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牯嶺到東京
一
有一位英國批評家說過這樣的話：左拉因為要做小說，才去經驗人生；托爾斯泰則是經驗了人生以後才來做小說。
這兩位大師的出發點何豈不同，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同樣的震動了一世了！左拉對於人生的態度至少可說是「冷觀的」，和托爾斯泰那樣的熱愛人生，顯然又是正相反；然而他們的作品卻又同樣是現實人生的批評和反映。我愛左拉，我亦愛托爾斯泰。我曾經熱心地——雖然無效地而且很受誤會和反對，鼓吹過左拉的自然主義，可是到我自己來試作小說的時候，我卻更近於托爾斯泰了。自然我不至於狂妄到自擬於托爾斯泰；並且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和這位俄國大作家也並沒幾分的相象；我的意思只是：雖然人家認定我是自然主義的信徒，——現在我許久不談自然主義了，也還有那樣的話，——然而實在我未嘗依了自然主義的規律開始我的創作生涯；相反的，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於感得了幻滅的悲衰，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我不是為的要做小說，然後去經驗人生。
在過去的六七年中，人家看我自然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而且是自然主義的信徒；但我真誠地自白：我對於文學並不是那樣的忠心不貳。那時候，我的職業使我接近文學，而我的內心的趣味和別的許多朋友——祝福這些朋友的靈魂——則引我接近社會運動。我在兩方面都沒專心；我在那時並沒想起要做小說，更豈不曾想到要做文藝批評家。
二
一九二七年夏，在牯嶺養病；同去的本有五六個人，但後來他們都陸續下山，或更向深山探訪名勝去了，只剩我一個病體在牯嶺，每夜受失眠症的攻擊。靜聽山風震撼玻璃窗格格地作響，我捧著發脹的腦袋讀梅德林克（M.Maeter－linck）的論文集「TheBuriedTemple」
短促的夏夜便總是這般不合眼的過去。白天里也許翻譯小說，但也時時找尚留在牯嶺或新近來的幾個相識的人談話。其中有一位是「肺病第二期」的雲小姐。「肺病第二期」對於這位雲小姐是很重要的；不是為的「病」確已損害她的健康，而是為的這「病」的黑影的威脅使得雲小姐發生了時而消極時而興奮的動搖的心情。她又談起她自己的生活經驗，這在我聽來，彷彿就是中古的romance—－並不是說它不好，而是太好。對於這位「多愁多病」的雲小姐，——人家這樣稱咱她，——我發生了研究的興味；她說她的生活可以作小說。那當然是。但我不得不聲明，我的已作的三部小說——《幻滅》，《動搖》，《追求》中間，絕對沒有雲小姐在內；或許有象她那樣性格的人，但沒有她本人。因為許多人早在那裡猜度小說中的女子誰是雲小姐，所以我不得不在此作一負責的聲明，然而也是多麼無聊的事！
可是，要做一篇小說的意思，是在牯嶺的時候就有了。八月底回到上海，偏又病了，然而我在伴妻的時候，寫好了《幻滅》的前半部。以後，妻的病好了，我獨自住在三層樓，自己禁閉起來，這結果是完成了《幻滅》和其後的兩篇——《動搖》和《追求》。前後十個月，我沒有出過自家的大門；尤其是寫《幻滅》和《動搖》的時候，來訪的朋友也幾乎沒有；那時除了四五個家裡人，我和世間是完全隔絕的。我是用了「追憶『」的氣氛去寫《幻滅》和《動搖》；我只注意一點：不把個人的主觀混進去，並且要使《幻滅》和《動搖》中的人物對於革命的感應是合於當時的客觀情形。
三
在寫《幻滅》的時候，已經想到了《動搖》和《追求》的大意，有兩個主意在我心頭活動：一是作成二十餘萬字的長篇，二是作成七萬字左右的三個中篇。我那時早已決定要寫現代青年在革命壯潮中所經過的三個時期：（1）革命前夕的亢昂興奮和革命既到面前時的幻滅；（2）革命鬥爭劇烈時的動搖；（3）幻滅動搖後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後之追求。如果將這三時期作一篇寫，固然可以；分為三篇，也未始不可以。因為不敢自信我的創作力，終於分作三篇寫了；但尚擬寫第二篇時仍用第一篇的人物，使三篇成為斷而能續。這企圖在開始寫《動搖》的時候，也就放棄了；因為《幻滅》後半部的時間正是《動搖》全部的時間，我不能不另用新人；所以結果只有史俊和李克是《幻滅》中的次要角色而在《動搖》中則居於較重要的地位。
