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是雲南省的省會，這個省南邊和西邊都和緬甸接壤。這個城市離東海岸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和廣州是如此遙遠，戰前上述地區的現代化的中國人很少知道或訪問它。法國人在二十世紀初曾從印度支那的海防修了一條窄軌鐵路到這裡，想在這內地鄉村開礦賺錢。在日本侵略以後的一段時間內，這條鐵路成了那些買得起輪船和火車票的中國東海岸難民通向西南的好通道。
對於從北京取道難走的陸路來的梁家來說，昆明的明媚陽光、溫和氣候和美麗的湖光山色是非常讓人高興的。儘管氣候溫暖宜人，雲南的人們卻大都是冷漠和不滿意的。他們把從東海岸來躲避日本侵略的難民們當成入侵者，——這些口操奇怪方言的外省人差不多是空手來的，把這裡的生活進程都打亂了。對於省里的老百姓來說，民族屈辱和民族自尊都是陌生的。日本人侵略遙遠的東部省份與他們何干？這種態度，理所當然地要在拒絕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難民們當中激起憤慨。
營適學社的前景是暗淡的——沒有資金，沒有所長，沒有工作人員。如果它這時候還存在的話，那也只是存在於思成本人要在這裡將它重建的決心之中。同時生活費用經常上漲和現有資金縮減而資助無可指望，都是很可怕的。思成和徽因為了起碼的生活，只好靠他們建築師的技巧，開始給糖些「卑鄙的富人和姦商」設計房子。他們的僱主是一批可憎的人，而且報酬很不穩定。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為了養家的可憐努力到1938年年中就結束了。當時思成患了嚴重的脊椎關節炎和肌肉痙攣，使他被迫卧床了六個月。在他康復時他的決心得到了報償。中國營造學社又搖搖晃晃地在雲南起步了。周詒春代理董事長，而中華文化基金會有一小筆款子可供明年的經費之用，只要梁思成還像以前那樣領導研究工作。除此之外，中國政府還暗示要他試驗用本地材料建造廉價的大學校舍。最大的變化顯然是發生在梁思成本人身上。他過去的來信總是流露出深深的不滿意，現在則又有了希望。他的營造學社能夠繼續幹下去，他的家庭又有飯吃了，而最使人高興的是，他的專門知識現在在昆明又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3月初，聯大的教師和學生陸續開始從長沙來到昆明。至少有一些是從海防取道窄軌鐵路來的。他們當中有老金。他和梁家及其他好朋友快樂地重逢了。徽因寫信給我們說，「我喜歡聽老金和（張）奚若笑，這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我忍受這場戰爭。這說明我們畢竟還是一類人。」
三天以後，老金給我們寫了一封信，敘述他的最初印象。「要是你們在這裡，你們會看到在陌生的環境中的一些熟悉的面孔。他們中的有些人身上穿的只有一套西裝或一件長袍，箱子里疊的就什麼也沒有了。另外一些人則能夠找到一所合住的房子。張奚若一家比我先來。中研院圖書館也快遷來了。梁思永和李濟幾天內就能到達，趙元任已經來好幾天了。我想這裡像在長沙一樣，將會有某種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質上是匱乏的。可能天氣是例外。太陽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對我說的，有些地方很像義大利。」說到徽因自己，在長久離別之後他形容她：「仍然是那麼迷人、活潑、富於表情和光彩照人——我簡直想不出更多的話來形容她。唯一的區別是她不再有很多機會滔滔不絕他講話和笑，因為在國家目前的情況下實在沒有多少可以講述和歡笑的。」
最後他說，「實際上我們的思想狀況多少有些嚴肅。在我們的心中藏著一些不表現出來的思念、希望和焦慮，這些東西用不著表現出來，因為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它形成了一股感情的暗流，而表面上我們只是關心像房子、食物一類許許多多我們叫做日常生活的瑣事。對於那些聯大圈子的人來說，問題是大學的校址直到現在還定不下來。有許許多多的人為的障礙和物質的困難。想要保持中國的大學高等教育並非易事，不過我想我們總會做成功的。」
那些在晃縣和梁家做朋友的學員們這時已從設在昆明的空軍學院結業。他們邀請思成和徽因作為他們的家長出席他們的結業典禮。跟著典禮之後，就有頻繁的空襲警報，最後有一次大的，二十三架菲亞特式轟炸機分兩批來襲，轟炸了空軍學院，炸毀了停在地面的飛機。這是新畢業的空軍學員頭一次和敵人遭遇，他們的飛行員朋友之一的高中尉，擊落了其中的一架敵機，追趕其餘的直到廣西邊境，但打贏的顯然還是日本人。
