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林魯之爭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論語》大獲成功的同時,林語堂和魯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誼卻出現了裂縫。

《語絲》時期,一場浩浩蕩蕩的打狗運動把愣小子林語堂推到了文壇盟主魯迅的麾下。兩人馳騁筆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兒狗們滿地找牙。然後是遠走廈門的相互扶持。林語堂和魯迅在以筆戰鬥的崢嶸歲月中結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漢的6個月徹底摧毀了林語堂的思路。

官場如戰場。他不願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謊言,「對革命感到厭倦」,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會吞下一切鮮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個好人,用一顆童心去辨別美醜善惡。他說:

我不夢見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穩健,總鼓不起勇氣,熱心教育,熱心黨國。不知是教育黨國等事不叫人熱心,還是我自己不是,現在也不必去管他。從前,的確也曾投身武漢國民政府,也曾親眼看見一個不貪污,不愛錢,不騙人,不說空話的政府,登時,即刻,幾乎就要實現。到如今,南柯一夢,仍是南柯一夢。其後,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熱心,又在做夢,不過此時的夢,大概做得不很長,正在酣蜜之時,自會清醒過來。到了革命成功,連夢遂也不敢做了,此時我已夢影煙消,消鏡對月,每夜總是睡得一寐到天亮。這大概是因為自己年紀的緣故,人越老,夢越少。人生總是由理想主義走向寫實主義之路。語云,婆兒愛鈔,姐兒愛俏,愛鈔就是寫實主義,愛俏就是理想主義。這都是因為婆兒姐兒老少不同的關係。

來上海後,林語堂高談幽默,表現性靈閑適,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滿。魯迅也是失意而來,卻選擇直面慘淡的人生,把文學當作「匕首」和「投槍」,刺向敵人。

林語堂和魯迅各有一枝筆,走向卻不同了。

分化從一件小事開始。

魯迅和北新書店的老闆李小峰鬧版稅官司,郁達夫作「和事佬」。調解後,李小峰在南雲樓擺酒吃飯,為了活躍氣氛,除了當事人之外,林語堂夫婦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請之列。

林語堂愛說話,人際關係卻極為糊塗。應這種飯局是吃力不討好,翠鳳反覆提醒:「堂,待會少開口。」林語堂不理解,覺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說了,既然坐下來吃飯,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幾句玩笑話下來,眾人就放開了懷抱,話題也越扯越遠。突然有人提起了張友松的名字,語堂也沒細想前情因果,連連點頭附和。

這下子撞在了槍口上。

張友松是魯迅的學生,曾經請魯迅和林語堂吃飯,說也要辦一個書店,並以李小峰為誡,決不拖作者的工資。魯迅擔心順得哥情失嫂意,沒有答應。但這話傳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當時就很不痛快。後來,魯迅要和他對駁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覺得是張友松在從中使壞,幾次在背後攻擊張友松。

魯迅很忌諱這件事,聽語堂一說,疑心話中有話,譏諷自己受了張友松的挑撥,當即臉色發青,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喊「我要聲明!我要聲明!」那時,魯迅已有幾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這是什麼話!我和北新的訴訟不關張友松的事!」

語堂站起來辯解,「是你神經過敏,我沒有那個意思!」

兩人越說越上火,像一對雄雞一樣,你瞪著我,我瞪著你,對了足足兩分鐘。

郁達夫見形勢不對,趕緊站出來。他一手按下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和廖翠鳳趕緊離開。

筵席不歡而散。

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達夫的說法,是「因誤解而起的正面衝突」,可卻是一個警示,林語堂和魯迅的友誼亮起了紅燈。

不久,林語堂辦起《論語》,做了「幽默大師」,魯迅更不能理解,他認為在血與火的鬥爭中,是沒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雖然思想上出現分歧,但在私下的場合,兩人還是有經常碰面的機會。

有一次《自由談》的編輯黎烈文做東,送郁達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風雨茅廬」。郁達夫是個風流倜儻的人物,和號稱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譽為「富春江上神仙侶」,這次遷往杭州,郁達夫自述說是為了躲避他人對王映霞的追求。無奈「風雨茅廬」不遮風雨,兩人轟轟烈烈地戀愛,又轟轟烈烈地分手了。

