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人幾乎都要去當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這樣，他們要麼出身貴族，要麼是醫生、神甫、律師、商人、教師……的兒子，總之，職業分布相對寬泛，吃官俸者少。中國古代文人與政治有著深廣而持久的聯繫。
古代多戰亂，不是漢人跟漢人打，就是漢族與游牧少數族打，百年興旺的家族不多。幾位貴族大文人，屈原，嵇康，李煜，李清照，曹雪芹，皆為厄運所造就。
古代文人走向官場或背向官場，其「生存路數」是高度一致的。先秦時代百家爭鳴，像孔子這樣的人連年穿梭於列國，形如喪家之犬而大腦高速運行，想透了很多大問題。秦漢結束了諸子爭鳴的局面，幾百年間雖時有反彈，卻朝著大一統：儒學一統天下。唐宋更以科舉的形式將學問與俸祿直接掛鉤。讀書人，不能金榜題名就得回家種地。「耕讀傳家」，傳了一千多年。這是中國特色。
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眾多的文人一經入官場，往往把聖人的教導拋到腦後，按官場套路行事，為非作歹者代代有之。像北宋的舒亶、李定，一個狀元，一個才子，幹缺德事卻格外起勁；已經是小人之尤了，他還滿口正人君子。再如做了宰相的晏殊，詞好，人品卻成問題，他看不起浪跡於底層的柳永，對歐陽修以貌取人，科場做王安石的手腳，安插自家人。
不過，文學大師們好像都是正人君子。
從屈原司馬遷到魯迅，誰不是正人君子呢？
文氣與浩然正氣是連通的。歪風邪氣寫不出傳世文章。阿諛奉承只能寫出令權貴開顏的文章，譬如漢賦。戰國時期，已經有「文學弄臣」這種角色，到漢代，皇權大如天，弄臣們也格外弄出了名堂，拿漢語作派場、列方陣，絞盡腦汁歌功頌德，拍馬屁拍出了高招。
司馬遷抵抗皇權，司馬相如依附皇權，這兩條線由兩位司馬作了開端，長長地延續下來。論數量相如式的人物為多。然而文豪們都排在了屈原司馬遷的身後，為什麼？因為真性情才能留下好文字，虛情假意浮誇拍馬只能得意於一時。誰想去讀那些個扭曲人性的拍馬文字呢？除非他想學拍馬。皇帝和歌頌皇帝的文字一同死去。封建社會歷朝歷代，這類拍馬文字多得數不清呢，卻被歷史輕輕的一巴掌拍進永遠的黑暗深淵。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李白這一聲喊，喊出了無數心聲。
李白的性格在常人看來是有毛病的，杜甫對此感慨說：「世人皆曰殺，吾意獨憐才。」李白的精神有如天馬行空，卻又生活在地上，於是有了矛盾，形成了張力。李白的詩歌藝術受益於這個張力區。猶如冷暖氣流相遇，生風生雨生雷電。
李白為人有毛病，稱不上道德楷模，但李白也是正人君子，一心想做「魯仲尼」似的大儒，安邦定國。他有一顆赤子之心，碰上高力士楊國忠這一類弄權高手，馬上就斜視、就對立了。他在翰林院這種地方狂飲八百天，未必不是效仿劉伶阮藉，雖爛醉如泥而心中雪亮。蘇軾稱讚他：「戲萬乘如僚友，視同儕如草芥。」魏萬頌揚他：「一生傲岸。三十年未嘗低顏色。」
盛唐中唐的翰林學士，多少人學會了進身術鑽營術晉陞為宰輔之臣。李白在這個位置上一待三年，卻只管以李白的方式行事，不管皇帝心思，終於被玄宗打發掉了。
唐朝的文人已經很強大了，奔向皇權又越過皇權。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隨身攜帶了兩件寶貝：一是儒家的為政理想，二是鮮明的個性。
在深諳儒學的文人眼中，皇權至尊，但皇帝並不是至高無上的，有兩樣東西制約著皇帝：天意和堯舜時代的政通人和。文人對皇帝念叨天意、堯舜，像念緊箍咒似的，皇帝很頭疼，卻還不敢反駁：反天意反堯舜那還得了，還要不要國運、還坐不坐龍椅啊？杜甫好不容易做了個左拾遺，區區八品官，卻不按唐肅宗的意圖行事，論救房琯，從此失意。失意的杜甫還寫詩說：「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
文人堅持原則，文人不知悔改：「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不能在楚國為美政，於是披頭散髮行走在荊楚大地上，走了十年，郢都淪陷之後他縱身跳進了汩羅河。兩千餘年古代史，這是最偉大的自殺，將生命與美政、與祖國的命運緊緊相連。所有的中國人都景仰他，一直景仰到今天，到未來。
屈原的美政理想和清潔精神，對後世文人影響極大。傑出的文人，腦子裡除了裝著堯舜、孔孟、老莊，還裝著屈子。而自從孟子被奉為「亞聖」之後，他的「民貴君輕」的思想又使文人手中多了一件法寶，一有機會就要亮給君王看。
歷代皇帝，忌憚天意、順應民意、追隨堯舜者，皆為所謂明君。反之則為暴君昏君。
