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31日，是思成和徽因在渥太華結婚的20周年。一些親密的朋友們和梁家一起在他們清華園的家中舉行茶點慶祝會。徽因即席做了關於宋朝都城的報告使大家都很驚奇。但是老金卻很替「新郎和新娘」擔心。徽因的刀口曾裂開了差不多一英寸，正在用鏈黴素進行治療。同時，老金寫道，思成自己是非常的瘦，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華擔任著非常繁重的課程，而「每天的生活就像電話總機一樣——這麼多的線都在他身上相交」。
那一年是清華建築系建系的第二年，就讀的學生自然只有一二年級的學生，共計41人。思成負責講授主要的歷史課，先敘述西方建築的演變，接著就講中國建築史。他還參加一周兩次的建築評圖課。1948年5月他在清華的第一年快結束時寫信來說，「我從來不大喜歡教書。我寧願做研究工作。但學生們的作品補償了我。一般來說他們都很聰明和專心，總的來說我是滿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並使我無法進行研究工作。這真是一個矛盾。」
在內戰期間野外考察當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的營造學社自從遷回北京以來還沒有搞出一個工作計畫。而且，他在美國的幾個月已使他研究城市和建築學的因素的興趣增強。這些考慮促使他把建築系改組成兩個部分——建築和城市規劃。克拉倫斯·斯坦因為新的專業捐贈了供教師和學生用的二百冊圖書。
思成一定很希望能有時間研究這個新的領域及其對中國的應用。他的眼光超越了當前建設的迫切需要。他優先考慮的是為他的人民提供一個能夠居住的健康的總環境。他要保證他的學生不僅僅是在技術上過硬，他們必須深刻理解人類對於美、舒適、空間、健康、安全以及睦鄰關係的需求。
1948年，一位新朋友進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個剛剛從上海的中學校畢業的年輕姑娘。她到北京來是想進清華念書，她父親給徽因寫了一封介紹信。她根據對梁氏夫婦的最初印象把他們描繪得栩翎如生，同時也使我們對這位作家在她這麼小的時候有個初步印象：沉默而靦腆，聰明而敏感。她成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著要去見梁思成夫婦這兩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們談些什麼呢？我還從來沒有單獨和父輩的人打過交道呢。但是，真的見到他們之後，我所有的顧慮都消失了，林先生熱情地為我安排在吳柳生教授家借住。當她知道我的學業英語最差時，又主動提出為我補習英語，並規定每周三五兩次。因為我不善交談，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帶著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麼健談又有風趣，我除了不時發出咯咯的笑聲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風度的。當然，我見到她時她已是四十多歲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但是一旦和她接觸，實體的林徽因就不見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與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對她的欣賞中。
「那時她的健康狀況極壞，下午常常發低燒，還堅持教我這個不用功的學生，我感到十分內疚。但是她又是那麼吸引我，使我不願放棄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機會。我們總是在下午三點半開始上課，四點就開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時就和我們一起喝。有時候賓客滿堂。當客人不多時，林先生就給我講北京城的規劃，談建築，或者談文學藝術彷彿從不考慮我那時還是個『建築盲』，與她相比簡直是個無知的孩子。而就在這種閑談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對建築的知識，並對建築發生了興趣。
「有一天，林先生問我北京的古建築都看了哪些。我說城裡的基本都看過了。
「她又問我最喜歡哪幾處，我說最喜歡天壇和太廟，因為天壇經過長長的神道到達仰視晴空的潔白的圜丘真正給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覺；太廟門內的大片古松是那麼寧靜肅穆。
