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我們開始了此行的最後一段旅程，一路上險象環生。
我們依然冒著十一月的落葉伴隨著下雪的天氣，最後離開了貝爾格萊德，離開了莫斯卡瓦酒店，踏上了前往波斯尼亞的旅途。S一大早就乘車回法國了，因為孩子們過完萬聖節又要上學了。於是，我們三個人，茲拉特科、扎克和我，乘坐前者的車，一路摸索著前往德里納河畔的巴伊納巴什塔。後者的前妻和他們的女兒就生活在那裡。摸索著——這是因為，雖然這位父親在孩子成長的十八年里經常往返這段路線，可是他現在卻連一條路都不熟悉了；他當時一直是坐大巴車去的（而此時此刻，也弄不到塞爾維亞的專用地圖）。
可是之前，也就是在離開首都之前，我們在這個號稱「世界上加油站最多的國家」第一次加了油。在通往城外的公路幹線兩旁，密密麻麻地站滿了提著油桶或拿著油瓶的人。也是在之後一次次加油時，我獲得的第一印象是，在一雙雙絕對小心翼翼的手裡，這種綠紅相間的黏稠液體緩慢而清晰可見地噴入油箱中，絕對不會讓人看到它事實上就是那個樣子：某些相當奇缺的東西，十分值錢的東西，一種寶藏。這時，我又一次絲毫也不會壓抑我萌發的願望：這樣的加油方式可能還會延續很久，甚至還會傳到另有其主的國家。（後來，我們被一隊巡邏的警察攔下來接受檢查，彷彿有人聞到了什麼。因為「Zlatko Bo.」——塞爾維亞駕駛證上的名字——開著另一個人「Adrian Br.」——奧地利駕照上的名字——的車，所以必須繳納一筆不太大的罰款；要是能夠證明這兩個名字指的是同一個人的話，那麼整個事情就不會這樣倒霉了。）
我們大概朝著西南方向前往德里納河畔，穿過一片遼闊的原野，久久地看不到丘陵山巒，照扎克的說法，這就是通往他家鄉的方向（扎克，這個東塞爾維亞人再也不像最初幾天的樣子了），「終於到了真正的塞爾維亞」。在這曠野上，雪花越來越密集。約莫第三次迷路以後——星期天，公路上的人寥寥無幾，我們當然一邊走一邊問路，才發現他們都喝得醉醺醺的，一句話都不說。夜幕已經慢慢降臨。我們久久地滯留在一個不確切的、也叫不上名字和不為人知的地方，面對著我們這個越來越寡言少語的嚮導所說的「大荒山」，我們只有翻過它，才能到達目的地。天色已晚，我們拿定主意，不再前往那裡；我們掉頭去路旁一家孤零零的小飯館。飯館牆上，在曾經掛著鐵托畫像的地方，如今卻掛著一張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一個塞爾維亞英雄將軍的照片。桌上放著前一天的《維塞恩新聞報》，而整整一周後，這家報紙的頭版以巨大的大寫字母寫著俄語、德語和塞爾維亞語的「和平」一詞（我立刻心想著，1945年，這個詞恐怕也會如此有紀念意義地登在哪家德國報紙上？）
正像在關於迷路的故事中常說的：「不管怎麼說」，我們最終還是到達了瓦列沃城，也就是盤山公路的出口。這座山叫「Debelo Brdo」，即「大肚子山」。據說巴伊納巴什塔——在這個雪下得越來越猛的夜晚，我們的嚮導把它翻譯為「巴亞花園」（巴亞是抗擊土耳其人侵略的塞爾維亞英雄）——隘口海拔超過一千米。上山的路越來越白茫茫一片，哪怕輕輕一剎車，車輪都會打轉。夜空同樣一片漆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一絲亮光，既看不到居民屋裡的燈光，也沒有其他車輛駛過。白天的時候，我們就聽說過，從貝爾格萊德開出的夜班車中途停在瓦列沃躲避風雪，乘客們都在山腳下的城裡過夜。
途中有很長一段路不是柏油路，路面到處坑坑窪窪。我們的司機就像參加汽車拉力賽一樣穿行在其間。但是我們同時滿懷希望，因為在裸露的泥地上，雪花幾乎是留不住的。我們的嚮導後來說，當天早晨，電視上的天氣預報顯示，瓦列沃一帶不再下雪了。但是現在，每拐過一個長彎，雪都越下越大。大約到了半山腰，又颳起了大風，不一會兒又變成了暴風，雪花立刻被吹成一道道雪丘，這兒矮矮的，在繼續移動，那兒又停滯了，凝結在一起，橫豎積滿狹窄的公路。這時，這個牌手和客棧招牌畫匠則以歐洲賽車冠軍般的嫻熟技術駕駛著車輛又是穿行，又是爬坡，即使在陡坡換擋時也充滿了一種意味：再也沒有退路可走（探險故事裡不也是這麼說的嗎？）。
有時，我們中也有人會一邊目不轉睛地望著前方，一邊說著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話，不著邊際的話，可是，幾乎再也沒有人回應。後來，在繼續翻越大肚子山時，也許有一個鐘頭之久，我們三人中甚至連一句話也沒說；而且策卡也不唱歌了，況且再也聽不到民謠歌手托佐瓦克的歌聲了。如果說在不斷轉彎的汽車遠燈里，除了閃現在我們眼前的雪檐上一道又一道雪障外真的還有什麼的話，那就是越來多地出現了光禿禿的崖壁。此時此刻，我滿腦子都在想：萬一，車子現在走不動了——我要往哪個方向逃生呢？這樣沒有帽子和合適的鞋子，我能走多遠？好緊張！簡直不可思議，漫天大雪中並沒有閃現出一絲亮光，因為暴風雪恐怕會在這高高的巴爾幹山區使雪夜達到完美無缺的境界。這種不安也轉換成了某些別的東西，轉換成了恐慌？或者恰恰是它的反面？