歷代的一流文人，沒有一個是小人；凡為高官者，沒有一個是禍國殃民的。這一層，值得深思。
儒家講修身，文人是修得比較認真的。
在古代社會的權力格局中，詩人們還扮演著先知的角色。中唐、北宋的士大夫在盛世的頌揚聲中頭腦清醒，睜大眼睛辨認著亂象。文人幾乎都是歷史學家，有歷史感，有大局意識。北宋文人尤其突出。范仲淹喊出的口號再過一萬年也是偉大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一連串耀眼的名字，寫下了傑出的美政篇章。像蘇東坡，更是巴心巴肝為百姓謀幸福，一生輾轉幾萬里，百折不撓，「九死蠻荒吾不恨」，雖堯舜再生也不過如此吧。蘇東坡把中國古代的美政推到了極致。他同時又是文化的巔峰期繼往開來的大宗師，文化與美政在他手中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而針對這種結合，尚鬚髮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合？
蘇東坡師從歐陽修，歐陽修眺望白居易，而白居易又緊緊地盯著杜甫……長江後浪追逐著前浪。這就是所謂文化傳承、價值觀傳承、生活意義的傳承。
「品中國文人」的寫作過程中，有些未曾見過的辭彙幾乎自動涌到我的筆下：文化本能，文化基因，文化基因鏈，文化基因圖譜；生存落差，生活的意蘊層，生活的完整性……我冒昧地寫到文章里去，似乎得到了讀者的默認。
漫長的古代社會，有著大致穩定的「價值的天空」，覆蓋著巍巍朝堂和窮鄉僻壤。孔廟無處不在。這是華夏文明的特殊性，尚有待喚起深思。解構這塊價值的天空是必要的，摧毀這片天空卻是可怕的，災難性的。人是離開了「意義」就會活得很艱難的一種生物。「意義」如同蟲子的觸鬚，一旦拔掉就會四處亂轉，「昏天黑地在社會上混。」價值觀的固化和虛無化都會導致災難。西哲如狄爾泰、卡西爾、馬科思.韋伯等早已證明，生活的意義是由文化來維繫的。自然科學追求實證，而文化謀求價值觀，追求生活的意義。文化高於個體生存。
對普通百姓來說，這塊價值的天空可能會顯得有些抽象，但是對蘇軾或歐陽修這樣的文化精英來說，這塊天空是具象的、可觸摸的。文化精英們有良好的文化直覺。
歸根結底，所謂文化，就是讓抽象的東西具象化、讓無形的東西有形化、讓有效的價值普適化。
文化的抽象功能直接源於語言的抽象。
這似乎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語言的大師往往是生活意義的大師。
孔子說：「言而不文，行之不遠。」
這裡的「文」倒不是文飾，不是漂亮詞藻。它是指運用語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會實踐的能力。
孔子老子莊子，從及後來的釋迦，都是廣義上的文人。
也許可以這麼說：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體系主要是由文人來提供的。
歷代文人都有很強的個性、個體特徵，這也給他們的命運塗上了濃濃的悲劇色彩。由於中國古代文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要奔官場、走仕途，所以這種悲劇也具有特殊性。西方作家與此不同。而中西文人在這個層面的對比研究似乎不多見。
古代文人奔官場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這樣的「詩聖」在長安求官求得那麼曲折艱難，給權貴寫詩獻賦的，其內心深處的價值觀卻始終不變。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支撐著杜甫的「不變」？
類似的發問，可以針對很多文人。
文人是堅持個性、堅持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後。古代文人幾乎是失意的代名詞。不堅持就沒有失意。辨析這個綿延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現象，不能倒果為因。
前面提過，孔聖人也是到處碰壁的。
只有老莊這樣的東方大哲，才不跟歷史的進程正面接觸。他們生活在別處，彷彿輕鬆瀟洒地指點著華夏文明的進程。
老莊的智慧迄今是華夏文明進程中的頂級智慧之一。這樣的智慧讓時間的流逝變得無關緊要。誰能測量它的終點呢？有人怎麼也想不通，乾脆把老子說成外星人……
唐宋以來的古代傑出文人，其運思，無不在儒釋道的框架之內進行。這個卓越的、能穿越歷史的文化結構支撐著詩文的不朽，也為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