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逝世後，傅漢斯、張充和從美國電傳來一幅挽辭。字是晉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張充和寫的。詞想必也是她擬的。只有四句：
不折不從
亦慈亦讓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貼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這位四妹對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蕪同志編了一本《我所認識的沈從文》，寫得最好的一篇，我以為也應該是張充和寫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數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歷表時，「民族」一欄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選擇。湘西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大都有一股蠻勁，狠勁，做什麼都要做出一個名堂。黃永玉就是這樣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發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時是個頑童，愛游泳（他叫「游水」）。進城後好像就不遊了。三姐（師母張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沒有看到。我當然更沒有看到過。他少年當兵，漂泊轉徙，很少連續幾晚睡在同一張床上。吃的東西，最好的不過是切成四方的大塊豬肉（煮在豆芽菜湯里）。行軍、拉船，鍛鍊出一副極富耐力的體魄。二十歲冒冒失失地闖到北平來，舉目無親。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筆打出一個天下。經常為弄不到一點東西「消化消化」而發愁。冬天屋裡生不起火，用被子圍起來，還是不停地寫。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為找不到職業，情緒很壞，他寫信把我大罵了一頓，說：「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他在信里說了一些他剛到北京時的情形。——同時又叫三姐從蘇州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筆打出了一個天下了。一個只讀過小學的人，竟成了一個大作家，而且積累了那麼多的學問，真是一個奇蹟。
沈先生很愛用一個別人不常用的詞：「耐煩」。他說自己不是天才（他應當算是個天才），只是耐煩。他對別人的稱讚，也常說「要算耐煩」。看見兒子小虎搞機床設計時，說「要算耐煩」。看見孫女小紅做作業時，也說「要算耐煩」。他的「耐煩」，意思就是鍥而不捨，不怕費勁。一個時期，沈先生每個月都要發表幾篇小說，每年都要出幾本書，被稱為「多產作家」，但是寫東西不是很快的，從來不是一揮而就。他年輕時常常日以繼夜地寫。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來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時夜間寫作，竟致暈倒，伏在自己的一攤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發現。我就親眼看到過他的帶有鼻血痕迹的手稿。他後來還常流鼻血，不過不那麼厲害了。他自己知道，並不驚慌。很奇怪，他連續感冒幾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他的作品看起來很輕鬆自如，若不經意，但都是苦心刻琢出來的。《邊城》一共不到七萬字，他告訴我，寫了半年。他這篇小說是《國聞周報》上連載的，每期一章。小說共二十一章，21×7＝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這篇東西是他新婚之後寫的，那時他住在達子營。巴金住在他那裡。他們每天寫，巴老在屋裡寫，沈先生搬個小桌子，在院子里樹陰下寫。巴老寫了一個長篇，沈先生寫了《邊城》。他稱他的小說為「習作」，並不完全是謙虛。有些小說是為了教創作課給學生示範而寫的，因此試驗了各種方法。為了教學生寫對話，有的小說通篇都用對話組成，如《若墨醫生》；有的，一句對話也沒有。《月下小景》確是為了履行許給張家小五的諾言「寫故事給你看」而寫的。同時，當然是為了試驗一下「講故事」的方法（這一組「故事」明顯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談》和《一千零一夜》的影響）。同時，也為了試驗一下把六朝譯經和口語結合的文體。這種試驗，後來形成一種他自己說是「文白夾雜」的獨特的沈從文體，在四十年代的文字（如《燭虛》）中尤為成熟。他的親戚，語言學家周有光曾說「你的語言是古英語」，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講創作，不大愛說「結構」，他說是「組織」。我也比較喜歡「組織」這個詞。「結構」過於理智，「組織」更帶感情，較多作者的主觀。他曾把一篇小說一條一條地裁開，用不同方法組織，看看哪一種形式更為合適。沈先生愛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頭地腳頁邊，都是修改的字跡，蜘蛛網似的，這裡牽出一條，那裡牽出一條。作品發表了，改。成書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總要改。有時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來的，以至三姐後來不許他改了（三姐是沈先生文集的一個極其細心，極其認真的義務責任編輯）。沈先生的作品寫得最快，最順暢，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從文自傳》。這本自傳沒有經過冥思苦想，只用了三個星期，一氣呵成。
