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一個中國人的角度看，你難免會這麼認為——比起毛澤東的武裝奪取政權，甘地的和平爭取獨立，簡直是犯了「右傾」的錯誤。可印度人民將他視為了領袖，靠了這種領袖的魅力，印度的和平爭取獨立成功了。說句老百姓的話吧——老百姓原諒領袖的錯誤，好比是原諒「自己人」的錯誤。誰真能使者百姓感到是「自己人」了，誰就可能由政治家上升到領袖的檔次。否則，您就在政治家的檔次那兒呆著吧！全世界政治家多了。一茬一茬的跟歌星似的。領袖可不是這麼產生的。中國目前太需要領袖了啊！……
首先足夠偉大，有豐功偉業擺在歷史之中，其次是絕對的平民形象，儉樸，拒斥奢華，永遠倡導廉政，再加上最後的一點——聞知老百姓受苦受難了，就難過，真難過而不是假難過。就會落淚，真落淚而不是假落淚，這些方面加在一起，則就構成了中國老百姓心目中的上帝。起碼是僅次於上帝的人。起碼在中國四十五歲以上的人們沒有死絕之前會是這樣——
一顆領袖心一一老百姓要的是最樸素的東西，也是在這個充滿了商業氣息的時代里更難得可貴的東西啊！
權威和威望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
權威的基礎乃是權。權可蓋國，自然同時也便有了蓋國之威。但那基礎一朝坍塌，其威也就煙消雲散了。
比如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不可謂不威，死了，也不過就被定論為一個黨魁。
又比如勃列日涅夫，下場怎樣？
而奠定威望的乃是普遍的敬仰。它要比權威長久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對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正確」地反映現實生活說過一段話。她說——我們不否認社會主義也有一些陰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覺到了，那麼你就去更自覺地更熱忱地大寫特寫光明吧。按照這位「旗手」的邏輯，光明鼓舞了人們，人們也就不再會注意陰暗了，陰暗不是就等於不存在了嗎？
一個時期內，某些被賦予資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領神會地對腐敗二字避而不談的。彷彿一談，就不是真誠的改革派了。其實是怕談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資格被剝奪了。
「文化大革命」越到後期也越是一場腐敗。是中國共產黨人政治上的一場腐敗的集中表現。其特點是全黨和全國人民說假話，用假話哄騙毛澤東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兩次真話是值得史學家大書特書的。一次是幾位老帥拍案而起說了真話，反了黨內的政治腐敗。結果被定為「二月逆流」。還有一次是由紀念周總理而引發的天安門廣場「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並被定了「反革命事件」……
我們當然不能否認「人大」和「政協」對於國家現狀和前途所發揮的積極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籲懲辦腐敗的聲音，應該承認首先是由新聞界中那些可敬人士們發出的。不管老百姓對新聞界亦同樣存在著的種種弊端如何憂怨久矣。
「權錢交易」這句話最先就是無可爭議地來自民間。其後逐漸斥諸文章。於是今天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公開的話題。否則它也只不過永遠是老百姓的憤言罷了……
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是一位橋牌打的好，從國外打到中國，進而打進中南海的，據說挺有點兒魅力的女士寫的。大至的內容是，批評我們國內的新聞媒介，揭露陰暗面兒太多了。照她看來，似乎也是煞風景的。並且她主張，應多登一些關於我們的一些有權威的老人們的日常生活寫照的文章。讓我們的人民了解他們實際上是一些多麼可愛的人。
我想這也不失為一個有意思的主張。報刊也需要這樣一些健康的花邊點綴。這總比登一些胡編亂造的聳人聽聞的偽紀實的色情案件好些。但她對於我們國內新聞媒介揭露陰暗面太多了的批評，我卻不敢苟同。儘管我完全相信她是出於良好的目的。首先我不敢斷定她所言之「陰暗面」是否包括我們今天需要進一步揭露的腐敗現象在內。我以為腐敗是我們這個國家目前最兇險的陰暗面。如果也包括在該女士所言的「陰暗面」里，則我想說，幸而我們的某些還對這國家對老百姓責任感未泯的新聞工作者，並沒有都放棄了揭露的勇氣和良知。否則，一方面是蔓延的腐敗，一方面是歌舞昇平，豈不是等於在主張，連良知也腐敗了算嗎？
