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關小姐、交際秘書、庸官、直銷僱員以及一切專業上沒有出息的人，才會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時間和精力去搞人際關係。
每個人都應該具有這樣的能力——在學校，在單位，在社區，盡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別人討厭。依我看誰都不必刻意去獲得別人的喜歡，不令別人討厭也就足夠了。
一個人不可能也沒必要天天總在那兒按別人的好惡改變自己，還要做好另外的許多事。所以，達到起碼的修養就可以了。因為我們大多數人活著的目的、意義和價值並不是做君子，面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我不主張年輕人培養什麼「交際」能力。年紀輕輕的，時間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麼「際」？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點。得「一幫」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會」了。三五知己可也。
我只知世上有一種友情如陳釀——我珍重這一種友情。我對這—種友情的原則是——絕不利用了來將自己的困難強加於人。
商品化的人際關係，人還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權」。你不願對人那樣，你可以不那樣。你不願別人那樣滋擾你，你可以遠避那樣的人。
商業時代並不能將它的功利目的強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細看，所謂人際關係的商品化，無不是人與人自願的。
而在政治時代人沒有絲毫的「自主權」。政治對人的強加帶有不可抗性。每一個人都無法置其度外。你不願對人那樣，你已觸犯了政治。別人對你那樣，也有政治要求作為正當的理由。
在商業時代，人起碼擁有這樣一種自由——自我隔絕的自由。
自己將自己像猴子似的關在籠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無奈。
在政治時代，所有人都無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關在籠中的猴子。籠中只有政治一種關係。政治又在籠外進行著最嚴厲的監管。
自行地關在籠中(如果誰真的對商業時代不堪忍受的話)總比被別人關在籠中強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總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近年出國的大陸中國人，幾乎皆有學識和專長，個體素質相當高。所以拋卻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識，追求實現個人目標的惟我機會。從正面說，個體的中國人在國外的競爭能力普遍強了，顯示出一種個體中國人的龍虎之氣；從反面說，同胞間的相互排斥、掣肘、傾軋，又總還是民族遺傳性的猴氣十足的劣相……
中國底層百姓之間，當年那一種互諒互怒是多麼可貴呢！
但這一種關係，似乎已由於他們當年的「二哥」成了一個寫小說的人，而在質量上有所檀變了。我猜測大小的到來，一定又是像二小的到來一樣有難事相求。並且估計到了可能是哪幾方面的事。
也許，正因為有難事相求，大小二小，在我面前才一樣的拘謹吧？同時想到，我除了說些體恤的話，肯定還是幫助不了什麼的。而這，才正是我內心裡多少有點兒難受的原因。
下崗失業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的情況下，我一個寫小說的人，再懇切的一封信，又能指望真起什麼作用呢？當時不過是自欺欺人地給二小帶走了一些「泡沫希望」。好比給趕集的人帶了一疊假鈔。
現實生活，使他們確信不疑著一個顛撲不破的邏輯，那就是——只要某些官吏肯繪個面子，小百姓的一切困難便會迎刃而解。
大小和二小，從小便是窮困老百姓家的孩子。四十多歲了，一個已有了自己的小家，但那小家的生活質量，幾乎每一天都在中國水準的貧困線上浮動著，幾乎每一天都有沉淪在那貧困線以下的巨大可能。心理和思想意識，幾乎每一天都承受著那巨大可能的壓迫。一個至今還沒有一個自己的小家。甚至連一個起碼的棲身之所一張屬於自己的床也沒有。而且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而且從自己命運的明天，暫時還看不到什麼希望的曙光。像這城市裡的一個人人視而不見的孤魂似的。而城市本身，卻在日新月異著。另外的一些人們，卻在燈紅酒綠著，狂歌勁舞著，追奢逐糜著，一擲千金地高消費著——你難以否定他們也會受到強烈的誘惑。但他們不偷、不搶、不肯索性變成酒鬼和賭徒，不肯墮落為歹人惡人。對社會和時代也不心懷著深仇大恨似的。他們的靈魂里，似乎有一種天生的，到任何時候，在任何情況之下也不會喪失的，對墮落和犯罪的抵抗。在這一種抵抗過程中，他們有時真是表現得像戰士一樣頑強啊！他們的希望，正體現在他們抵抗墮落和犯罪的頑強之中。