過了些日子高中尉駕駛一架油量表壞了的飛機，只好做了一次迫降。「他第三天早上才坐慢車回來。在他失蹤的那兩個晚上，我們都沒有睡好，後來看到他平安回來，只是下顎受了些輕傷，真是高興極了。我們在全城都還不太清楚的時候就得到了關於戰鬥及其結果的第一手消息。
「這八位年輕戰士都很勇敢，對於我們國家和抗日戰爭充滿了直率的信心。他們都有一付可羨慕的好身體，他們受的訓練就是要他們無條件地貢獻他們的技術，必要時無條件地貢獻出他們的生命。他們都是非常沉默寡言的孩子，每一個都是這樣。
「他們以一種很天真的孩子氣的方式依戀著我們。我們中間已產生了巨大的愛。他們到我家來或寫信給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好幾個都上了戰場，有些則留在昆明，保護著我們的生活。其中一個我曾寫信告訴過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是一個最讓人憐愛的，現在已經訂婚了。別問我如果他結了婚又出了什麼事，他的女朋友將怎麼辦。我們就是答覆不了這類問題。」
在以後幾年，這些飛行員一個個都在戰鬥中犧牲了。他們的遺物都被送到粱家。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八個人沒有一個還活著。
梁家在一所住宅中佔了三間房子，而住宅的大部分則是由一家姓黃的住著。徽因曾對家中的情況有過簡略的描述：「思成笑著、駝著背（現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駝了），老金正要打開我們的小食櫥找點東西吃，而孩子們，現在是五個——我們家兩個，兩個黃家的，還有一個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寶寶常常帶著一副女孩子的嫻靜的笑，長得越來越漂亮，而小弟是結實而又調皮，長著一對睜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個藝術家，能精心地畫出一些飛機、高射炮、戰車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軍事發明。」
大約就是這個時候，思成關於公元6世紀趙縣大石橋的英文論文手稿寄到了劍橋。他是在他們從天津出發西行的時候寄出來的，希望它能在美國發表。我找到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主任威廉·愛默生請教，他自己是法國建築史的專家。恰巧他的研究題目之一就是法國最早的散拱橋，它比它的中國先行者要晚十個世紀。他懷著越來越大的愛好審視了隨稿子附寄的精美圖畫和萊卡照片，他讀完文稿，就把手稿寄給權威的建築雜誌《筆尖》（Pencil Point），井附了自己的推薦信。《筆尖》在1938年1月號和3月號將論文分兩次刊出。
《筆尖》給作者付了稿費，但思成夫婦真正的驚喜還是在收到登載論文的雜誌的時候。論文印在精美的紙上，使圖片顯得更漂亮，而文章的版式設計也很寬鬆雅緻。這一成功恢複了思成同美國建築師和建築學家們的聯繫，正是他們，在他在北京的最後歲月中發現了他。他的情緒因此大大提高了。
隨著營造學社在昆明重新組建並受到資助，儘管規模小一些，新近從北京來到的工作人員中的建築史學家也開始了他們在本地區尋找中國古建築的系統考察。在他們的發現中有少數幾所宋朝寺院（注1.），但它們不過是營造學社《彙刊》中已經研究過和描述過的較大例證的地方翻版。當思成正患脊椎關節炎時，劉敦楨來到了昆明。他開始在昆明附近開展了調查並領著一個小組進一步向西到大理、麗江研究了寶塔、寺廟和民用建築。
直到此時為止，學社對研究住房建築只給予很少的注意。這是因為它的研究的主要目標是通過若干世紀以來保存下來的建築物發現中國建築的各個發展階段。出於好幾個原因，民用建築對此關係不大。有錢人的住宅隨著主人的意思而變得和原始的形式不同。窮人的住所由於居住者無力對付自然力的破壞或僅僅是由於疏忽而解體。至於那些在都城的皇宮，它們常在王朝之末被他們的後繼者燒毀或拆掉。
然而，從北京到昆明穿越一千五百英里的內地鄉村、晚上就宿在村裡、在艱苦和疲累的條件下的旅行打開了研究人員的眼界，使他們認識到中國民居在建築學上的特殊重要性。這種住所的特色、它們同住戶生活方式的關係以及它們在中國各個不同地區的變化，忽然一下子變得顯而易見而有意思了。
1939年秋天思成帶了一個營造學社的考察團離開昆明，去對四川省四十個縣進行六個月廣泛和細緻的考察。同行的有劉敦楨、莫宗江和陳明達。他們對寺廟和寶塔進行他們習以為常的考察，丈量、照相和研究。毫不奇怪地，他們發現此地的寶塔跟寺廟一樣，都反映了中國中原地區的發展，儘管在時間上靠後一些。
與此同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