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的西班牙那份電報稿幾乎發不出去，電信局的人和我在簿子上查了又查，並沒有發現那個地名，在這之前，也看過一般的西班牙行車地圖，找不到小村落的位置。
我跟馬德里電信局的人說，試試看，發給村莊附近大約在六十公里距離外的小城，看看能不能轉過去。那發電報的人問我怎麼知道就在那小城附近呢？我說那個山區，是我朋友的故鄉。
於是，就那麼發了電報：「邦費拉達城附近小鎮德爾·席。洛貝斯家庭收。」內容只有一個電話號碼和旅館的名字，叫我的朋友巴洛瑪和她的丈夫夏依米快快與在馬德里停留的我連絡。
說起來，當年在沙漠結婚的時候，夏依米還是我們婚禮時簽字的證人。西屬撒哈拉結束佔領之後，這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因為謀職不易，搬了許多次家。最後搬來迦納利群島時，我的丈夫荷西已經過世七個月了。無形中，巴洛瑪和夏依米成了親密的家人，逢年過節總是一起度過。那時候，沙漠老友大半凋零，他們和我都是酷愛那片土地的人，相處起來，總有一份鄉愁和傷感可以了解。而，離開沙漠之後的幾年，好似每一個人的日子都加倍艱難。夏依米一直沒有持續的工作都好些年了。他們的日子十分拮据。
等到我在一九八二年由台灣回到迦納利島家中去時，鄰居們一個一個奔來告訴我，說巴洛瑪病重，眼睛瞎了，雙腿麻痹。夏依米匆匆跑來拜託鄰居轉告我，他們無法再付房租，帶著兩個男孩子搬回西班牙本土，巴洛瑪母親有些祖產的小村落去居住了。而我們，平日是不通信的。
知道巴洛瑪的情況之後，我提早離開島上，飛去了馬德里。趕去巴洛瑪父母親在城郊的花園房子，卻發現那兒變成了土地，正在建公寓。
在出於實在找不到人的焦念心態下，發出了那封沒有地址的電報。
第二日清晨，夏依米的長途電話就來了。他說次日一早開車來馬德里接我，一同去鄉下住幾天。本來，那個叫做德爾·席的故鄉，是巴洛瑪每年孩子放暑假必回去度夏的一片夢土，照片里早已看過許多次，只是沒有跟去過。這一回，想不到是在這種情形和心境下去的。
中午的時候我在旅社的大街上站著，跟認識多年的老門房說，車子一來接，就得趕快幫忙放箱子。那個小旅社在熱鬧的大街上，是絕對不可以停車的，一停警察立即會來罰。
算算車程，如果夏依米清晨六時由故鄉開出來，中午一點左右便可以抵達馬德里。我住的是老地方，朋友們都曉得的。
站到下午一點半，夏依米胖大的身影才一出現，我就跑去搬行李，匆匆忙忙將東西塞進後車廂，跟老門房擁抱了一下，就跳上車去了。以為來接的只是他一個人，進了前座，才發覺巴洛瑪半躺在後車廂。那部老破車子體型大，我從前座趕快爬過手排檔的空隙，擠到前面去。
那麼熱的天氣里，巴洛瑪卻包著毛毯，用大枕頭墊著。我上去親親她的面頰，拉起她的雙手，將它們放在我的臉上，輕輕的問：「親愛的，看得清楚我嗎？」說時濕了眼睛，可是聲音是安靜的。她不說話，只是笑了笑，剪得亂七八糟的短髮梳也沒梳，如同枯黃了的麥梗。想到當年我們在沙漠時一起用舊布做針線時的情形，我的心裡升起一片滄桑。「帶我出城去，快點，四周太鬧了」。巴洛瑪說。我在一個比較不擠的街角下車，買了一大口袋飲料、乳酪、火腿和麵包，又上了車。夏依米說一路開車去鄉下，七八小時的路，晚上十點可以到家了。巴洛瑪一直拉住我的手，削瘦的面容使她蒼老了許多。吃了一口三明治，說沒有胃口，叫我接去吃，不一會，沉沉睡去了。
我趴在后座，輕聲和開車的夏依米說話。「怎麼才離開你們不過五個月，病成這樣了？」夏依米嘆了口氣，說：「查不出來，身體上完全健康。焦慮太久搞出來的，你知道，失業都快兩年了。」我深知巴洛瑪的性格，在沙漠時好好的人都在隨時神經緊張的等待一切災禍——她想像出來的。這兩年靠社會福利金過日子，天天迎接一個找事無著而回家的丈夫，必然承擔不下。
「怎麼發生的？」我悄聲問。
「福利金停了，積蓄眼看快要貼光，她天天在家發脾氣。有天打了孩子，自責很深，到下午說一隻眼睛看不清楚。過了幾天，我又沒找到事，回到家看見她在地上爬，問她怎麼了，說腿沒有知覺，眼睛完全看不見了。將她送到醫院去，從此就不肯講話，也不吃，也不問孩子，拖了一個月完全查不出毛病來，實在撐不下去，就下決心搬回故鄉來。」「有沒有再找事？」我問。