據我所知，我國的綜合發展水平居世界第七十幾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世界第九十幾位，生活質量總指標在全世界排的也很靠後，且不說還有那麼多文盲，還有那麼多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溫飽問題的人民。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高於普通老百姓是無可厚非的。這同樣符合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不管哪一部分吧，反正都是十二億五千多萬中國人中的一部分。可一個十幾歲的少女，戴那麼貴重的金鏈子，並不能顯示國力的富強。只能使娶不上媳婦的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而且使想為之解釋的人無法解釋。當然你也可以說老百姓子弟心理不平衡活該，那是他們嫉妒，是他們自己的心理承受問題。那麼撇開這一層姑且不談，僅就對我們中國人教育下一代的傳統而論，也不會起什麼良好的正面的引導作用吧？即使我們全中國十幾歲的女孩兒脖子胸前上都能戴上金鏈子了，也還是需要有人的子女能作出拒奢華的表率吧？老百姓為什麼如今非常懷念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因為他們大多數具有拒奢華永不沾的品質。而且他們對子女的要求和教育也是如此。在他們寫給子女們的信件和詩詞中，幾乎都留下了這種要求和教育的佐證。這對於發展中的中國和生活水平很低的中國人民來說，當然是幸事。當然也是他們自身的美德。今天，這樣的美德，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難道真的沒有繼續保留的必要了嗎？對於中國共產黨人的家教傳統來說，難道也是時過境遷之事，沒有什麼意義了嗎？
據我所知，即使世界上的一些王室家族，在其子女和後代還是孩子的年齡，也是很注重教導他們拒奢避華的。孩子就是孩子，戴金飾銀不就沒了孩子樣兒嗎？……
分明的，北京人越來越和全國的人難以尋找到共同語言了。北京人輕蔑廣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國輕蔑日本人是經濟動物一樣。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認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為人處事，太賭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談得攏，覺得天津人似乎天生的有股「中二」勁兒。北京人似乎獨鍾東北人。從北京人口中，常能聽到誇獎東北人實在、義氣鮑好話。可最近一二年，我卻經常聽到東北人對北京人的抱怨之詞——說北京人也開始變奸了，變滑了，變得不那麼夠朋友了，變得凡事太利已了，變得令人從內心裡討厭地越來越痞了。從前東北人是很有些尊祟北京人的，感到他們普遍地有「政治覺悟」。後來感到他們的「政治覺悟」並不見得多高，但還是普遍地有「政治頭腦」的。再後來感到其實也談不上什麼「政治頭腦」，只不過是「政治情結」或曰「政治嗅覺」。現在終於感到能從北京人那兒討教的，只不過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極少數在商業時代里仍不得不繼續吃「政治飯」的人才感興趣。也就不那麼像從前一樣尊崇北京人了。
北京人的頭腦的「轉型」，說明我們國家「轉型」時期的過渡迅速。當政治更是政治家們之間的事，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則有望了。
而問題在於——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來了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裡如魚得水，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在眼前的日子裡活得很困惑，很迷憫。他們的確是需要一個近目標，需要一個緊跑幾步伸長了胳膊也許就能一把夠得著的近目標，需要有一個足以信賴之人很負責任地告訴他們—一明年會怎麼樣？後年會怎麼樣？三五年內會怎麼樣？還會有工廠繼續倒閉嗎？等待著他們的命運是開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資還是乾脆失業？失業肯定會領取到社會保障金和醫療費嗎？那會是多少呢？……
卻沒有人能夠回答他們如此這般的十分具體的近半徑生活內容里的問題，更沒有人敢向他們保證什麼和許諾什麼。他們的命運彷彿是被掌握他們命運的人們決定著，可又彷彿沒有一個人敢負責任地對他們說——相信我吧，我完全有這個能力。尤其令他們沮喪的是，他們自己分明的仍無法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
我便想起了有位朋友對我衷告——大事上須糊塗些，小事上須清楚些。
記得當時我說：「這話我並不陌生，是林彪說過的話，不過你說反了——他說大事上清楚，小事上湖塗。」
朋友道：「我沒說反，是林彪說反了。所以他自以為是個明白的人，其實並非是個明白人。」
我問他此話怎講？
他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地啟發我——這世上的大事，原本是時過境遷，是非頻變的。許多當年似乎絕對正確，絕對不會改變結論的事，不是一樁樁一件件隨著時代的嬗變而被予以否定了嗎？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橫看成嶺側成峰。惟許多小原則，從古至今，仍被普遍的人們俗守著。比如你借了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