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生命的最後兩年（他於1972年去世）是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度過的。1986年林洙在清華紀念梁思成活動時寫下了第一手的記述。它的摘要就形成了這最後一章和上一章的最後兩段。
1966年6月清華部分師生在京郊延慶縣的四清工作隊，接到命令撤回學校參加文化革命。（那時她和思成結婚已四年）
我在工作隊時，思成來信談到他近來血壓較高，以及嚴重的頭暈，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見到他。（他已六十五歲，身體虛弱）6月的天氣已開始炎熱。籠罩著工作隊的沉悶氣氛，又使我隱隱地感到一種難言的恐慌。返校的汽車駛入了清華園，無數的大字報和攢動的人頭使這裡呈現著一種異樣的情景。下車後立刻有人告訴我，系裡有關於梁先生的大字報，說他是與彭真同夥的反黨份子，是反動學術權威。這時，我突然覺得手裡的行李變成了一塊石頭，重重地壓到了我的心上。
我木然地走回家，推開房門，屋子和往常一樣拉著窗帘，顯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寫些什麼，顯得那樣瘦小憔悴，見我進來，向我伸出雙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啞的聲音說：「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從來沒有見到他這樣痛苦的表情，這麼頹唐的樣子使我駭然。我輕輕地撫著他希望能給他一點安慰，暗暗祈望這只是一片短暫的烏雲，一切都會槁清楚，一切都會過去。那時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片烏雲會籠罩全中國整整十年，而他再也沒有機會看一眼中國的晴空。
我回到自己的原單位「參加學習」，老同事們都很沉默。窗外不時敲鑼打鼓地走過一隊隊的人押著戴高帽子的黨委幹部們遊街。這使我感到驚恐，預感到思成也會遭到同樣的對待，但又不得不努力掩飾我的恐懼，盡量裝出一副鎮靜的樣子。
「中央」派來了工作組，人們暫時安定了下來。有人貼出了「梁思或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的大字報。於是他詳細地「交代」自己的入黨經過，與彭真的關係等等，其實那本來是眾所周知的。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檢查」都沒有「通過」。有一天他終於明白了他們需要的東西，他們認為他在反右時期寫的擁護黨委領導的文章，是當時的市委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進黨內」而授意他寫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麼寫的呢？」我問。
「在整風開始後很多人對黨提出了意見，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這些意見中有一點我不同意，就是要共產黨從學校中撤出去。他們忘記了是誰領導全國人民站了起來，不再受帝國主義侵略？是誰解決了四億多人民的吃穿問題？是誰使我們的社會得到了安定？是誰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裡從明代就積存下來的垃圾？是共產黨。那麼為什麼共產黨就不能領導大學呢？即使在解放前，校委會也是被操縱在少數特權人物手中，就像清華過去所謂的『三巨頭』嘛！所以我寫了《整風一個月的體會》，談了自己的看法。寫完後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鎖在抽屜里。星期日劉仁同志來看我，問我最近有什麼看法，我把這篇東西拿給他看，他看完後很高興，立刻放進口袋中，說了聲『明日見報』就走了。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來。」接著他又說：「不管怎樣，我認為只有共產黨能使中國強大起來，我願意跟著它走，所以我寫了入黨申請。那時連黨的基本組織原則都不懂，竟把申請書直接交給周總理轉毛主席。我在入黨後的一切行動包括我寫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錯誤，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沒有任何陰謀活動。」他很坦然同時卻一絲不苟地寫著工作組要他「交代」的每一個「問題」。他對每一件事的陳述都是誠實而詳盡的，沒有絲毫保留。我一直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無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卻驚奇地發現他在政治上是多麼地天真與單純，他對黨是那樣地忠誠和依賴，連我都不能想像在舊社會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竟能保持這麼純潔的赤子之心，絲毫也不懷疑別人會對他有什麼惡意。
這一年的7月底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這使我惶惶不安，學生們對此則是興奮萬分，反覆地唱著「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聽他們唱著，我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氣從腦後傳遍全身。工作組撤走後，由群眾自己選出了文革領導小組。人們每天都在寫批判黨委和各級黨組織的大字報。我和思成則每天都在討論著蔣南翔（前清華校長）為什麼是修正主義者？什麼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什麼是無產階級教育路線？這些似乎早已為「革命群眾」解決了的問題，我們卻仍然感到糊塗，而且也不敢提出問題。被揪斗的人一天天地增多。