「也是在找，她要人照顧，孩子的飯我得煮，得去城裡找，村裡沒有事情好做。」說著夏依米突然淚如雨下。我快快回頭看了巴洛瑪一眼，抽了一張化妝紙遞上去，夏依米很大聲的擤鼻涕，吵醒了巴洛瑪。
「我們在哪裡了？」她問，看看窗外烈日下一片枯乾的大平原和不斷出現的古堡，跟她說，還在加斯底亞行政區裡面開呢。加斯底亞的意思，就是古堡。
巴洛瑪要起來，我用身體斜過去給她靠著。她說要看古堡。「你看！親愛的，你的眼睛沒有瞎，是心理上給關閉住了，乖！你靠住我，試一試，去看。」我摸摸巴洛瑪的頭髮，在她耳邊說。「看不見。」說完這話又要躺下，我用枕頭墊著膝蓋，給她枕著。「你住多久？」巴洛瑪突然張開眼問我。「高興我住？」
我問。她點點頭，將臉側過一邊去，慢慢流下了眼淚。「我來，給你剪頭髮，洗小孩，煮中國菜，然後說話，講我們的沙漠，還有台灣……。」我替她擦眼淚，又輕輕的說。
「那你住多久呢？家裡房間好多。」巴洛瑪問。
不敢講台灣學校就得開課，要趕回去。也根本沒講決定回台教書的事。我說住一陣再講。
我們由馬德里往西班牙西北部開。在我的觀點裡，阿斯都里亞的山區是人間少有的一片美土。大學時代復活節春假時，開車去過。也是在這一個山區里，看過一次成群飛躍的野馬，在長滿著百合的原野上奔跑。那一幅刻骨銘心的美，看了劇疼，只想就在那一刻死去。再也無法忘懷的地方，今生這才是第二次回去。
「這一回，可以看到強尼，還有那個神父了！」我說。強尼是一個白痴，在村裡面做泥土幫工。神父是神父，村落教堂的。這兩個人，是巴洛瑪多年來一再講起的故鄉人。巴洛瑪討厭村裡其他的人，說他們自私、小氣、愛管閑事又愚昧保守和長舌，她不跟他們來往。只這兩個人，白痴心好，神父談得來，是巴洛瑪所摯愛的。她最恨村裡的寡婦，說她們是巫婆變的，一生穿著黑色衣服還不夠，總是包著黑頭巾，老在窗口陰沉沉的偷看別人，而寡婦又偏偏好多個。
其實，巴洛瑪的父母家原是好的，父親是空軍少將，母親是一個畫家。巴洛瑪也學畫，師範畢業了出來教小學生的書，十九歲那年認識了孤兒夏依米——在馬德里的一個教堂聚會裡，沒多久就嫁了。夏依米沒有一計之長，做的是行政工作，婚後連著生了兩個孩子，日子一向艱難。直到去沙漠做了總務方面的事情，才算安定了幾年。這一回，貧病交集，出於不得已，才回到父母度夏的故居來——那個一到冬天就要被雪封去通路的小村。
說起白痴強尼和神父，巴洛瑪噗一下笑了。說強尼分不清時間，必然整天呆站在村子口的泥巴路上等我去。強尼不是西班牙名，是有一天白痴看見電視里有一個美國兵叫這個名字，他就硬要別人也叫他強尼，如果再叫他「璜」這個本名，就在村裡拿了磚頭追著人打。
講起村裡的事，巴洛瑪話多了些。我說那些寡婦們怎麼啦？巴洛瑪哈哈笑起來，接著突然指著我身上披的一個花綢西班牙披肩說：「你穿這種顏色的東西，她們馬上罵你。不要跟她們講你的事，不要理她們——。」
她不自覺，夏依米和我嚇得跳起來——巴洛瑪什麼時候看得見我的顏色了？！她根本沒有瞎，她是要瞎就瞎，要不瞎就不瞎的。視神經絕對沒有毛病，是心理上的巨大壓力造成的自閉。夏依米兩年多的失業將她搞出來的。
「你看見我了？看見了？」我用力去掐巴洛瑪的肩，拚命搖她。
「啊，啊——」她不承認也不否認，歇斯底里的用手來推我，然後一趴下來，又不說話了。
「媽媽爸爸呢？」我又趴上去跟夏依米講悄悄話。「爸爸在馬德里心臟開刀，不要告訴她。」當然是認識巴洛瑪全家人的，她的母親是一個慈愛又有風韻的女人，巴洛瑪不及媽媽，每天亂七八糟的也不打扮自己，可是她的家仍是極美的，她愛打扮家庭和做蛋糕。我的結婚蛋糕當年就是巴洛瑪做的。因為太敏感，不會出來做職業婦女，人也心氣高傲，看不順眼的人，一句話都不講，看順的，就把心也給了人。
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個樣子，一顆一顆垂在車窗外，遼闊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產生那熟悉的疼痛。對於西班牙這片土地的狂愛，已經十七年了，怎麼也沒有一秒鐘厭倦過它？這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