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打算去一趟塞爾維亞，自從四年前東斯洛維尼亞戰爭結束、武科瓦爾市被摧毀、波黑戰爭爆發以來，我就想去塞爾維亞看看。關於這個國家，我只知道貝爾格萊德，將近三十年前我曾經作為啞劇編劇應邀去那裡參加一個戲劇節。我大約在那裡待了一天半的時間，卻碰上了一場持續不斷的騷亂，如今我只記得年輕的我滿懷憤慨，或者說滿腔都是一名作家的憤慨。前來觀看啞劇的觀眾很多都是塞爾維亞人，我當時以為他們都是南部鄉村地區或者巴爾幹地區的人，我甚至認為這個地區的人肯定還不夠成熟，因此他們根本看不懂舞台上那麼長時間無聲的表演。對於貝爾格萊德這個大城市，我也沒有留下多少記憶，只記得薩瓦河和多瑙河兩岸都是緩緩的斜坡，河水流過斜坡，最終在平原匯合。我對河流本身沒有什麼印象，因為當時滿眼看到的就是這塊所謂的「典型的共產主義」高地。前不久，我再次去貝爾格萊德，當時它還是南斯拉夫的首都。在一條僻靜的大街上，路兩旁都是菩提樹，秋風吹過，落葉滿地。我無意中路過「作家之家」，不禁又想起了上次參加藝術節的經歷。當時我在那裡受到了熱情款待，因為自己年輕氣盛，總是高傲地擺出一副作家的姿態，因而遭到了米約德拉克·布拉托維奇的嘲笑。這位先生年紀也不算大，當時在整個歐洲都很有名，我也曾經非常狂熱地讀過他的書《紅公雞飛上天》。（幾年前，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先生去世了。在貝爾格萊德，曾經有人告訴我說，布拉托維奇在人生的最後階段，仍然喜歡嘲弄人，同時也愛幫助人。不知道當時除了南斯拉夫，還有哪個國家會悼念他？）
主要由於這幾年的戰爭，促成我決定去塞爾維亞看看。自戰爭爆發以來，塞爾維亞這個國家就被普遍稱為「侵略者」。當然，在南斯拉夫聯盟所有加盟國中，我對塞爾維亞了解最少，這也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另外，最近有關塞爾維亞的媒體報道和看法也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一些傳聞讓人難以置信，所以我必須去實地了解一下。過去四年來，關於塞爾維亞的幾乎所有圖片和報道都是來自戰爭前線或邊境兩邊的某一方，一旦有來自另一方的消息，我慢慢也覺得這些消息只是一種常見的、人為的視角——是在我們的感官上造成的假象——，無論如何也不是親眼目睹的。於是，這促使我決定到鏡子的背後去探個究竟；這促使我去看看伴隨著每一篇報道、每一個評論和每一個分析越來越陌生和值得研究，或者值得看一看的塞爾維亞國家。如果誰現在認為：「啊哈，親塞爾維亞派！」或者：「嗯哼，親南斯拉夫派！」——後者是德國《明鏡周刊》的用詞（這樣一個詞語？），那他就不必繼續往下看了。
雖然前幾年我也收到過這個和那個邀請，讓我去這個已經大大縮小的南斯拉夫，或者塞爾維亞或者克瑞納戈拉、黑山等地。但我不想在那裡成為一個公眾人物，即使是半個公眾人物。一直以來，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要去的話，那也僅僅是作為一名普通的過客，不是以外國人的身份，也不是旅行者；不僅要去大城市，比如貝爾格萊德、鐵托格萊德（現名：波德戈里察），而更要去小城鎮和村莊看看，可能的話，還要遠離居民區。當然，我也需要找一位熟悉當地情況的嚮導、旅伴，也許翻譯。雖然我曾經在三十多年前的夏天去過亞得里亞海的克爾克島，依稀還記得一點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也會說幾句斯洛維尼亞語，但是對於這次非同一般的旅行，我那一點語言水平可能遠遠就不夠了。（相反，那陌生的西里爾字母，我還不成問題；我時常不得不磕磕巴巴地去破解它們，好像這恰恰適合我的打算。）
很湊巧，我早就認識兩位塞爾維亞朋友。這兩人年輕時就離開了他們的國家，時不時會回家看看，如今在戰爭期間也一樣：看看父母或者守寡的母親，或者他們婚生和非婚生的孩子，以及他們早年分手的塞爾維亞戀人。其中一個名叫扎克·拉達科維奇，他把我的一些作品翻譯成了塞爾維亞語，自己也寫些東西，當然為了生計。他在貝爾格萊德上完大學之後，後來在德國的圖賓根待了很久，當過翻譯，還在「德國之聲」廣播電台當過德語報刊文章播音員，主要面向巴爾幹地區。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他也經常處在內心的分裂中，一邊身為塞爾維亞人，一邊又不得不違心地播音（借用德國《法蘭克福彙報》的說法，不允許有絲毫的「親塞爾維亞派」傾向），但他仍不愧是一個忠實的翻譯——相反，作為播音員，有時候聲音則更加不聽使喚。