如果在最初加以詳細的計畫，使這三篇用同樣的人物，使事實銜接，成為可離可合的三篇，或者要好些。這結構上的缺點，我是深切地自覺到的。即在一篇之中，我的結構的鬆懈也是很顯然。人物的個性是我最用心描寫的；其中幾個特異的女子自然很惹人注意。有人以為她們都有「模特兒」，是某人某人；又有人以為象這一類的女子現在是沒有的，不過是作者的想像。我不打算對於這個問題有什麼聲辯，請讀者自己下斷語罷。並且《幻滅》，《動搖》，《追求》這三篇中的女子雖然很多，我所著力描寫的，卻只有二型：靜女士，方太太，屬於同型；慧女士，孫舞陽，章秋柳，屬於又一的同型。靜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或許有人要罵她們不徹底，慧女士，孫舞陽，和章秋柳，也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淺薄的浪漫的女子。如果讀者並不覺得她們可愛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寫的失敗。
四
《幻滅》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至十月底寫的，《動搖》是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初寫的，《追求》在一九二八年的四月至六月間。所以從《幻滅》至《追求》這一段時間正是中國多事之秋，作者當然有許多新感觸，沒有法子不流露出來。
我也知道，如果我嘴上說得勇敢些，象一個慷慨激昂之士，大概我的讚美者還要多些罷；但是我素來不善於痛哭流涕劍拔弩張的那一套志士氣概，並且想到自己只能躲在房裡做文章，已經是可鄙的懦怯，何必再不自慚的偏要嘴硬呢？我就覺得躲在房裡寫在紙面的勇敢話是可笑的。想以此欺世盜名，博人家說一聲「畢竟還是革命的」，我並不反對別人去這麼做，但我自己卻是一百二十分的不願意。所以我只能說老實話；我有點幻滅，我悲觀，我消沉，我都很老實的表現在三篇小說里。我誠實的自白：《幻滅》和《動搖》中間並沒有我自己的思想，那是客觀的描寫；《追求》中間卻有我最近的——便是作這篇小說的那一段時間——思想和情緒。《追求》的基調是極端的悲觀；書中人物所追求的目的，或大或小，都一樣的不能如願。我甚至於寫一個懷疑派的自殺——最低限度的追求——也是失敗了的。我承認這極端悲觀的基調是我自己的，雖然書中青年的不滿於現狀，苦悶，求出路，是客觀的真實。
說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罷，我就不懂為什麼象蒼蠅那樣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說我只是消極，不給人家一條出路么，我也承認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聲機吆喝著：「這是出路，往這邊來！」是有什麼價值並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說中人有一條出路，就因為我既不願意昧著良心說自己以為不然的話，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夠發見一條自信得過的出路來指引給大家。人家說這是我的思想動搖。我也不願意聲辯。我想來我倒並沒有動搖過，我實在是自始就不贊成一年來許多人所呼號吶喊的「出路」。這出路之差不多成為「絕路，」現在不是已經證明得很明白？
所以《幻滅》等三篇只是時代的描寫，是自己想能夠如何忠實便如何忠實的時代描寫；說它們是革命小說，那我就覺得很慚愧，因為我不能積極的指引一些什麼——姑且說是出路罷！
因為我的描寫是多注於側面，又因為讀者自己主觀的關係，我就聽得，看見，好幾種不同的意見，其中有我認為不能不略加聲辯者，姑且也寫下來罷。
五
先講《幻滅》。有人說這是描寫戀愛與革命之衝突，又有人說這是寫小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的動搖。我現在真誠的說：兩者都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很老實的，我還有在中學校時做國文的習氣總是粘住了題目做文章的；題目是「幻滅」，描寫的主要點也就是幻滅。主人公靜女士當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子，理智上是向光明，「要革命的」，但感情上則每遇頓挫便灰心；她的灰心也是不能持久的，消沉之後感到寂寞便又要尋求光明，然後又幻滅；她是不斷的在追求，不斷的在幻滅。她在中學校時代熱心社會活動，後來幻滅，則以專心讀書為逋逃藪，然而又不耐寂寞，終於跌入了戀愛，不料戀愛的幻滅更快，於是她逃進了醫院；在醫院中漸漸的將戀愛的幻滅的創傷平復了，她的理智又指引她再去追求，乃要投身革命事業。革命事業不是一方面，靜女士是每處都感受了幻滅；她先想做政治工作，她做成了，但是幻滅；她又於婦女運動，她又在總工會辦事，一切都幻滅。最後她逃進了後方病院，想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