「鬼使神差似的」，我們幾乎以步行的車速終於駛出了山口，緩緩地盤山而下。雪花也變得緩慢了。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就像在原野上一樣，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沒有積雪——我們的嚮導隨之指著那黑暗的山谷什麼地方，激動地說出了久久以來的第一句話：「下面就是德里納河，下面一定就是巴伊納巴什塔，再往後就是波斯尼亞了。」
我們終於到達南斯拉夫的偏遠小城巴伊納巴什塔。看樣子，周日的夜晚一片沉寂，主幹道上燈火通明。之後，一所公寓的門旁響起奇怪的鈴聲。這座城市儘管素不相識，卻讓人感到有某些親切感（此時此刻，我才想起來，三十多年前，青年時期的我在克羅埃西亞腹地就這樣來到一個女朋友門前敲門）。然後，我們分別住在三個燈光明亮、暖意融融的房間里，這在整個塞爾維亞都不多見。還有果子醬接風，裝在玻璃杯里，裡面還放著小勺。女主人以前在貝爾格萊德念考古學，如今在離市區不遠的德里納河水電站當秘書。她女兒房間的牆上掛滿了青春長在的好萊塢偶像詹姆斯·迪恩的招貼畫。我們享用了白菜卷（一種捲心菜肉卷）、奶油（黃油軟酪）、麵包、斯梅德雷沃產的紅葡萄酒（就是多瑙河無聲無息流過的那個地方）。這期間，目光透過厚厚的窗帘縫隙，可以看到這個巴爾幹式的庭院，四周都是相似的多層樓房：雪花紛紛揚揚，一直下個不停。
奧爾加是一個巴伊納巴什塔本地女人。她幾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電影。她告訴我們說，當地居民對一公里外發生的戰爭幾乎一無所知。傳說在德里納河河面上，總是有成堆的屍體順流而下。然而，她也不認識一個目睹過這種情形的人。不管怎麼說，在戰爭發生以前，每到夏天，這條河裡滿是游泳的人，不管是在塞爾維亞一邊，還是在波斯尼亞一邊，他們在河裡來來往往穿梭。而現在，河裡已經再也沒有人游泳了，遊船當然也停運了。她和女兒甚是懷念一起橫穿波斯尼亞、去往斯普利特和亞得里亞海邊的杜布羅夫尼克的共同旅程。她本人也很想念和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時光，無論他們是來自她最喜歡的波斯尼亞小鎮維舍格勒（伊沃·安德里奇 的《德里納河上的橋》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還是來自更近一些的斯雷布雷尼察。她相信，1995年夏天，在斯雷布雷尼察，真的有成千上萬人被殺害了。不管這場波斯尼亞戰爭規模多小，它真的發生了：一夜之間，整個村莊的穆斯林被屠殺殆盡。下一夜，又是一個塞族村莊，如此等等。於是，在這座邊境城市，塞爾維亞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裡，誰也不和別的人說話。主幹道兩邊那些嶄新的、有品位的商店和酒吧都是波斯尼亞-塞族戰爭既得利益者開的。她絕不會邁進那裡一步。她靠前夫寄來的德國馬克勉強度日，可是其他人又靠誰呢？靠著同樣艱難的鄰居施捨——雖然物資很匱乏，但首先還是內心的貧困；他們跟以前的大世界的聯繫被切斷了，一味生活在他們的天地里。他們還會有人戀愛嗎，還會生兒育女嗎？「最多也是在流亡者中。」（說到這兒，這個還年輕和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自己也笑了。）雖然時不時會有記者從西邊冒出來——在這種情況下也指的是波斯尼亞——，可是已經預先什麼都知道，所以他們提出的問題也與之相應；沒有一個人對這個邊境城市居民的生活哪怕有一丁點的興趣和好奇。聯合國觀察員剛來不久就從酒店搬走了，因為他們反覺得自己成了被觀察的對象。
晚上，我和茲拉特科（別名阿德里安）兩人住在「德里納」酒店裡。房間里沒有暖氣，也沒有像樣的窗帘。在第一個夜晚，當黃色刺眼的街燈照進屋裡時，我不時地睜開眼，雪花連續不斷地拍打在窗戶上，直到天亮還下個不停，在巴伊納巴什塔的日日夜夜一直都這樣。整個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只剩下向北穿過德里納河河谷一條公路了，茲拉特科聽人這樣說。早餐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