林語堂和廖翠鳳來得最晚。一落座,語堂就笑著問魯迅:「周先生又用別的筆名了吧?」

魯迅的文章常被新聞檢查處槍斃,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煩,只能不停地換筆名。他先後共用過150個左右的筆名,署名魯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見了。林語堂等人都知道這一點,常以猜魯迅近來又有什麼新的化名為樂。

「何以見得?」魯迅反問。

「我看新近有個『徐懋庸』,也是你。」語堂自信滿滿地說。

魯迅哈哈大笑,他指著一個20出頭的青年說,「這回你可沒有猜對,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這裡。」徐懋庸當時正青春年少,來上海不久,文風辛辣老練,與魯迅有幾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語堂打了個招呼。

眾人見幽默大師當場被拆了西洋鏡,哄堂大笑。語堂則點燃煙斗,也咪咪地笑了起來。

飯後,大家不約而同地抽起煙來,一時間,煙霧繚繞。

語堂也好兩口煙,翠鳳逼著他戒,可他戒了幾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著眾人吞雲吐霧的樣子,語堂腦中光亮一閃,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幾隻煙?」他興緻勃勃地問魯迅。

「大概很多吧,沒有統計過。」

語堂一臉興奮,正準備接著問。

「你是不是在替《論語》找材料?」魯迅的口氣突然冷起來。

語堂在最近的一期《論語》上發表了《我的戒煙》一文。魯迅公開批評語堂盡拿些吸煙、戒煙之類的生活細節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時今日之中國是不適合這種西洋式幽默的。

「我準備廣播一下!」語堂沒有留意魯迅口氣的變化,老老實實地回答了。

「這其實很無聊,」魯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氣地說:「每月要擠出兩本幽默來,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裡辦得好!」

《論語》就像是語堂的孩子,他頗以此為榮,這麼一大盆冷水猛地潑下來,他氣得發昏,連辯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說話。鬧哄哄的屋子裡一下子靜悄悄的,氣氛緊張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這光景,趕緊打岔,「達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時才回來?來,敬你一杯!」

眾人連忙舉起杯子,爭相敬郁達夫酒。郁達夫也有意緩和氣氛,一口一杯,喝得暢快。王映霞看不過眼,發話了,「達夫近來身體不好,遵從醫生囑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還是醫生的命令呢?」

這句玩笑話來得正是時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觸即發的緊張氛圍被酒精一攪和,總算是平復下來了。

在座的兩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時機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經驗,氛圍越發地輕鬆起來。

林語堂恢複了常態,海闊天空地瞎扯起來。他談起歐洲中世紀時,貴族和騎士在出征前用鐵制的「貞操帶」鎖住女子下部的奇聞軼事,他還談起雍正皇帝,滿族的婚禮,妙語連珠,如天女散花,眾人應接不暇。

臨別前,黎烈文說出了請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請諸位文壇健將來年多多為《自由談》寫稿。向來嚴肅的魯迅開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罵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寫!」

「罵誰呢?」

「該罵的多著呢!」

「怎麼罵?」

「罵法也多著。」

「魯迅罵的,終不壞。」

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來湊熱鬧,「儘管周先生會罵人,卻罵不過他兒子!」

周海嬰當時還不滿5歲。

林語堂早忘了先前的尷尬,接過話頭說:「魯迅的公子終不會忠厚的。」

因為是談孩子,魯迅聽了也不生氣,笑著說:「是的,我的孩子也罵我。有一次,他嚴厲的責問道:『爸爸!你為什麼晚上不睡,白天睏覺!』又有一次,他跑來問我;『爸爸,你幾時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後,所有的書都可以歸他;到了最不滿意的時候,他就批評我:『這種爸爸,什麼爸爸!』我倒真沒有辦法對付他。」

又是一次誤會。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慶齡有感於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絕食抗議、陳獨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專門營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爭取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

林語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書,宋慶齡又是他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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