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殉國無爭議。
他對美政的執拗追求，使他早有赴死之心。他是唯美的，生活，藝術，政治，容不得半點瑕疵。他一生激烈。卻能在激烈中逗留，以激烈為常態，並展開他那令人眼花繚亂的豐富性。進入他的生命體驗幾乎是不可能的：誰能擁有一雙屈原式的眼睛呢？他是巫，是鬼，是神，是草木魚蟲雨雪雷電，是天庭的漫步者，是江湖的巡視者，是宇宙的追問者……原始宗教的天地渾成之態，顯現於屈原的作品中。《楚辭》大致是個整體，進入這個「整體」殊難想像。這倒不是說，字句理解艱難。從東漢王逸、南宋朱熹到現當代的集注集評，使《楚辭》在字面上的把握變得相對容易。《楚辭》中含有宋玉、景差等人的追隨屈原之作。
漢初賈宜吊屈原，是由於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馬遷為屈原作傳贊，其內心衝動和賈宜相似。屈原作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馬遷的描述得以凸顯。凸顯意味著：屈原的「這個」形象易於把握。而易於把握是說：文人與君王的愛恨交織的關係，由屈原作了開端，後繼者綿綿不絕。是後繼者的無窮眺望使屈原成為屈原。
「唯美」這一層，則由於楚地之原始宗教體驗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間的身影顯得游移和飄緲。游移縹緲本身也是美。
楚辭和楚聲、楚樂、楚舞、楚俗密切相關，而能以楚聲誦楚辭者，據說唐代就絕跡了。
二千三百多年來，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飄緲。屈原千姿百態。他活在漢語的彈性空間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維度的，具有多重指向。
屈原不能被窮盡。讀屈原意味著無限的生髮。
《離騷》、《天問》、《九歌》、《九章》、《招魂》……這些篇章所喚起的閱讀體驗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國南部祭神的民歌，經屈原提煉成抒情詩，人神相戀曲。《湘君》、《湘夫人》、《山鬼》、《東君》、《雲中君》、《少司命》……全是極優美的篇章。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這是日神東君的形象。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知…」這是司戀愛的處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與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現的屈原眉目傳情。
《楚辭》的源頭性美感俯拾即是。
本文掛一漏萬。
《楚辭》是南方文化的結晶。《詩經》則是北方文化的碩果：十五國風，不見「楚風」。換言之，《楚辭》是長江流域的產物，《詩經》是黃河流域的產物。二者到了漢代並稱「風騷」，宛如長江與黃河共同滋養了華夏兒女，催生綿延百代的華夏文明。
《詩經》是四言體，《楚辭》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體，形式自由奔放，音韻別緻優美，開漢唐詩歌之先河。
《詩經》是民歌民謠，清新而單純。《楚辭》是個人的藝術創造，意象繁複，意境雄渾，詩人內心的巨大衝突橫陳紙上。
何其芳說：「《詩經》中也有許多優秀動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這樣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在他的作品裡打上了異常鮮明的個性烙印的，卻還沒有。」
開端性的詩人，開端性地以生命寫詩。詩句噴發著生命衝動。
從屈原的作品看，他雖然生死繫於南方，卻對中原的歷史文化高度認同，沒有一點「小國寡民」的心態。而當時的楚國則被北方人稱為「南蠻」、「荊蠻」。南方文化傳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莊子居功甚偉。老子的思想也是從南傳到北的。
楚國滅亡了，楚聲卻響徹了華夏大地。
這個歷史現象頗具隱喻性。刀槍能攻佔國土，卻對文化無可奈何；強國的戰車馳騁千里，弱國的文化悄然反攻長驅直入；帝國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遠流長。
春秋戰國，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對平靜的。南方生活的悠久和文化的豐富是同構的，柔性之力大而無形。
北方主陽剛，南方主陰柔。
這中間可能隱藏著華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奧秘。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環繞著鮮花香草。他的纏綿傾訴也透出某種柔媚。荊楚男子也許多如此。楚人亦強悍，而在楚國滅亡之後越發強悍不屈。項羽這樣的「力拔山兮氣蓋世」的人物，產生於楚國的恥辱記憶：「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項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項羽一把火燒了阿房宮，屈原卻讓南方的生活意蘊審美氣象牢牢紮根於北方。
