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回事兒？我為什麼搞戲劇？是啊，我也常想這個問題。迄今為止，我想出的唯一答案，在你們聽來可能平常得令人失望：只因為舞台是一個我感到幸福的場所。不過要注意，這種考慮也不見得那麼平常。在今天，樂事是一種獨特的活動，證據就是人們行樂總要躲躲藏藏，偷著去看一種粉色芭蕾，說出來不好意思。在這方面，大家都達到共識！我有時讀到一些嚴厲的文章，指出一些活動家放棄一切公共活動，逃往或者躲進私生活中。這種逃避的看法，帶有幾分鄙視，不是嗎？鄙視，還有愚蠢，兩者形影不離。其實，據我所知，情況正相反，更多的人逃進公共生活中，以便躲避私生活。強人往往是幸福的失敗者：這表明他們缺乏溫情。我談到哪裡了？對，幸福。是啊，如今追求幸福，就跟追求公共權利的罪惡一樣：永遠不要承認。不要天真地這樣講「我幸福」，而不想其害處。您馬上就會看到，周圍的人紛紛翹起嘴唇譴責您：「哼！您幸福，我的小夥子！跟我說說，您怎麼對待克什米爾那些孤兒，怎麼對待新赫布里底 的那些麻風病人呢？他們可不是像您說的那麼幸福。」哦，對，怎麼對待麻風病人？拿我們的朋友尤奈斯庫 的話說，怎麼擺脫掉呢？於是，我們很快就滿臉烏雲了。然而，我還是認為，人必須強壯和幸福，才能更好地幫助遭遇不幸的人。自己生活艱難，讓生活擔子壓垮，就不可能幫助任何人。
反之，能主宰自己，主宰自己生活的人，才能真正慷慨仗義，有效地給予。對了，我認識一個男人，他不愛妻子，為此痛苦不堪。有一天他決定，將一生獻給他妻子，總之作為補償，決定為她獻身。嘿！可憐的女人，直到那時，她的生活本來還可以忍受，可是從那天起，生活反而變成名副其實的地獄。大家明白，她丈夫那種獻身有目共睹，那種忠誠也惹人議論。如今，有些人就是這樣，他們越不愛人類，卻越要為人類獻身了。這些眉頭不展的情人，總之結婚是求最壞的結果，從來不求最好的前景。講了這一點大家就不會奇怪，世人總是陰沉著面孔，難得表露出幸福的神情，唉！尤其身為作者。可是，我個人就盡量不受這種影響，對幸福和幸福的人，保持尊敬的態度，而且不管怎樣，從衛生健康考慮，我也力求儘可能待在我感到幸福的一個地方，即我所指的戲劇。這種幸福不同於其他的一些幸福，持續了二十多年了，況且，即便我願意，我認為自己也離不開了。在1936年，我組建一個不幸者的劇團，在阿爾及爾的一個大眾舞廳演戲，劇目從馬爾羅、埃斯庫羅斯，一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二十三年後，我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改編成劇本，搬上安托萬劇院的舞台，這種忠誠實在罕見，或者說中毒時間居然這麼久，連我本人也感到詫異，不禁叩問自己，這種固執的品德或者惡習，究竟基於什麼原因？我想出了兩類：一類與我的天性相關，另一類與戲劇的性質相關。
我的頭一個理由，我承認極不堂皇，就是通過戲劇，我要逃避在作家生涯中令我厭煩的東西。首先逃避我要稱為的無聊的壅塞。假如您叫菲爾南代爾、布里吉特、巴爾多、阿里·汗，或者重要性差點兒，叫保爾·瓦萊里 。在這種情況下，您的名字要登在報刊上。您的大名一旦出現在報刊上，壅塞就開始了。郵件蜂擁而至，邀請函雪片似的飛來，必須答覆：您的大部分時間，都忙於拒絕浪費自己的時間。人的一半精力，就是這樣用來說不，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這不蠢嗎？當然蠢了。然而，我們的虛榮心，也正是這樣受到虛榮的懲罰。反之，我卻注意到，人人都尊重戲劇工作，儘管戲劇也是一種虛浮的行業，我也注意到只要一宣布正在排練，別人都知趣地避開，您周圍很快就變成一片荒漠。人若是機靈一些，就像我的做法那樣，排練一整天，還佔用夜晚一部分時間，坦率地講，簡直就是天堂了。從這個角度來說，戲劇就是我的修道院。世間的喧囂躁動，到它的圍牆腳下便止息了，而在這神聖的場所里，一群勤奮的修士擺脫了這個世紀，集中考慮一個問題，轉向一個目的，在兩個月期間，準備一場彌撒，等到哪天晚上，就首次舉行儀式。
