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梁氏夫婦在共產黨政權下生活的全面敘述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些零碎、片斷和未經鑒定的消息傳到西方。下面就是這樣收集來的一些情況。
在北京易手之前，人民解放軍就已滲入了清華園地區。一位軍官給思成一份地圖並請梁教授標出當必須使用大炮的時候要加以保護的珍貴建築和文物。思成非常感動，記起了他在重慶曾交給周恩來幾份他認為在戰時應予保護的類似清單。
城市易手以後，新政府對它進行了大掃除。在1949～1950年間那些污染北京大街小巷的成堆的廢棄物以及成噸的垃圾和腐臭的殘渣都被用車拉走了。若干里的下水道得到清理，淤塞著污泥、廢棄物和瘋長的雜草的湖泊疏浚出來，湖水得到了凈化。
政府其他的兩個行動使得這個時期成為它和普通人民的蜜月時期。整個戰爭年代使得人民喘不過氣來的通貨膨脹得到了控制。外國人在中國享有特權的時代結束了，民族的自豪感代替了公民們的屈辱。
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副主任。他曾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國首都的建議。
1．北京市應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心。
2．必須阻止工業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污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
3．嚴格保護紫禁城。
4．在老城牆裡面的建築物要限制在兩層到三層。
5．在城西建造一個沿南北軸向的政府行政中心。
黨中央只接受了他的第三點建議，即保留紫禁城（注1.）。關於工業，彭真市長在他們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南望時說，「毛主席希望有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他說他希望從天安門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煙囪。」
我們必須假定這個消息使思成非常喪氣。他有一切理由愛北京的老城。這不僅是他的家，而且在他整個事業進程中他和徽因研究了它的美麗。保留紫禁城是不夠的。城牆圍起的偉大城市一定不能毀壞。
他轉而提出他的第五條建議，即在城西沿著南北軸向建設政府的行政中心。這樣就既能進行重要的新建又不破壞城市原有的中軸線。在留學英國的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的幫助下，思成把他的計畫寫成了建議書。他把它印出來並自費發行。他還發表了題為《北京——都市規劃的無比傑作》的文章，期望得到公眾的支持。
然而，1950至1960年期間大批涌人中國的蘇聯專家堅持政府必須以天安門為中心。而且，天安門前面的廣場必須擴建以備公眾集會和遊行。他們設想的是他們自己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加紅場的的翻版。儘管不贊成或至少是不回答思成的建議，黨中央在其規劃中還是尋求他的幫助。梁氏夫婦都被任命為設計國旗國徽小組的成員。他們提出國徽要有中國特色（不要鐮刀斧頭），最後金色和紅色的天安門正面圖案成為國徽，直到現在還在用著。
新政府要求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象徵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以追念最終導致共產黨勝利的歷次革命運動的先烈。1951年就開始籌劃，到1958年它才最後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心。
它應該是什麼樣子？一座塔？一個亭子？思成說它應當像一座中國到處都能找到的石頭紀念碑的建議說動了設計小組。由於在巨大的天安門廣場中碑體不能太小，他設想了一個和城門相配的高度。徽因參加了基座的設計並引進了她在雲崗石窟研究過的卵與尖形圖式。根據中國傳統在附近栽種了常綠的松樹以表示對死去的英雄的永久懷念，但後來它們被移走了。
當局決定拆掉大城牆和城門樓使得梁氏夫婦非常震驚。拆的理由是，這些城牆是封建帝國防禦工事，現在已經無用，它妨礙交通並限制城市的發展，它又是可以用於建造房屋或鋪設馬路的磚頭的來源。
1950年5月思成針對這一點提出了一個建議，主張城牆和門樓應該保留來服務於人民的健康和娛樂。他指出，城牆頂部「十米或更寬的」空間可以變成有花圃和園藝基地的永久性公園。有雙層屋頂的門樓和角樓可以建成博物館、展覽廳、小賣部和茶館。城牆底部的護城河和二者之間的空地可以建成美麗的「綠色地帶」供「廣大勞動人民」划船、釣魚和滑冰之用。他又加了一段舉出蘇聯有關例證的有力論據，蘇聯在1950年時是中國正在努力模仿的「老大哥」。
