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們的塞爾維亞之行，我要講述的，並非是些故意針對那些反覆預先確定對這個國家管窺的反圖像。因為我印象最深的，幾乎都是居於其間的東西，我既不必刻意為之，也不用添枝加葉——所謂介於其間的東西，在德國小說家赫爾曼·倫茨那裡，必須「從局外的一側」去觀察或者眺望；而在那個老一輩的哲學家（可是絲毫沒有反對現代哲學家的意思，我時而還需要這樣一個）埃德蒙德·胡塞爾那裡被稱為「生活世界」。當然，我同時一直意識到自己身處在戰事不斷的塞爾維亞國家，一個不斷縮小的南斯拉夫聯盟的一部分。這樣介於其間的東西，這樣的生活世界並非在現實或者時代符號的旁邊或者一側。
在蘇黎世登機前，我還買了一本小朗氏詞典：在標準的黃色封面上以前寫的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現在卻只寫著「克羅埃西亞語」（1992年版）。我一邊翻著詞典一邊問自己，詞典後面的「常用縮略語」附錄里有沒有「DIN，德國工業標準」這個詞的縮寫，因為在那個時候，用塞爾維亞語當然也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其中。新版是由「賴因哈德·勞爾教授」修訂的。而就在同一年，他應《法蘭克福彙報》的招募，在那裡連篇累牘地抨擊全體塞爾維亞人民患上了最危險的神話病，連他們的作家也不放過，批評他們沒有經過啟蒙，從浪漫作家尼傑格斯到瓦斯科·波帕 莫不如此，看看這些狼的化身！看看波帕的狼詩！
與蘇黎世機場的其他登機者不同，飛往貝爾格萊德的乘客登機時幾乎沒人說話，飛行途中我們也更多地保持沉默，看樣子，彷彿連飛機上遠遠占多數的塞爾維亞人（外國勞工？看望父母親的人？）也正在前往一個他們覺得沒有把握的目的地。
飛機降落在平坦的、早就收穫完畢的土地上，遠近讓人都絲毫感覺不到貝爾格萊德這座擁有百萬人口的城市，這座「巴爾幹地區獨一無二的世界政治都市」（德拉甘·維利奇科，下文會講到他）。S讓我看看跑道附近一群人或者側影，他們正在農田邊上烤一頭小豬。晚秋時節的空中到處瀰漫著燒烤的煙霧。我之前讀過塞爾維亞小說家米洛拉德·帕維奇 寫的小說，其中有一個女子一邊親吻她的情人，一邊一顆接一顆地舔他的牙齒。其中還寫道，自南向北流淌的河裡的魚不好吃，比如摩拉瓦河；往葡萄酒中兌水，而不是顛倒過來，這是野蠻的行為。
我的朋友和翻譯扎克站在機場出口等候，他先我們從科隆飛過來。我已經好多年沒有見過他的面了。儘管如此，有人來接機，我此刻幾乎感到失望，為了進入這個世界，我寧願獨自踏進這個陌生國度的第一道門檻——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連忙說道，連他也在此間對貝爾格萊德和塞爾維亞相當陌生了（後來，打開賓館大門的時候，從他一個個遲鈍的動作得到證實）。
坐車去往新城「諾維貝爾格萊德」的路上，不時能看見人群聚集在近乎荒原的空曠處，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人在狹窄的街旁排隊，一個緊跟一個，同時也是各走各的：好像全國人民都在這裡等待著，此時此刻，正值近乎失業的下午——所有的新樓都還沒有建成，看來已經停工很久了。他們自稱走向公交車和有軌電車，這種情形好像也很久了，等車的隊伍半天都沒挪動。這時，S又讓我看看街旁賣汽油的流動商販，他們也是一撥一撥地站在路邊，手裡拿著塑料油桶。在第一時間，不管是不是在特殊地區里，我為什麼會常常對所有這些已經預先知道的現實情境視而不見呢。
我們住在「莫斯卡瓦」飯店。這家飯店位於市中心，坐落在薩瓦河和多瑙河上方的平原上，建於世紀轉折時期，隨著歲月的流逝，成為一座看上去很高貴的街拐角建築。飯店幾乎所有房間都空著，而在樓下的接待大廳里有一群服務員，還有他們的朋友？懶懶散散地走來走去。起初，我們在自己的房間里覺得，我們是好久以來的第一批客人，也會是好久以後最後一批客人。從S的房間瞭望，透過高高的陽台落地窗俯瞰那落滿樹葉、破舊的汽車突突駛過，完全不同於在巴黎的感覺的林蔭大道，不，是「bulear」，我覺得她法國式的「鄉愁」也感染了我，她的詫異，她在這裡的陌生感，或者確切地說，她「離開祖國的感受」，她「身在異鄉的感受」（就像失去了自製）。這時，我多麼希望我的另一位塞爾維亞朋友茲拉特科能過來多好啊，那個當年的洗衣工和賭徒，他四海為家，不管在薩爾茨堡還是在他祖國的首都，他似乎立刻都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如果我非要找一個本地人做嚮導，他一定會對此嗤之以鼻。（他自己開車穿過東歐，晚到了兩天。）