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軌跡看，刀槍劣勢，文化優勢。刀槍要生鏽，文化要發光。也許正是文化的發光才使刀槍入庫生鏽。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著生活的多元，審美的多元。或者說，文化的本質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來維繫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絕刀槍。南唐之滅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漢代「一統天下」，過上了安定日子的漢民族卻受到匈奴的威脅。漢族與少數族的爭鬥與融合延續千百年。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生活與刀槍的嚴重對立。而現代政治智慧，則以刀槍護衛著生活。古代政治，這個智慧尚在成形的過程中。皇權既是推動力，又阻礙了它的成形。
這是中國歷史的大課題，本文僅限於幾縷猜想。
古代中國的「生活局面」，與農耕文明息息相關……
屈原的豐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決定的。天地人神巫集於屈原一身，這在戰國時代的中原是不可想像的。中原戰亂頻仍，使「治亂」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語亂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於價值天空的收縮，為君權的暢行天下騰出空間。屈原則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間。春秋時代中原的神話也是非常發達的，屈原筆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視野是南北交匯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筆之所觸，盡染神奇。
人神渾然一體，是朝著人的神性、詩意，朝著生活的豐富、人性的豐富。神性並不壓抑人性，神權與君權的結合才壓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權是確定的。
由此可見，屈原與孔子有明顯的互補空間。
秦漢以降，中國歷代文人仰望著屈原。這幾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豐富性的開端闡釋者。王逸說：「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錶，祖式其規範。」
《文心雕龍.辨騷》則具體闡釋說：「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矣。」
文人易感，文人發牢騷，源頭在屈原。易感是說：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髮感知。感與知，是連在一塊兒的，知性（理性）並未扼殺感性。由於屈原目極天地間，立境奇高，他所畫定的感知區域籠罩著後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讀書人，進而影響全民族。發牢騷則意味著：有深怨並棲身於這種深怨。深怨從何而來？從理想、操守、才華而來。此三者，使牢牢棲身於怨恨成為可能。人是迎著痛苦上才會有「棲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騷就消失了，原則就變成妥協了。這個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國代代相襲影響深遠。優秀文人幾乎都是硬漢子，不向命運低頭，不拿原則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卻能紮根於痛苦怨恨，並在書寫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經典的個例。深深的怨恨開出了五彩繽紛的詞語之花，而詞語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順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並不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結合」。沒有這樣的結合，因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現代人的發明。
歷史長河泥沙俱下，易感和發牢騷都有變式，例如朱熹批評揚雄模仿楚辭的作品是「無所疾病，強為呻吟」。無病呻吟，有意拍馬，是漢賦的兩大通病。屈原的光輝在漢代減弱了。他在漢賦作者們的扭曲的眺望中躺進了漢隸書籍，到唐宋又一躍而起……
古代南方人傑的國家情結、民族情結勝於北方。項羽的衣錦還鄉、寧死不肯過江東，是屈原之後的另一大個案。屈原為何投江？因為他是楚人。楚國近千年的歷史培育了他的國家情結。這情結包含了意識、潛意識、集體潛意識。中原諸國長期戰亂，分分合合，國家意識淡薄，策士們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飯。孔子孟子韓非子，都是以諸國為國的。《楚辭》學者馬茂元先生對此有專論。
孔子的大視野，使他必須淡化他的魯國情結。而國家趨於一統，國家意識的淡薄對儒學之意識形態究竟是行不通的，誰來填補這個空缺呢？是屈原。這倒不是說，屈原主動填這個缺。是漢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鑲嵌」到歷史的空缺中的。這裡，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補空間。楚國放大為「中國」。
屈原的愛祖國，同樣是「歷史性」的，感動中國兩千多年，並且在他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