀的世界，開始以樂於接受的態度對待之了。
商業將更加緊密地貫穿於世界文明記錄的未來……
科舉制使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心理上重文輕理輕商輕百業。又由於他們的傳統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國歷代君王的治國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們的種種「高見」的影響，不能向發展科學繁榮商業的「立體國策」方面去拓展。當然，科學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前提是國家大局的安定。中國是一個內戰不息的國家，農業生產倘還能進行著，君王們也就很是高枕無憂了。
商正是這樣的一種現象——只要自己頭頂的天還沒塌，只要自己腳下的地還沒陷，只要抓緊時間還來得及，兩個商人一定會為了各自的金錢利益爭取做成最後一筆交易，而絕不讓時機白自從身邊錯過。
一個國內無商，國際經濟關係中只有「援外」幾乎沒有「外貿」可言的國家，物資不匱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然而商卻還是頑強地證明著自己的存在。共和國的治理稍一鬆懈，就不甘寂寞地表現著自己。
商在中國，如同人行道上水泥方磚的縫隙間往外鑽著長拱著長非長出來不可的小草。利潤的驅動力真真是世上很難消弭掉的啊！
在南中國，商始終悄悄地休養生息。它的根子在人們的內心、在人們的頭腦里，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始終和人們對生活的寄託與企盼編織在一起。而這是共和國的「鐵帚」實難真正掃到的，是共和國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