好吧，談談這些修士吧，我是指搞戲劇的人。這個詞兒令您吃驚嗎？一種專業化的或者專業新聞刊物，我也說不清了，也許會幫助您想像出，戲劇人好比一群畜生，睡得晚而離婚早！說起來，我肯定要讓您失望，其實戲劇平常得很，比起紡織業、製糖業，或者新聞界，離婚率還要低呢。只不過一出這種事，人們就要大談特談。這麼說吧，我們的薩拉·貝因哈特 的感情，肯定比布薩克先生的感情更令公眾關心。總之，這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樣，干舞台這行，體力和呼吸器官都要頂得住，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體型非常勻稱的強壯的人。幹這一行身體特別重要，這倒不是因為要耗在放蕩的行為上，至少也不比別的行業更放蕩，而是因為演員必須保持健壯，也就是說必須愛惜身體。總之，他們生活檢點是行業需要，這也許是生活保持檢點的唯一方法。不過，我離題了。我的意思是，生活不管檢點不檢點，比起我那些知識分子的弟兄來，我更喜歡劇團這幫人。這不僅僅是眾所周知的原因：知識分子難得有可愛的，他們之間也不能互敬互愛。而且在知識分子圈子裡，也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有點兒什麼事兒，必須求得別人原諒。我不時就產生這種感覺，自己又違反了圈子裡的一條規則。自不待言，這就奪走了我的本性，而喪失本性，我自己也煩惱。反之，在舞台上，我就很自然，也就是說，我不用考慮自然還是不自然，只在一個共同的行動中，我與合作者同憂同喜。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友情，這是我生活的一種最大的樂趣，我在離開我們合夥辦的報紙的時期喪失了，一回到舞台就又重新找到了。您瞧，一位作家獨自工作，在孤寂中接受別人的品評，尤其要在孤寂中自我評價。這不好，也不正常。如果他是體質正常的人，那麼總有一定的時候，他需要人的面孔，需要一個集體的溫暖。也正是基於這種緣故，作家才承擔了大部分義務：婚姻、學院、政治。其實，這些辦法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剛一喪失孤寂的狀態就開始遺憾了，總想舒服的生活和偉大的追求兼得，要進入學士院，同時又依然我行我素。而那些投身政治的人，只希望別人代替他們行動和殺人，自己則保留說這根本不好的權利。請相信我，今天的藝術家生涯，並不是一份閑差使。
不管怎樣，對我而言，戲劇向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共同體，提供了任何人和任何思想都需要的物質奴役和限制。在孤寂中，藝術家統治，但是統治虛無。在舞台上，他不能統治，他想要做的事情取決於別人。導演需要演員，演員也需要導演。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一旦被人懷著適當的謙虛和愉快的心情承認了，就能奠定同心同德的基礎，組成一個天天講友情的團體。在這裡，我們所有的人都捆在一起，但是誰也沒有失去，或者基本上沒有失去自由，難道這不是未來社會的一個好模式嗎？
唔！還要統一一下認識！演員作為人，也同任何人一樣令人失望，導演也不例外，尤其是因為，人們有時不由自主地非常喜愛他們。然而，失望如果真有的話，那也往往發生在工作期間之後，每人回到孤獨的自然狀態的時候。在這行里，邏輯性並不很強，因此，人們同樣可以肯定地說，失敗能毀掉劇團，成功也能毀掉劇團。其實不然，毀掉劇團的，是希望結束了，因為在排練中，正是希望使他們抱成一團。須知這個集體靠得這麼緊，是由於接近了目的和賭局的結果。一個黨派、一場運動、一座教堂，也都是共同體，只是它們所追求的目標，隱沒在未來的黑夜中。劇團則相反，工作的結果，不管是苦是甜，總會早早就知道是在哪天晚上收穫，而且干一天就靠近一步。共同的冒險，大家都知道的風險，能使一些男女組成一支團隊，一致走向唯一的目標，到了久久等待、最終開局的那天晚上，能表現得最優秀，也最卓越。
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團體、集體畫室，一定體會過排練大型節目的人所感到的這種狂熱。但還應該補充一點，建築物存在於世，而演出卻要消失，正因為這成果死期已定，就更受到它的工人的喜愛。至於我，在青年時代，僅僅在運動隊里，體會過這種強烈感覺，希望和團結一致伴隨漫長時日的訓練，一直到比賽輸贏的那一天。足球場和舞台始終是我的真正大學，老實說，我的一點點兒精神，就是在那裡學到的。
不過，如果停留在個案的考慮上，我應當補充一點，戲劇也幫我逃脫威脅任何作家的那種空洞無物上。我在報社工作時期，喜愛在印刷版台上拼版，勝過撰寫人們所稱社論的那種說教文。同樣，我在戲院里，喜歡讓作品紮根於照明燈、門窗布景、幕布和雜物中。不知道是誰說過，要想導演好一場戲，雙臂必須掂量過布景有多重。這是藝術的一個大規則，我也喜愛這行業，它迫使我同時重視人物的心理活動、一盞燈或一盆天竺葵的位置、一塊布的紋理以及舞台上空懸吊裝置的重量和大人。我的朋友馬約在繪製《群魔》的布景時，我們就想到了一處：必須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