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立身處世
上一章開頭曾說，談禪的影響不容易，因為難於丁是丁，卯是卯。就這一章說就更是這樣，因為是談生活方面，談一個人的立身處世。上一章談學術方面，大多是有文獻可征的，寫，可以抓住把柄，看，因為覺得不是捕風捉影，容易點頭稱是。生活方面就不同了，它表現為行為，表現為愛好，行為有大小，愛好有顯隱，其中哪些是受了禪的影響才會出現的？至少是有些，或有時候，很難說。又，就一個人說，生活是複雜的，由少壯到衰老，千頭萬緒，而且不免於變化，由其中抽出一些，說是受了禪的影響，其他不是，也太難了。
想克服困難，像是應該：一，咬定禪家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情況，用它為尺度，量；二，用大網，捉大魚，讓小魚漏下去。但這也還會碰到問題。一個小一些的是，指出某種現象，以為這一回是摸准了，其實也許並不准。例如南宗的祖師慧能，據他自己說，是初次聽人誦《金剛經》就喜愛得了不得；禪宗典籍常常記載，有的禪師是自幼就茹素，執意入空門。這是生性如此，生活態度同於禪而沒有受禪的影響。問題還有個大的，是六朝以來，佛和道關係密切，互通有無，甚至合夥過日子，同路往遠離塵囂的地方走。這樣，如果某人，某行為，某愛好，上面沒有標明是禪或是道（典型的例是王維，他的詩說「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這道就一定都是禪嗎？），我們怎麼能知道，這是禪而非道，或是道而非禪，或兼而有之呢？總之，是苦於模稜，如果望文生義，就常常會似是而非。
但這情況也可以從另一方面考慮，是禪宗勢力這樣大，它這另一條路的人生之道，會影響某些人又是必然的。這某些人，前面說過，主要是有知識的士大夫，與禪林、禪師、禪理有交往的。有交往，大多會或有意或無意，取他們認為有用的，攙和在自己的立身處世的指導思想里，並表現為行為和愛好，這就成為禪的影響。自然，因為立身處世的範圍太廣，其中牽涉到思想，還苦於無形無質，想說得中肯總是困難很多。不得已，還得用前面說過的原則：取大舍小，取著舍微，而且只及全豹的一斑，以期以一例概其餘。但就是這樣，個別地方恐怕還是不免於似是而非，怎麼辦？也只能希望並不都錯而已。又，為了條理清楚些，或只是解說的方便，以下把生活分作幾個方面。由形跡顯著、與禪最近的情況說起。
14．2．1近禪與逃禪
過世間生活，日久天長，有些煩膩，或只是想換換口味，到禪林去轉轉，或同禪門中人你來我往（包括用文字），是近禪。過世間生活，不管由於什麼，失了意，於是嚮往禪門的看破紅塵，身未出家而心有出家之念，並於禪理中求心情平靜，是逃禪。二者有程度淺深的分別。深的，受了禪的影響，沒有問題。淺的呢？那就不可一概而論。如唐朝的王播，未騰達時候是住在禪院里的，受了冷遇，騰達之後題「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的詩，以吐多年的屈辱之氣，這心情是怨，當然談不到受影響。比王播小之又小的人物，多到無數，與禪林接近，心情不是怨，是舒暢，甚至安然，這就應該說是或多或少受了影響。這些人是很少見經傳的，但可以想而見之。見經傳的為數也不少，史書隱逸傳之內，之外，都可以找到。這裡不是意在網羅，可以用個省力的辦法，舉一部書為例。那是《五燈會元》，由龐蘊居士開始，舉出陸亘大夫、白居易侍郎、相國裴休居士、刺史陳操尚書、刺史李翱居士、張拙秀才、太傅王延彬居士，常侍王敬初居士、丞相王隨居士、駙馬李遵勖居士、英公夏竦居士、文公楊億居士、節使李端願居士、太傅高世則居士、太守許式郎中、修撰曾會居士、侍郎楊傑居士、簽判劉經臣居士、清獻趙扌卞居士、丞相富弼居士、衛州王大夫、太史黃庭堅居士、觀文王韶居士、秘書吳恂居士、內翰蘇軾居士、參政蘇轍居士等多人，算作某某禪師的法嗣。拉這些人算作法嗣，當然也因為他們地位高，名聲大，可以給禪林壯壯門面。但他們與禪有關係也應該是事實。這關係，有的並且不是一般的。這有多種情況。如龐蘊居士，至多是士而不是大夫，據禪宗典籍所傳，造詣恐怕不低於南泉普願、趙州從諗之流。又如裴休，以高官的身分拜倒在黃檗希運的門下，並為老師整理流傳《傳心法要》和《宛陵錄》；張商英，即著名的無盡居士，官也作得不小，為了給禪宗爭地位，還作了《宗禪辯》和《護法論》。再如官不很大的馮楫是：