有一個事實是，從八十年代至今，我們舉不出任何國產商品名牌是任何明星的功勞。而另一個事實是，我們也幾乎舉不出任何幾位私營企事業家，動輒一拋幾百萬請什麼明星做廣告。私營者，自己的錢也。自己的錢，一拋幾百萬值不值，誰都會暗捻手指算個一清二楚的。第三個事實是，恰恰是某些國有企業的「老闆」，慷慨極了，大方極了。爭相以高價紛請明星大做廣告的心勁兒，也足極了。
美國國家經濟信息研究所，在一九九二年做過一項實驗，安排一位明星、一位普通人和一隻猴子同時作了一則商品廣告，結果表明——猴子得票最多，超過明星一倍。其次是普通人。第三才是明星。
按說，中國的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正在經濟困境里掙扎。經濟效益好了的，即使無力援助同行業，也總可以給同行業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們僅僅從廣告意識和行為中，也眼睜睜地看到了令人深感憂患的不良傾向。贈別墅、送車、幾百萬一擲若輕的現象，真好像要撅起「比、學、趕、超」的「大躍進」！
猴於也罷，明星也罷，普通人也罷，電腦也罷——誰新穎，誰誠信，誰刨意好，誰對產品的說明和介紹比較清楚明白，我們就信誰的。
否則，我倒寧願受猴子做的廣告的影響。
那時我並不能明了，「改革開放」最終要呼喚來的乃是一個商業時代。我想我的許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實我們當時呼喚的不是未來，面是過去。是建國以後「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暫的中國夢的片斷。它在我們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種烏托邦的美好光彩。
我終於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當時代宣布改變了以後，絕大多數人是只能也隨著改變的。若時代變而入不變，那得有極其雄厚的資本和異乎尋常的資格。你如果企圖超脫於商業時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傳的產業足夠養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費祖業的方式，也必是商業時代的方式。你的消費傾向，也必受商業時代的影肉。你如果不得不以商業時代的規則謀職謀薪，不管傷思想上以多麼激烈的姿態抵抗它，你實際上已經屈服於它了。
縱觀世界，非商業色彩的藝術和文學已屬鳳毛麟角。我不想聲明我一定加入風毛田角。因為我做不到，還因為我不認為只要帶有商業色彩了，藝術便不再藝術，文學便不再文學了。清高如鄭板橋者，也是為自己的畫明碼標價過的。更因為我開始意識到，一個商業時代的小說家，靠稿費盡家庭經濟責任，而又能相對嚴肅地進行長久的創作，乃是很「誠實的勞動」之一種。比之不能這樣，而不得不向國家伸手討索，討索不到就牢騷滿腹怨天龍人強。
商業社會的特徵，的的確確乃是金錢支配許多社會方面許多人命運的特徵。它有時太令人厭惡。但細想想，又不見得比政治支配許多社會方面許多人的命運更不堪承受到哪兒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業化恰恰是成熟的商業時代的標誌。
改革不惟是人改造時代的舉動，亦是時代改造人的措施。對時代預言，人其實只分為四類——推動它的、順應它的、抗拒它的或被它甩棄的。推動它的不僅有普羅米修斯，而且有「威尼斯商人」——他們是時代巨乘的兩排輪子。時代不是，從來不是獨軌列車……
結束舊時代的是英雄。抗拒新時代的是瘋子。置身於二者之間的是理想主義者。時代派生出英雄和瘋子的數量大至相等。而理相主義者的數量從不曾超過前兩者的總和……
被時代所甩棄的卻常常是將自己完全典當給了昨天，並且徹底喪失了贖回自己願望的人。時代甩棄他們如同旅者毫不猶豫地丟掉穿爛了的鞋……
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甩棄那些懂得最充分地利用它的人——哪怕他們是些極其貪婪的人。中層甩得再頻也驅趕不盡企圖叮住它噬血的牛蠅……
改革不是集體春遊或觀光，其過程中樂趣必然少於浮躁。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國話。在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中國人，即使頭腦再聰明，身體再健牡，也彷彿不是一個作為人的資格起碼完備的人。幾乎沒有一對中國父母，心甘情願同意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們擇偶的條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據說被她們戲稱為半殘廢。當年一個沒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於是一個半殘廢的男人。豈止是半殘廢而已！
當年中國在歸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