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難道我真的沒有一次獨自去塞爾維亞旅行過嗎？那是一個雪天，在邊境城市巴伊納巴什塔。天剛破曉，我就出發了，心裡只想著兩個目的地：長途汽車站和德里納河（我常常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是：「為了達此目的，你恐怕必須早點起來！」）。我不是要過橋去波斯尼亞，而是要去更遠的地方，儘可能遠離房屋和花園，去德里納河蜿蜒流過田野和牧場的地方，這兒看看，那兒走走。
天色陰暗，下著雪，周圍群山環繞。汽車站很難找，根本就沒有指示牌，我又不想問別人。最後，終於找到了，果然跟我想像的一樣，汽車站是一座平房，坐落在被德里納河支流沖刷而成的一片窪地上，對面就是我在巴伊納巴什塔鎮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棟房子，除了頂上有個十字架之外，一點也不像教堂。
在車站售票大廳里，牆上有一張很大的班車目的地列表，就像紀念油畫那麼大。上面的文字跟書法一樣，是當年在這裡通用的西里爾字母：貝爾格萊德，在這下面，也就是最後，是斯雷布雷尼察和圖茲拉。這塊巨大而古老的公告牌現在已經不用了。當下的發車時刻表貼在一個角落裡，草草地寫在很小的一張紙上。再說，已經沒有開往最後提及的兩個地方的班車了。隔壁的咖啡館是一個巴洛克風格的大廳，空蕩蕩的，只有一位老婦人坐在一張很大的桌子旁，不知是老闆還是服務員。裡面有兩個人在下棋，他們倆在接下來的半個鐘頭裡下了大約二十盤快棋。遠遠的角落裡有一位孤獨的老人，他喋喋不休地朝著咖啡館裡說著什麼，不是自言自語，而是迫切地希望有人聽他說話（可惜沒人聽）。
後來，我漫步穿過田野，遠離最後一處城郊房舍，可是不大一會兒，我就打算放棄繼續往前走了：濕漉漉的深雪灌進我的鞋裡，特別是面前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腳印，猶如在警告我。難道我還沒看夠德里納河嗎？可是我的雙腿卻不由自主地接著向前挪去。在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一直朝著遠處昏暗的河谷走去，那裡就是邊界和德里納河。（在那本純克羅埃西亞語詞典里，「河谷」被「港口」取而代之，因為這個意思符合這個海洋之國，而我後來在另一本戰前的詞典中還找到了「草地」的意思。）河對岸是否也有人在看著我呢？那邊一點動靜也沒有。那是一片廢墟，還是尚未完工的新建築？不，是廢墟，河兩岸又堆放著與房子一般高的、發黑的乾草堆，彷彿已經好多年了。我終於穿過了一片窪地，彷彿所有的小鳥都聚集在這裡。之前，在穿越塞爾維亞的旅途中，我曾經那樣期盼著能夠看到它們，有麻雀、山雀、紅胸鴝、鷦鷯、戴勝和蜂鳥（不，沒有蜂鳥）。我現在終於又可以從一個光禿禿的堤壩上看到德里納河。它湍急地流去，河面寬闊，河水閃現著深綠色的光。然後，從斜坡上溜下去，越過尚未收割完的、迎風沙沙作響的玉米地，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河谷灌木叢中，我幾乎覺得比在大壩上更安全。
「你可別繼續走下去了！」腦子裡一邊這麼想著，可是雙腿還是伴我一起走出灌木叢，徑直來到河邊，經過一個出現不久的地坑，裡面散落著大量的子彈殼（不，應該不是）。我蹲下身子，這時，河面顯得更加寬闊，從腳上的塞爾維亞棉鞋鞋尖到波斯尼亞河岸，無非是冷冰冰霧蒙蒙的德里納河水，濕乎乎的雪花紛紛落入水中。這時，我腦海里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會不會也在一次德-德戰爭中這樣蹲在界河邊上呢。順流而下，將近三十公里，應該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這塊飛地了。一隻兒童涼鞋漂到我腳前。「你不是依然執意質疑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殺嗎？」回到巴黎之後，S這樣問我。「不，」我回答說，「但我只是想問問，怎麼來解釋這樣一次大屠殺。正如所說的，在整個世界眼皮下，而且經過了長達三年的戰爭。人們說，在這場戰爭中，戰爭各方，甚至連那些戰爭瘋狗此間都變得已經懶得再殺戮了。更有甚者，據說這是一場有組織的、系統的、預謀已久的屠殺？」為什麼要這樣大規模地殺戮呢？到底是什麼動因？想達到什麼目的？為什麼不進行徹底的原因調查（「精神病患者」不成其為理由），卻又是赤裸裸的、無與倫比的、由市場決定的事實和假象的交易呢？
我就這樣繼續蹲在德里納河邊，想到伊沃·安德里奇筆下的維舍格勒城，或者它就閃現在我的腦海里，溯流而上大概五十公里——尤其想到那個在小說《德里納河上的橋》（最初名為《德里納河上有一座橋》）中塑造得如此鮮明的城市編年史作者的形象。這部小說寫於「二戰」期間德軍佔領的貝爾格萊德，男主人公在他的整個書寫生涯中幾乎沒有記錄下任何當地的重要事件，並不是由於懶惰或粗心，更多是因為自負，首先是傲慢——在他眼裡，那些事件，無論怎樣，根本都不值得記錄下來。
