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學」學生宿舍村裡面的一個獨立房間。所謂學生村，是由十數幢三層的小樓房，錯落的建築在一個近湖的小樹林中。
是以馬德里大學文哲學院的結業證書申請進入西柏林自由大學哲學系就讀的。在與學校當局面談之後，一切都似可通過了，只有語文一項的條件是零。學校要求我快速的去進「歌德語文學院」，如果在一年內能夠層層考上去，拿到高級德文班畢業證明書，便可進入自由大學開始念哲學。而宿舍，是先分配給我了。
「歌德學院」在德國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種性質，大半以文化交流為主，當然也可學習德文。在德國境內的「歌德」，不但學費極為昂貴，同時教學也採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課五六小時之外，回家的功課與背誦，在別的同學要花多少時間並不曉得，起碼我個人大約得釘在書桌前十小時。一天上課加夜讀的時間大約在十六、七個鐘點以上。當然，是極為用功的那種。別的同學念語文目的不及我來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親伏案工作來讀書的孩子。在這種壓力之下，心裡急著一個交代，而且，內心也是好強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課和作業一定要得滿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讀三個月之後，學校老師將我叫去錄音，留下了一份學校的光榮紀錄；一個三個月前連德語早安都不會講的青年，在三個月的教道訓練之後，請聽聽語調、文法和發音的精華。那一次，我的老師非常欣慰，初級班成績結業單上寫的是——最優生。
拿著那張成績單，飛奔去郵局挂號寄給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氣里，寄完了那封信。我快樂得流下了眼淚，就是想大哭的那種說不出來的成就感。當然這裡又包含了自己幾乎沒有一點歡樂，沒有一點點物質享受，也沒有一點時間去過一個年輕女孩該過的日子，而感到的無可奈何與辛酸。那三個月，大半吃餅乾過日的，不然是黑麵包泡湯。
也不是完全沒有男朋友，當時，我的男友是位德國學生，他在苦寫論文，一心將來要進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變的，這是後話，在此不說了。
在德國，我的朋友自律很嚴，連睡眠時枕下都放著小錄音機，播放白日念過的書籍。他說，雖然肉體是睡了，潛意識中聽著書本去睡，也是會有幫助的。他不肯將任何一分鐘分給愛情的花前月下，我們見面，也是一同念書。有時我已經將一日的功課完全弄通會背，而且每一個音節和語調都正確，朋友就拿經濟政治類的報紙欄來叫我看。總而言之，約會也是念書，不許講一句閑話更不可以笑的。
約會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雖然同住一個學生村，要等朋友將他的檯燈移到窗口，便是信號——你可以過來一同讀書。而他的檯燈是夾在書桌上的那種，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訊號。在那種張望又張望的夜裡，埋頭苦讀，窗外總也大雪紛飛，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我沒有親人，那種心情，除了凄苦孤單之外，還加上了學業無繼，經濟拮据的壓力。總是想到父親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塊塊麵包吃下去，等於是喝父親的心血，如何捨得再去吃肉買衣？總是什麼物質的慾望都減到只是維持生存而已了。
因為初級班通過的同學只有四個，而其他十一個同學都不許升班，老師便問我想不想休息三個月。他也看見我過度的透支和努力，說休息一陣，消化一下硬學的語文，然後再繼續念中級班是比較合理的。
聽見老師叫我休息，我的眼淚馬上衝出來了。哪裡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費有限，不念書，也得開銷，對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對父母又如何去說？於是我不肯休息，立即進了中級德文班。
中級班除了課本之外，一般性的閱讀加重了許多，老師給的作業中還有回家看電視和閱報，上課時用閉路電視放無聲電影，角色由同學自選，映象一出來，我們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著劇情講德文配音——這個我最拿手。
「聽寫」就難了，不是書上的，不能預習，在一次一千多字有關社論的報紙文字聽寫考試中，一口氣給拼錯四十四個字。成績發下來，年輕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學便很悲傷，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進門摔下考卷便大哭起來。那一陣，壓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績，發現不該錯的小地方都拼錯了，便責備了我一頓。他也是求好心切，說到成績，居然加了一句——將來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這樣的德文，夠派什麼用場？連字都不會寫。