「聽到談太廟的古松，林先後忽然笑著問我聽過她和梁先生逛太廟的故事嗎？我搖搖頭，於是她說：『那時我才十八九歲，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擺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進了太廟的大門不久，他卻咕嚕一下，爬到樹上去了，把我一個人丟在下面！真把我氣壞了。』我回頭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調皮地一笑說：『可你還是愛上了這個傻小子。』他們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後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講完了英語問我對哪個學科有興趣時我說我愛好文學，但自知不是這塊料，所以也不準備向這方面發展，只是愛好而已。她又問我喜歡哪個作家的作品。我說國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國的作家我只喜歡沈從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劇本。她聽了非常高興，滔滔不絕地和我談論沈從文的作品，並說現在這祥對待沈從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區著名的作家趙樹理的作品就受沈從文的影響很深，她介紹我讀一讀趙樹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認識共產黨正是從趙樹理的作品開始的。
「林先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生活的領路人。而且，連我當初的婚事都是她在病中一手為我操辦的。不久因為林先生病情加重，我們停止了英語課。但因為那時梁再冰已南下，梁從誡正在上大學，所以我還是常常去梁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夫婦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對事業的執著，以及對生活的樂觀精神。
「那時每到供暖季節梁先生的負擔就極重。因為當時清華的教工住宅沒有暖氣，要靠煤爐取暖，而病弱的林先生又特別怕冷，家中必須生三、四個約半人多高的大爐子。而怎樣保證這些爐子常燒不熄只能由梁先生親自管理。我常聽到他們向我描繪前一天晚上如何搶救快滅的爐子的一場『戰鬥』。現在我才體會到，按當時林先生的健康狀況，爐子滅了真是意味著生命的終止。但他們每次談論這些卻都是那樣幽默與風趣，絲毫沒有牢騷和抱怨。」
以上這些親密的家常話是在政治和軍事大動蕩時期說的。在北京的東北面，共產黨正在壓倒國民黨的部隊。當日本投降時，蔣介石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坐著美國飛機被空運到東北三省去接收大城市，而華北的共產黨人則前往鄉村。蔣在南京保持著個人的控制，從遠處指揮他的軍隊，並不和地方指揮官們商量，也不聽他們的忠告。他保存軍隊和裝備的辦法是把它們集中在東北大城市中自以為堅固的據點裡。共產黨人控制著周圍的農村並在人民中尋求支持，包圍了這些據點並在5月至11月一次一個地予以拔除。長春於1948年10月20日易手，瀋陽是11月1日。到12月1日在南京以北的江蘇徐州的一次關鍵性戰役中，共產黨軍隊俘獲了好幾個國民黨軍及其裝備。戰爭快結束了。
思成和徽因對於政治都沒有表現出絲毫的興趣。他們在藝術的環境中長大，思想上崇尚理性，一門心思撲在個人事業上，決心在建築史和詩歌領域中有所建樹，根本沒有時間參與政治或進行政治投機。他們在戰爭期間遭受的艱難困苦也沒能在他們身上激起許多朋友感受過的召開種政治憤怒。他們是滿懷著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進入共產主義世界的。
因此發自徽因的下列政治議論是完全非同尋常的。「右派愚蠢的思想控制和左派對思想的有意操縱足夠使人深思和沉默好一陣子的了。你們國家享有的那種自由主義離開我們還非常遙遠，而我們的經濟生活，對於那些有倖免於忍飢挨餓的人們來說，意味著頭一天還有數萬元家財，而第二天就又變得一文不名。當生活整個來說都亂了套的時候，我的卧床生涯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末了，連通信也必須結束了。徽因最後一封信是在1948年11且8日和12月8日之間寫的，就是共產黨軍隊來到的那個月。她是在收到第一本費正清的書《美國與中國》（第一版）之後不久寫的信。它實際上是一篇書坪，既有讚揚也有批評，就像一篇好的書評該有的那樣。
「現在我感到即使沒有郵遞困難或其它可能的阻隔也可能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可以自由地寫信給遠在美國的你們大家了，因此感覺有些張口結百。就是這封信……我只希望它能在聖誕節之前或聖誕節時寄到。
「萬分感謝你寄來的這些書，尤其是最後那本費正清的傑作，多好的一本書啊！我們大家當然很欣賞、欽佩、驚奇並對此進行了討論，它給大家的印象都是極其深刻的。有時候我們在內部用親愛和教訓的口吻說，在某處費正清必定是深深懂得我們的『特別天朝』病症，而在另一處則是體會到『對事物的那種感覺』，不管怎樣，這一回對於一個現代的中國人來說，這本書絕不是『洋鬼子』的貨色，一點點都不是。（張）奚若憐愛他說他喜歡費正清的書，還（用中文）說，『確實沒有一句話是外人的誤解，他懂得真多』，如此等等。老金說這是對我們大家的非常『合理而科學的』總結，還說『有些事費正清了解得非常透徹，他確實是和別的外國人不一樣』。而我必須承認，思成和我驚異地發現它一點沒有外國人的善意誤解或好心的期望或失望。我特別欣賞的是費正清以西方術語描繪西方事物，以中國術語描繪中國事物，可又是用的同一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