我在那裡繼續思考著（或者想像著這樣的情景）；我在這兒思考著這樣的情景，堅決，一絲不苟，實實在在，覺得那裡有太多報道波斯尼亞及其那場戰爭的記者都是些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人。他們不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虛偽的編年史作者。
這樣說，絲毫沒有針對那些——勝過揭示真相——善於發現的記者，實地（或者更確切地說：深入實地，並且把實地的人們捲入其中），也不是為另外那些戰地研究者叫好！但的確不敢恭維那些遠遠手舞足蹈的烏合之眾，因為他們把自己的書寫職業與法官的，甚至蠱惑人心者的角色混為一談；多少年來，他們總是用千篇一律的筆調和畫面夸夸其談。他們身在國外，高高在上，自行其是，跟戰場上那些瘋狗沒有兩樣，同樣是些兇惡的戰爭瘋狗。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聞，比如德國《明鏡周刊》上連篇累牘的新聞，在那裡，卡拉季奇「先是喋喋不休」，然後又是「表示讓步」；在那裡，一次晚餐時，在美國的代頓軍營——據這家消息靈通的周刊透露說，那些聯邦共和國的調停人就在那裡，當然是些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人——進行和平談判期間，其中一位與會者被描述（？）如下：「戰鬥轟炸機和長崎原子彈模型，塞爾維亞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會更喜歡哪一個呢？」（如果說克羅埃西亞總統圖季曼是一個出了名的惡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或者人們以前恐怕會這樣說，他就是個「臭名昭著」的惡棍，那麼相比之下，米洛舍維奇則顯得遜色，即使他也是個惡棍，那麼也是個直到今天還相當不出名的惡棍，一個似乎有待記者去發掘的惡棍，而不是一味地對他進行謾罵和譴責。）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新聞呢？一個星期以後，在這些新聞中，那些因為條約而被置於伊斯蘭國家統治之下的薩拉熱窩塞爾維亞人「覺得自己被騙走了猶大的酬金」；《明鏡》語言突然從商業通常的低俗轉換為聖經似的神聖。（為此，那個不可缺少的「巴爾幹專家」後來在《世界報》上撰文獨一無二地認為，在下面那裡，「如今很少有人願意生活在一些地方，因為那裡的立法者並不是本民族的代表」——難道今天才這樣嗎？唯獨在巴爾幹半島？）《明鏡》不愧是德國人的一面特殊的鏡子。
需要說明的是：這裡壓根兒說的不是「我要控訴」。我只是被迫尋求公正。或者也許真的只是迫使我產生懷疑，令我思考。
這樣一來，比如說，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那個常駐波斯尼亞的《解放報》特派記者戰前與其說是個南斯拉夫通，倒不如說是一個活躍的、時而可以讓人賞心悅目的體育記者（尤其是在環法自行車大賽時大出風頭）。可是，他從戰爭前線發回的加急報道，都是關於這樣和那樣的英雄，還有面目全非、垂頭喪氣、目光獃滯的戰敗者或者無足掛齒的士兵——然而，當他在薩拉熱窩塞族人居住區看到大幅標語上寫著：「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嗎 ？」這個問題時，他為什麼非要公開嘲笑這種「荒唐」和「偏執」呢？就像我也能夠理解這樣的情形一樣——當然不是那麼好——，有這麼多的國際媒體，從《時代周刊》到《新觀察家》，為了把這場戰爭兜售給顧客們，都把「塞族人」說成是不折不扣的壞蛋，而將「穆斯林」說成十全十美的好人。
而此間甚至讓我感興趣的是，為什麼在那家要吃掉塞族人的歐洲主流報紙，即《法蘭克福彙報》上，他們在那裡的仇恨代言人，也是其仇恨的根源，天天都用一種劊子手的語氣（？）發表社論（「必須予以清除」，「必須予以隔離」，「一定要使之靠邊站」），反對一切南斯拉夫和塞爾維亞的東西，怒不可遏，非要置之於死地而後快——讓我感興趣的是，這位記者從居高臨下的德國視角出發，為什麼會走到如此口誅筆伐堅持不懈的地步。我絕對無法理解這個人，也無法理解他為什麼總是口沫橫飛地反對塞族人。然而，我此間不得不認為：莫非他和他的家人就來自南斯拉夫？他，或許他的家人，就像斯洛維尼亞哥特舍地區講德語的人一樣，「二戰」後被鐵托政權驅逐，無辜，遭受迫害，成為犧牲品，被剝奪了財產，就是因為他或者他的家人是德意志人？或許終歸有一天，這位寫手不再靠著撰寫殺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訴世人，他對南斯拉夫和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