他不大用稿紙寫作。在昆明寫東西，是用毛筆寫在當地出產的竹紙上的，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鋼筆，蘸水鋼筆。他抓鋼筆的手勢有點像抓毛筆（這一點可以證明他不是洋學堂出身）。《長河》就是用鋼筆寫的，寫在一個硬面的練習簿上，直行，兩面寫。他的原稿的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寫的是行書。不熟悉他的字體的排字工人是會感到困難的。他晚年寫信寫文章愛用禿筆淡墨。用禿筆寫那樣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頓挫有致，真是一個功夫。
他很愛他的家鄉。他的《湘西》、《湘行散記》和許多篇小說可以作證。他不止一次和我談起棉花坡，談起楓樹坳——一到秋天滿城落了楓樹的紅葉。一說起來，不勝神往。黃永玉畫過一張鳳凰沈家門外的小巷，屋頂牆壁頗零亂，有大朵大朵的紅花——不知是不是夾竹桃，畫面顏色很濃，水氣泱泱。沈先生很喜歡這張畫，說：「就是這樣！」八十歲那年，和三姐一同回了一次鳳凰，領著她看了他小說中所寫的各處，都還沒有大變樣。家鄉人聞知沈從文回來了，簡直不知怎樣招待才好。他說：「他們為我捉了一隻錦雞！」錦雞毛羽很好看，他很愛那隻錦雞，還抱著它照了一張相，後來知道竟作了他的盤中餐，對三姐說「真煞風景！」錦雞肉並不怎麼好吃。沈先生說及時大笑，但也表現出對鄉人的殷勤十分感激。他在家鄉聽了儺戲，這是一種古調猶存的很老的弋陽腔。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對年輕人打鼓失去舊范很不以為然。沈先生聽了，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著「楚聲」，淚流滿面。
沈先生八十歲生日，我曾寫了一首詩送他，開頭兩句是：
猶及回鄉聽楚聲，
此身雖在總堪驚。
端木蕻良看到這首詩，認為「猶及」二字很好。我寫下來的時候就有點覺得這不大吉利，沒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鄉聽一次了！他的家鄉每年有人來看他，沈先生非常親切地和他們談話，一坐半天。每當同鄉人來了，原來在座的朋友或學生就只有退避在一邊，聽他們談話。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輩的有林宰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們時充滿感情。沒有他們的提挈，沈先生也許就會當了警察，或者在馬路旁邊「癟了」。我認識他後，他經常來往的有楊振聲、張奚若、金岳霖、朱光潛諸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無朋黨色彩，也無酒食徵逐。清茶一杯，閑談片刻。楊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帶信，讓我到南鑼鼓巷他的住處去，我以為有什麼事。去了，只是他親自給我煮一杯咖啡，讓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冊頁。這冊頁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樣大，橫的，是山水，用極富金石味的墨線勾輪廓，設極重的青綠，真是妙品。楊先生對待我這個初露頭角的學生如此，則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楊先生和沈先生夫婦曾在頤和園住過一個時期，想來也不過是清晨或黃昏到後山諧趣園一帶走走，看看湖裡的金絲蓮，或寫出一張得意的字來，互相欣賞欣賞，其餘時間各自在屋裡讀書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對青年的幫助真是不遺餘力。他曾經自己出錢為一個詩人出了第一本詩集。一九四七年，詩人柯原的父親故去，家中拉了一筆債，沈先生提出賣字來幫助他。《益世報》登出了沈從文賣字的啟事，買字的可定出規格，而將價款直接寄給詩人。柯原一九八○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記起有這回事。他對學生的作品細心修改，寄給相熟的報刊，盡量爭取發表。他這輩子為學生寄稿的郵費，加起來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抗戰時期，通貨膨脹，郵費也不斷漲，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貼滿郵票。為了省一點郵費，沈先生總是把稿紙的天頭地腳頁邊都裁去，只留一個稿芯，這樣分量輕一點。稿子發表了，稿費寄來，他必為親自送去。李霖燦在麗江畫玉龍雪山，他的畫都是寄到昆明，由沈先生代為出手的。我在昆明寫的稿子，幾乎無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一九四六年，鄭振鐸、李健吾先生在上海創辦《文藝復興》，沈先生把我的《小學校的鐘聲》和《復仇》寄去。這兩篇稿子寫出已經有幾年，當時無地方可發表。稿子是用毛筆楷書寫在學生作文的綠格本上的，鄭先生收到，發現稿紙上已經叫蠹蟲蛀了好些洞，使他大為激動。沈先生對我這個學生是很喜歡的。為了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