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思成遠在美國，清華大學建築系還是成立了。早在戰爭結束後的兩個月，他就邀請了他在重慶時的助手吳良鏞來系執教。此前他已為他的系挑選了他在李庄時的三位最親密的助手——劉致平、莫宗江和羅哲文。這四位年輕人都要等候長江的下水船上的艙位去上海然後再北上去北京。吳良鏞是第一個到達上海的。當時思成正在上海等待橫跨太平洋的航行，要求吳良鏞儘快趕到清華去開課，如果遇到困難，可以找徽因幫忙。
吳良鏞於1946年底到達北京。其他從李庄來的三人在1947年初到達南京，就住在南京博物館，直到開灤礦務局一艘開往秦皇島的船同意帶他們走。他們從那裡又坐火車到天津，然後到北京，最後總算到達了清華。他們都立即和吳良鏞一起教建築設計，劉致平兼教建築結構，而熟練的藝術家莫宗江則兼教水彩畫。劉致平是思成在瀋陽的第一班高材生，以後這些年來一直和他共事，被任命為副教授，一年後又升任教授。
徽因雖然家務纏身並且大部分時間都在卧床休養，對於建築系的成立和運轉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她在瀋陽時曾親身參與了東北大學建築系起始階段的工作，這就使得她的建議顯得十分寶貴。她讓吳良鏞等人有問題可以找她。
思成仲夏時節目美國返回時，雖然家事多有煩心，他的公事卻是井井有條。他回歸的喜悅被徽因發低燒所沖淡，她的發燒使醫生所建議的手術無限期地耽擱下來。他們此前已經發現她的一個腎嚴重感染。與此同時侵襲肺部的結核使她呼吸異常困難，以致使用麻醉品的問題提了出來。然而如果腎臟手術真能施行，消除一個感染源或許碰巧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改善她的健康狀況。
思成又恢複了他作為她的護士、知心人和安慰者的角色，儘可能抽出時間來陪伴她。他當然是多次被邀請去做關於在聯合國的諮詢工作和美國之行的其它方面的公開講演。其中一次特別有影響的講演題目叫做「技術和人文」，他強調了社會和文化因素在建築學中的重要性。隨著新學年的開始，管理和教學的需求使得公私事務都更加繁忙了。
他在美國為親友們匆忙購買的禮物在他到達北京之後一段時間才運到。徽因本來期望能得到一些精緻的服裝、五顏六色的紡織品和漂亮的小擺設來酬謝一些熱心的朋友，卻吃驚地發現他買的大部分都是些美國的電子小玩藝，是用來安慰和豐富她的病床上的生活的。她描繪當時的情景說：「在一個莊嚴的場合，梁先生當眾向我展示了能自由摺疊、組合和拆裝的裝置，我坐在床上倚著一個可以調整的靠墊，身前裝著活動的讀寫架，錄音機插在接好室內普通電源的變壓器上，一手拿著放大鏡，一手拿著擴音器，要做出一副無憂無慮的摩登時代的女郎模樣，活像查理·卓別林使用一台靈巧的機器啃玉米棒子。」
後來她又補充描繪了那台錄音機：「是的，我們是聽了錄在盤裡的問候詞。但我必須說它們是亂了套的。思成的聲音就像梅貽琦先生，慰梅的聲音像費正清，而費正清的喉音近似於保羅·羅伯遜。毫不奇怪地，所有講話中最好和最清楚的是阿林納的。我為我的收藏中有了一位職業演員的『廣播講話』很自豪。直到現在，這台錄音機還沒有派上它原來設想的用場，只是讓孩子們在有聚會時錄點歡聲笑語。我的感覺就像乾隆皇帝接受各種外國鐘錶時的那種情形。我敢說他一定讓他的嬪妃們玩了好一陣子。」
但是大家都讚賞思成買的小型克勞斯萊牌汽車。在辦完沒完沒了的通過中國海關和上牌照的手續之後，它成了全家特別是徽因的天賜禮物，她可以以從前無法想像的輕鬆被載去訪友或把朋友接來看她。