我不敢想，但我預感到他們決不會放過他的。我最伯的事終於發生了。那一天我正在系館門口看大字報，突然一個人從系館裡被人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還打了一個大×，系館門口的人群轟的一聲笑開了。他彎著腰踉蹌了幾步，幾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抬起頭，一瞬間正與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無法形容我所愛的這位正直的學者所爆發出來的那種強烈的屈辱與羞愧的神情。我想現在即使以恢複我的青春為補償，讓我再看一次他當時的眼光，我也會堅決他說「不」！
那一天回到家裡，我們彼此幾乎不敢交談，為的是怕碰到對方的痛處。從此他一出家門就必須戴上這塊黑牌子。看著他蹣跚而行的身影，接連好幾天我腦子裡一直在反覆著一句話：「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8月份開始了「破四舊」運動。一個晚上，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之後闖進來了一群「紅衛兵」。為首的人，命令我打開所有的箱櫃，然後指定我們站在一個地方不許動。他們任意地亂翻了一陣，沒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這些文物到現在仍不知去向），並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12把果醬刀，12把餐刀，12把水果刀），聲色俱厲地問思成收藏這麼多刀子幹什麼？「肯定是要暴動」！我剛要開口，就挨了一記耳光。正在這個緊張關頭，突然從老太太（林徽因的母親）房裡吼叫著衝出兩個「紅衛兵」，他們拿著一把鐫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蟬了。在一陣「梁思成老實交代」的吼聲之後，他們根本不聽他的任何解釋，抱著一大堆東西揚長而去。他們走後老太太嗚嗚地哭了，我才知道這是她兒子林恆1940年在航空軍校畢業時禮服上的佩劍。我記得林徽因先生曾多麼哀傷地談起她的年輕的小弟弟及與他同時的一批飛行員怎樣在對日作戰中相繼犧牲的悲壯故事。第二天全清華都傳開了「梁思成藏著蔣介石贈他的劍」。從此以後不管什麼人，只要佩上一個紅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闖入我們家，隨意抄走或毀壞他們認為是「四舊」的東西。
一天我下班回來，發現一箱林先生生前與思成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的花圈紋飾草圖，被扯得亂七八糟，還踏上很多腳印。我正準備整理，思成說，算了吧！於是讓我把這些圖抱到院子里去，他點燃火柴默默地把它們燒了。最後的一張他拿在手中凝視了良久，還是扔進了火堆。結婚幾年，我沒有見過他哭，但在這時，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淚花。
為了避免再出亂子，我們把所有的東西檢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寫的文稿，有發表過的和未發表的，還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築及規劃方面的問題寫給中央領導和彭真市長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先生與費正清夫婦來往的信件當時也都在，其中記錄著他們之間長期的友誼以及費氏夫婦抗日戰爭時期對他們學術事業的支持。我們反覆考慮後，還是決定把這些信燒了。其他文稿包括《營造法式注釋》的稿子，是思成幾十年心血的結晶，無論如何也不能毀棄，但又沒有辦法保存。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決定把它交給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貧農出身，「紅衛兵」從來不進她的房中去。我告訴她：「這些東西以後可以證明梁先生是沒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她點點頭說：「我明白。」爾後的幾天每天晚上都有「紅衛兵」來搜查，要我們交出「封、資、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被前一天來的「紅衛兵」抄走了，因為我說不出「紅衛兵」的姓名，往往最後被打一頓（那些日子為了怕「革命群眾」更加歧視我，晚上挨了打，白天還要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去上班）。今天《梁思成文集》和《營造法式注釋》能夠問世，不能不感謝這位善良的老保姆。
「紅衛兵」三天兩頭照例要來對思成和我「訓話」。一天他們對我說：「你要考慮一下，怎樣和他徹底劃清界限，是跟黨走還是跟『反動權威』走，限你三天內作出選擇。」他們又明確地「命令」我同思成離婚！這不能不使我思緒萬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來的一切，也使我不能不想起他長期以來生活和事業上的伴侶，我的老師和領路人林徽因先生。離婚？不！我寧可同他一道被「紅衛兵」打死，也決不會丟下他而去。
「那時由於他的健康惡化，他自己出去看大字報，已經支持不住了，每天就由我把有關的大字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