公後知邛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脅到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秋，乞休致，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邛事。著僧衣履，踞高座，囑諸官吏及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
遂拈拄杖，按膝蛻然而化。（《五燈會元》卷二十）
這是名為官員而實已成為禪師，受影響當然是更深的。
還有的連官場的名也舍掉，那就成為百分之百的逃禪。這樣的人，歷朝都有不少。如王維就是典型的一位。他中年喪妻，不再娶。晚年在輞川別墅中隱居，讀經參禪，正如他弟弟王縉《進王摩詰集表》所說：「至於晚年，彌加進道，端坐虛室，念茲無生。」這是名未出家而實出了家。白居易似乎也可以算。他官作得多而大，晚年像是灰了心，隱居香山，同和尚佛光如滿結香火社，顯然是不再想治國平天下，而想見性成佛了。宋朝仍是禪宗興盛的時代，士大夫受影響而逃禪的自然也不會少。《五燈會元》卷十九記了突出的一位，是侍郎李彌遜居士：
二十八歲為中書舍人。常入圓悟（昭覺克勤）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寺），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喝，公亦喝。
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公後遷吏部，乞祠祿歸閩連江，築庵自娛。
乞祠祿是辭實職，領退休金。住在小型禪院里，所求自然只是禪境的心體湛然。程度淺一些的，人數會更多，如正統儒家的歐陽修，晚年致仕，也是與禪師們親近，自號六一居士了。其後到明代，李贄是個更突出的，因為不只心喜禪，而且剃了發。他官作到知府，罷官以後，聚徒授學，學王充，連孔孟也懷疑，這是因為思想早已穩穩地坐在禪榻上。受他的影響，公安派創始人袁氏兄弟（宗道、宏道、中道）也是既作官，又修道，積極時說說儒，稍一冷就到禪那裡去尋求安身立命之地。明清之際的錢謙益也是這樣，晚年失意，就「賣身空門」，「惟有日翻貝葉，消閑送老」（《與王貽上》書）。稍後，專說大人物，順治皇帝是真想逃禪的；其孫和曾孫，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不真逃，可是取了圓明居士和長春居士的雅號。這風氣仍然向下流傳，直到民國初年還沒有滅絕。如大官僚靳雲鵬、大軍閥孫傳芳之流，下野之後，不知心怎麼樣，身卻也是常在禪林了。
14．2．2正心修己
這是道德修養方面的事。古代儒家講怎樣用功，還分為多少層次，是：「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學》）這所謂心，與《孟子》求放（跑出去）心的心大概一樣，都是「常識」的，指思維能力的本源，正心，求心不放，不過是不胡思亂想，不求所不當求。到宋朝道學家，受禪門自性清凈、即心是佛理論的影響，理也求深，於是常識的心升級，變為「玄學」的心。尤其是陸王，心的地位比在程朱那裡更高，所講習成為心學。這在前面，由學或知的角度，已經介紹過。王學是強調知行合一的，但常識上又有知易行難的說法；所以這裡想說得委婉些，是知不能不影響行，比如所知是十，只行了五六甚至二三，也總當算是一部分合了一。說到本題，是受了禪的影響的宋明以來的道學家，以及受道學影響的各式各樣的人，在修身方面，有時就會顯露出禪的影子。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正心，求心保持天賦之本然。如程頤說：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盡有商量。（《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五）
如朱熹說：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朱子語類輯略》卷二）
這人心本明的想法，到王守仁就更進一步：良知是心本善，致良知是發揮心之本然的行，成為明明德，就如何用功即可有成說，與禪的即心是佛正是一個路子。
二是「參」。禪家常用，即參話頭公案。禪宗中還有特別重視這種修持方法的，成為看話禪。宋以來的道學家，以及受禪學道學影響的人，也有用這種方法以求正心明道的。如二程說：
昔受學於周茂叔（周敦頤），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河南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