聽了這句話，我抱起書本，掉頭就走出了那個房間。心裡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沒有人要嫁給你呀！回到自己空虛的房間，長褲被雪濕到膝，趕快脫下來放在暖氣管上去烤。想到要寫家信，提起筆來，寫的當然是那場考壞了的聽寫，說對不起父母，寫到自己對於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筆將頭埋在雙臂里，不知再寫什麼，窗外冬日的枯樹上，每夜都停著一隻貓頭鷹，我一打開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對於這種鳥的聯想有著太多寂寞的回憶，想起來便不喜歡。
每天晚上，修補鞋子是天快亮時必然的工作。鞋底脫了不算，還有一個大洞。上學時，為著踏雪，總是在兩雙毛襪的裡面包住塑膠袋，出門去等公車時，再在鞋子外麵包上另一個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綁緊。等到進了城內，在學校轉彎處，快碰到同學時，彎腰把外層的塑膠袋取下來。為了好面子，那脫了底的鞋總當心的用一條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著，走起路來，別人看不出，可是那個洞，多少總滲進了雪水。進了教室立即找暖氣管的位置坐下來，去烤腳，雖然如此，仍是長了凍瘡。
同學們笑我為了愛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腳尺寸太小，在柏林買不到現成的靴，去問定做價格，也不是一個學生所花費得起的。自然，絕對不向父母去討這種費用，家信中也不會講的。
那天考壞了，被朋友數落了一頓，都沒有使我真正灰心，寫家信也沒有，做功課也照常，只是，當我上床之前，又去數橡皮筋預備明天上學時再用時，才趴在床沿，放開胸懷的痛哭起來。
很清楚的記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時候，學校說二十二日以後因為聖誕節，要放幾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約好，合出汽油錢，他開一半，我開一程，要由西柏林穿過東德境內，到西德漢諾瓦才分手，然後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國，車子由我開到西德南部一個德國家庭中去度節。我們講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動身。那時，由西柏林要返回東德去與家人團聚的車輛很多，邊境上的關口必然大排長龍，別人是德國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國的人，那本護照萬一臨時在關卡不給通過，就穿不過東德境內，而坐飛機去，又是不肯花機票錢的。
為了這事，那位與我同搭車的法國朋友心裡有些不情願，怕有了臨時的麻煩，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堅持在旅行之前，我應該先跑到東柏林城那邊的東德政府外交部去拿過境簽證。如果不給，就別去了。說來說去，就是為了省那張飛機票錢才弄出這麼多麻煩的。
米夏埃不常見到我，總在門上留條子，說如果再不去辦，就不肯一同開車去了。我看了條子也是想哭，心裡急得不得了，可是課業那麼重，哪有時間去東柏林。課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實在沒有時間，連睡覺都沒有時間，如何去辦手續？
心裡很怕一個人留在宿舍過節，怕那種已經太冷清的心情。「中國同學會」不是沒有，可是因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國男朋友，加上時間不夠，總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種不被認同的自卑心裡，便很少來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終於大哭特哭了一場。不過才是一個大孩子，擔負的壓力和孤寂都已是那個年齡的極限。坐得太久，那以後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經痛也是當時死釘在桌前弄出來的。而自己為什麼苦讀——雖然語文是我心摯愛的東西，仍然沒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許因為哭累了，睡過了頭，發覺桌上的小鍾指著十點，又急得要哭。抓了書本就往車站跑，跑的時候，鞋子一開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為坐骨的痛壓到神經，變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課是完了，趕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為何來，想成了獃子。站在車站牌下，眼看著一次又一次的班車走過，都沒有上車。
逃課好了，凍死也沒什麼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沒有再轉車，摸摸身上的護照和二十塊美金的月底生活費，將書在樹叢雪堆里一埋，上了去東柏林圍牆邊，可以申請進去的那條地下火車。
柏林本來是一個大城，英美法蘇在二次大戰後瓜分了它。屬於蘇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個城變為天涯海角，不過一牆相隔便是雙城了。
我下車的那個車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個關卡，如果提出申請，限定當日來回，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