「蘇聯斯摩棱斯克有周長為七公里的城牆，人稱『俄國的項鏈』，二次大戰時毀於戰火，全蘇聯人民獻出愛心來修復了它。北京的城牆不能僅僅叫做『中國的項鏈』，而應梭是『世界的項鏈』。它們是我們民族的珍寶，而且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文物。我們已經繼承了這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現在怎麼能夠毀壞它呢？」
然而當局不為所動，它拒絕了思成提出的最簡單可行的建議，即不破壞門樓和城牆的整體性，在每座城門的兩邊打開一個車輛的進出通道，這樣交通堵塞問題就可以得到緩解和控制。在以後的20年中，城牆整個被毀。所有的漂亮的塔樓都被拆毀，只留下了東南角樓和南面的前門和北面的城門樓，二者的碉樓都已拆毀。護城河不見了，城市的擴展甚至消除了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牆的輪廓。
1953年黨中央制定了指導和控制建築設計的方針：「經濟、實用和在可能條件下注意美觀」。思成被責成設計出一種符合這個方針的全國性建築式樣（注2.）。在多年的戰爭破壞和新政府成立以後，對新建築的需求很大。但是有實際經驗的建築師少得很，而思成本人儘管是一個著名的建築史學家，還不屬於這個範圍。
他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儘管他是過去兩千年間中國建築的民族風格方面的公認專家，但這個時期的建築規格是圍繞著庭院建成的不超過一兩層的建築物，而在需要擴展時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別的建築。僅有的較大規模的建築都是皇家的宮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廟。
現在是20世紀，政府各部的機構需要辦公室，它的許多大學需要學生宿舍，旅館、禮堂、研究所、博物館和工廠等等也都需要大房子。市區有限的空地要求建築物向高層發展。怎麼辦？
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20年代一些外國建築師曾應一些西方和中國企業的要求設計和監造了幾座四到五層高的鋼筋混凝土房子。這些建築物頂上通常都有凹型彎曲的寺廟式大屋頂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們源於中國。
對於這種不協調的房子，思成曾批評為「穿西裝戴瓜皮帽」。然而，要創造一個巨大的現代半高層建築的全國規範風格，使用鋼筋混凝土仍是必不可少的。他早就驚異於現代建築的鋼筋骨架和中國傳統的木結構的柱樑支撐的相似性，二者的設計目的都是支持屋頂的重量和取消承重牆，以便容許開窗戶的充分自由。
他對全國性規範風格的建議並不是很清晰的，但是1955年對他的批評是他搞「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而忽視了「經濟和實用」。琉璃瓦的大屋頂浪費了國家資金，畫梁也是一樣。古代的風格被死搬到現代建築中令人啼笑皆非。號召對思成進行批判：「反形式主義、反覆古主義和反浪費」。他成了所有的反對者和支持者、同事和學生的批判對象，大家都被要求對他進行嚴厲的批判，誰也不敢公開為他辯護。
到了1955年，思成多年來不懈地為黨工作和在他看來是同失誤的鬥爭把他帶到了衰竭的邊緣。年初他就住院了。在醫院裡他被發現染上了肺結核，有好多個月他都必須卧床休息。
思成住院不久，徽因也到了同一個醫院，住進了鄰近的病房。1945年埃婁塞爾博士曾對我說，她的情況非常嚴重，也許只有5年好活。她又活了10年對她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然而到1955年她生命的過早結束已經臨近。4月月日她去世了，終年51歲。
對已經病魔纏身並在指令下受到羞辱的思成來說，在27年的共同生活以後他親愛的妻子的死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鬱。沒有她，他怎麼活下去呢？
同一年，他從醫院搬到頤和園去進行三個月的療養。1952～1953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批判了對他影響很深的他父親的保守的改良主義。他承認他一度有過一種封建觀念，「暗下決心要讓我著名的父親為我驕傲。」以後幾年他學習了馬列主義，並在1959年1月最終被吸收為共產黨員。
由於他的國際聲望，把他作為代表團的成員送出去參加國際會議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個科學院的代表團一起被派往蘇聯去過。1956年他參加了在波蘭和東德舉行的國際建築會議。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參加了斯德哥爾摩世界和平大會。1963年他在一次延長的出國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裡他高興地和建築學家奧斯卡·尼邁亞再次會面。他最後一次出國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國際建築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