秋涼以後徽因的身體狀況有所改善。醫生們決定採取初步的措施看她能不能承受腎臟手術。她在10月4日從北京的醫院病房裡給我們寫信說：「我還是告訴你們我為什麼又來住院吧。別緊張。我是來這裡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處的零件補一補，用我們建築業的行話來說，就是堵住幾處屋漏或者安上幾扇紗窗。昨天傍晚，一大隊實習醫生、年輕的住院醫生，過來和我一起檢查了我的病歷，就像檢閱兩次大戰的歷史似的。我們起草了各種計畫（就像費正清時常做的那樣），並就我的眼睛、牙齒、雙肺、雙腎、食譜、娛樂或哲學建立了各種小組，事無巨細包羅無遺，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關於當令世界形勢的重大會議一樣多的結論。同時，檢查哪些部位以及什麼部位有問題的大量工作已經開始，一切現代技術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結核現在還不合作，它早晚是應該合作的。這就是事物的本來邏輯。」
她從對她自己身體的品評轉向對她卧床的西四牌樓中央醫院房子的議論。「這是早期民國建築的傑出創造。一座集民國、袁世凱式、外國承包商、德國巴羅克風格於一體的四層建築！我房間里兩扇又高又窄的正式窗戶朝向南面，可以俯視前院，由此人們能想見1901年的老式汽車和四輪馬車以及民國初年的中國權貴點綴著水泥砌成的巴羅克式的台階和小徑的情景。」
在一陣情緒高漲中，她和寶寶以及她的年輕朋友們遊了頤和園。「在頤和園內，我花七萬元雇了一頂全程遊覽的轎子直上園後的山頂，那是我最喜歡的地方，有一次陪斯坦因夫婦來過。我們玩得很開心；一夜下雨以後天氣好極了。周圍能看出好幾英里遠。孩子們徒步陪著我，高興得不得了。從他們那裡得到那麼多的照顧使我感到美極了。老金和思成真好，我們外出一天他們看家……你看，我就是這樣從水深火熱中出來，又進行了這些所謂『不必要的活動』，要是沒有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盡燈枯——暗，暗，閃，閃，跳，跳，滅了！」
手術最後還是做了，但是直到1947年12月才做的。這兩個月的擔驚受怕當中，既有短暫的發燒、進一步的測試，又有輸血的併發症，最後還得等醫院來暖氣。在手術之前，徽因為防萬一給我寫了訣別信：「再見，我最親愛的慰梅。要是你忽然間降臨，送給我一束鮮花，還帶來一大套廢話和歡笑該有多好。」
思成的一封電報報告說手術是成功的。手術後不久思成和老金兩人都寫信來要我們搞點特效藥鏈黴素。這葯也不容易弄到，但我們還是想辦法托到北京出差的美國朋友分別帶了兩份去。最後我們得到消息說，徽因已出院回到她清華園家裡自己溫暖舒適的卧房中，這個地方她戲稱是「隔音又隔友」。
到2月中徽因已擺脫了術後的熱度，她的體力在逐漸恢複。思成說，「她的精神活動也和體力一起恢複了，我作為護士可不歡迎這一點。她忽然間詩興大發，最近她還從舊稿堆里翻出幾首以前的詩來，寄到各家雜誌和報紙的文藝副刊去。幾天之內寄出了16首！就和從前一樣，這些詩都是非常好的。」
他在附言中要我們寄一盒500張的輕打字紙作為新年禮物。「這裡一張要一萬元，一盒就是半個月的薪水。」這麼厲害的通貨膨脹真是難以想像。老金也寫信來說徽因是好多了，但又補充說，「問題在於而且始終在於她缺乏忍受寂寞的能力。她倒用不到被取悅，但必須老是忙著。」她修改、整理和爭取刊行她的舊詩。老金鼓勵她這麼干，「把它們放到它們合適的歷史場景中，這樣不管將來的批評標準是什麼，對它們就都不適用了。」
在1948年3月，思成被選為中央研究院人文學部藝術史方面的院士。8月份他飛往南京，參加研究院創建20周年慶典和在研究院總部召開的第一次全體院士會議。這是和許多老朋友一起參加的最後一次會議。內戰已瀕於危急，短期內蔣委員長就將下野並遷往台灣。中央研究院是一個政府支持的機構，要跟著遷去。思成是不想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