有可能，這樣的生存狀態使他越來越寡言少語。自戰爭開始以來，我的這位朋友就突然不說話了，不僅面對敵人圈子是這樣，甚至面對朋友圈子也如此，在我面前也一樣。他還繼續翻譯一些東西，儘管戰事不斷，仍然在貝爾格萊德、尼斯或者諾維薩德出版成書，可是我再也沒有從他那裡得到任何消息——扎克·R還活著，在翻譯，在寫作，彷彿自願選擇消失在黑暗裡。為了尋找到他的下落，我只能求助於那最後一個還和他保持聯繫的人，一個遠在美國猶他州的摩門教徒。雖然尋找這個摩門教徒費了很多周折，但是這個塞爾維亞人和我這個奧地利人很快就又聯繫上了：從科隆打來電話——是的，約定十一月初在貝爾格萊德見面，「我正打算去那裡看望我母親」。接下來一個星期，我們計畫一起驅車前往波斯尼亞邊境。同樣「正好」，他也要去德里納界河邊一個小城，約好去會見前妻以及他們的女兒。她們就生活在那裡，如今女兒快18歲了。
另一位塞爾維亞朋友叫茲拉特科·B，差不多十年前，我在薩爾茨堡認識了他。我早就想通過他進一步了解他的國家和人民。茲拉特科是薩爾茨堡一家餐廳的常客。這家餐廳位於城郊出城方向的莎爾莫斯大街主幹道旁。當時，我也經常去那裡，多年來養成了習慣，也是因為餐廳里的老式點唱機總是大聲播放著同一個樂隊的曲子：克里登斯清水復興合唱團 的歌曲，諸如：《你看見下雨了嗎？》《從後門往外看》《洛迪》等。茲拉特科起初在那裡玩牌，每次都下很大的注。他出生在塞爾維亞東部一個農家，後來在貝爾格萊德學習辦公機械修理，之後在部隊服役了很長時間，駐守過南斯拉夫的很多邊防地區。之後，他離開塞爾維亞來到奧地利，據他自己說，為了賺錢。他在薩爾茨堡郊區一家洗衣店裡打工，沒有賺到什麼錢。後來他又去一家旅行社幫忙跑差，仍然沒有賺到錢。再後來，他就在一家名為米爾傑姆的酒吧做了職業牌手。很可惜，他只是單兵作戰，面對歐洲成熟的牌手幫派，他一直都沒有機會獲勝。（我還記得他每次輸了牌之後，總是仰望著看不見的天空發獃。）從那以後，可以說，他變得規矩了，踏踏實實地找些零工做，都是一些臨時的散活，也需要有一定的專業技能。有時候，只要有人需要，他也能充當一個畫一些奇怪的風俗畫的畫工，遠離斑斕的色彩，也不僅僅是塞爾維亞式的幼稚想像——會讓人想起19世紀斯洛維尼亞的蜂箱畫（可以在布拉德湖畔的拉多夫利察一家可愛的博物館裡看到），或者還會讓人想起喬治亞流浪畫家皮羅斯馬尼 的旅館招牌畫。和扎克·R一樣，茲拉特科·B自南斯拉夫戰爭爆發以來也隱退了，從薩爾茨堡市搬到了鄉下，甚至還去政府部門申請改了名字，把原來的塞爾維亞名字改成了聽起來像德語的名字——實際上，聽起來像是他一直以來頗為崇拜的17世紀的荷蘭風俗畫家阿德里安·布魯維爾（Adriaen Brouwer）的名字。
茲拉特科·B，又名阿德里安·Br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議，準備和我一起前往塞爾維亞。我們打算去坡洛丁小村看望他種植葡萄的父母親。這個村子靠近大塞爾維亞中部地區的摩拉瓦河——有可能我們最好在十一月初去，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到那裡秋日的美景，品嘗到葡萄園裡的新鮮美味。他只是有些猶豫是否開自己的車去，因為他聽說，在他的家鄉塞爾維亞，汽車眨眼間就會被偷走。
就這樣，1995年10月底，我們各自從不同的地方出發前往貝爾格萊德：一個從薩爾茨堡的鄉下開車橫穿奧地利和匈牙利（最終他還是開著自己的車）；另一個從科隆乘坐漢莎航空的航班飛往貝爾格萊德；而我則從巴黎郊區出發，先是開車經過法國的洛林進入瑞士，然後在蘇黎世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S和我一起同行。這次旅行是我一生中為數不多的一次與他人同行。對我來說，這也是我第一次旅途上有人陪伴。
再說，我沒有為這次塞爾維亞之行做什麼特別準備。我和S差一點就錯過了辦簽證的時間，因為在我的印象里，南斯拉夫一直還是1970年至1990年的那個樣子，地域遼闊，也不用簽證，而且沒有戰爭。現在，南斯拉夫在法國已經沒有大使館了，只有一個臨時辦事處，負責辦理簽證等事務。辦簽證時還需要說明去南斯拉夫的具體原因——「旅遊」，畢竟合乎實際，可人家並不相信（難道我是戰爭爆發以來的第一個申請人嗎？），也認為理由不夠充分。幸運的是，從辦事處的裡屋出來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塞爾維亞女代辦，她不僅沒問我們什麼原因，還向我們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