對我而言，感覺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國家」，是「返鄉」，不管是在那條陌生的林蔭大道上，還是在商店裡買東西時，特別是當我按下商店那古舊的鐵門把手，不得不費力地推開店門時，我立刻就有了這樣的感覺，變得不可更改，適用於所有接下來的日子。我說著之前在街上學到的商品名稱，售貨員立刻就聽懂了。到了傍晚，我們穿過貝爾格萊德市中心，出乎我們的意料，並不是一片漆黑。我們朝著卡萊梅格丹城堡方向走去。那是一座古老的土耳其城堡，高高地矗立在薩瓦河和多瑙河交匯的地方。這時，S好像腳步變穩了。只是扎克這個當地人，我們的嚮導，踉踉蹌蹌，摔了一跤，迷路了，辨不清楚方向，而且還喋喋不休地說他在自己祖國的首都感到多麼陌生。可是，他在這兒已經又待了好幾天，還有母親悉心照料。我隨之就想到，也許他在貝爾格萊德一直都很陌生——果不其然，他似乎又回答說：其實他家在貝爾格萊德郊外的策穆恩，在多瑙河邊，河水從那裡流向潘諾尼亞平原。他出生和成長在那裡，直至離開。
在貝爾格萊德的第一個夜晚暖融融的。一輪半月當空，沐浴著古老的土耳其城堡。大街上來來往往有很多人，這才像個南歐大都市的樣子。只是他們給我留下的印象，比起那不勒斯或者雅典的人來，不僅更安靜，而且也更自覺，不管是對自己還是對行人，也更專註。一種特有的彬彬有禮，一種一點都不張揚十分含蓄的彬彬有禮。看他們走路的樣子，即使匆忙，也絕不會衝撞別人。或者一種近乎溫文爾雅、給別人留下空間的言談，而不是常見的高聲叫嚷、吹口哨、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街上的小商販也不會隨便和人搭話，更多地是靜靜地等候顧客（有這樣的顧客，完全出乎我的預想圖像）。這天晚上，我隨意地看來看去，沒有看到一個塞族人酗酒。取而代之的，倒是有人在街邊的井裡掬水喝。大街上看不到任何標語或者暗示戰爭的宣傳，幾乎沒什麼警察，無論如何顯得比一般的城中心少得多。S後來認為，貝爾格萊德人顯得沉重而憂傷。與之相反，在我看來，至少第一眼看去，這裡的人民特別有活力（與當年在劇院里截然不同，也就是三十年前），而且很有教養。出於普遍的罪責感？不，出於某種偉大的思考，出於一種無與倫比的意識以及——我在那裡有這樣的感覺，我此刻在這裡也這樣想著——出於一種高貴的集體個性，或許也出於自豪感，當然是一個毫不張揚的人的自豪感。後來我在德國《時代》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塞爾維亞人變得謙虛了」，之後在《時代》雜誌上也看到有人這樣說。變得謙虛了？憑什麼這樣說？或者，用我最喜愛的（奧地利的）話說，除了「你必須早點起床才能這樣說！」：「一個外國人，知道什麼呢？」
那許許多多的老人是幹什麼的？第二天，我看到他們幾乎是各走各的，被籠罩在從兩條河河面上升騰起的早冬的霧氣中，在卡萊梅格丹城堡廢墟一帶如此不聲不響，悠閑自得地走來走去。他們常常系著領帶，戴著禮帽，按照巴爾幹人的生活習慣，鬍子颳得乾乾淨淨。他們既不像是退休工人，而且這麼多人，也不像是以前的政府職員或自由職業者。雖然他們都綻放出一種身份意識，但是有一點——這也表現在他們之中這個或者那個醫生、律師或者商人身上——，比如說，與我在德國尤其是奧地利所熟悉的中產階級的風度顯然不同。此外，這些絕對不顯老態龍鐘的老人給我的感覺既不像歐洲人，當然也不像東方人，而十分確切地說，更像是在巴斯克潮濕的林蔭道上散步的人，雖然沒有戴他們那種便帽。他們邁著有力的步子，在城堡廢墟之間走來走去，霧氣中一個個身影清晰可見，一副近乎狂怒的表情。然而，慢慢地，我覺得這就是一種現實，或者自製。他們也不像是老單身漢——都有過多年的幸福婚姻，只是現在成了鰥夫，這種情形還沒有那麼長久：像是鰥夫，同時也像孤寡老人，對這樣上了年紀的人來說很少見。不，在我看來，他們不可能是塞爾維亞愛國主義者或沙文主義者，也不是極端的東正教教徒；他們既不是忠臣，也不是老游擊隊員，更不會是納粹內奸，可是也難以想像他們是與鐵托同呼吸共命運的游擊隊員、之後的南斯拉夫幹部、政治家、實業家。顯而易見的只有，他們都遭受了同樣的損失，不管他們在這裡怎樣遊盪，損失依然活生生地浮現在他們那憂鬱的眼前。那麼，損失是什麼呢？損失？難道更多不是這樣的情形，彷彿他們被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