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所收散文寫於1935年和1936年（當時我二十二歲），一年後在阿爾及利亞出版，印數很少。這個版本早就絕跡，而我一直不同意重印《反與正》。
我執意如此並無神秘的原因。我對這些文章中的思想一點兒也沒有拋棄之意，但總覺得它們的形式笨拙。我身不由己地對藝術懷有一些成見（下文另行說明），因而長期妨礙我考慮再版這些文章。這看上去十分虛榮，倒好像我的其他作品已符合種種要求。難道我還需要說明絕非如此嗎？我只是對《反與正》的笨拙比對別的作品更敏感，而對後者我也心知肚明。說明此點的唯一辦法是承認前者涉及，並且多少暴露出我最重視的主題。這本小書的文學價值問題解決後，我確實可以承認：對我來說，它的見證價值是很大的。我明確指出是「對我來說」，因為它是在我面前充當見證。它要求我忠實，也只有我知道這忠實的深度和難處。我試著解釋其原因。
勃里斯·帕蘭 常常聲稱：這本小書包括了我的最佳作品。帕蘭弄錯了。我知道他是正派的，因此，這樣說並不是出於凡藝術家都有的那種不耐煩情緒：如果有人妄稱他的過去比現在要好的話。不，他之所以弄錯，是因為在二十二歲上，除了天才之外，一般人都還不會罵你。但我懂得帕蘭想說什麼，他是憐憫藝術和憐憫哲學的畏敵。他是想說：在這些笨拙的篇章里比在以後的一切篇章里，有著更多真正的愛。他說得有道理。
這樣，每個藝術家都在心靈深處保留著一種獨一無二的源泉，在有生之年滋養著他的言行。當這源泉乾涸的時候，作品也就萎縮，甚至破綻百出。這無形的泉流不再澆灌藝術的荒蕪之地。這時藝術家的毛髮變得稀疏乾枯，頭頂茅草，成熟得可以緘默無言或被打入沙龍（那同沉默是一回事）。就我來說，我知道自己創作的源泉就在《反與正》之中，在我久久居留過的貧困和光明的天地里；而我留下的記憶至今還使我免遭兩種彼此相反的危險，它們威脅著一切藝術家，那就是怨恨和自滿。
首先，對我來說，貧困從來不是一種不幸：光明在那裡散播著瑰寶。連我的反叛也被照耀得光輝燦爛。我想我可以理直氣壯地指出，這反叛幾乎始終是為了大家而進行的，是為了使大家的生活能夠升向光明。不能斷言，我的心靈生來就適於產生這樣一類的愛。不過環境幫助了我。為了糾正天生的無動於衷，我置身於貧困與陽光之間。由於貧困，我才不會相信，陽光下和歷史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陽光讓我明白，歷史並不等於一切。改造生活，這是對的，但並不是要改造那個我奉若神明的世界。或許我正是這樣走進了如今的事業，天真無邪地踩上一條鋼絲，在上面舉步維艱地行進，也並不一定能到達目的地。換句話說，我變成了藝術家。幾乎可以肯定，沒有拒絕和贊同也就沒有藝術。
無論如何，那美好的炎熱天氣伴隨我度過童年，使我不會產生任何怨恨。我固然生活在經濟拮据之中，但也不無某種享樂。我感到自己有無窮無盡的力量，所需要的就是給它們找到用武之地。貧困並不是這種力量的障礙。在非洲，海洋和陽光不取分文。障礙可以說寓於偏見或愚昧中。在這方面，我曾有過種種機會，發揮一種「西班牙風格」，它已給我造成不少危害，並且不無道理地被我的朋友和師長讓·格勒尼埃所譏諷。我徒勞無益地試圖改過，直到領悟到那竟是天性所致。於是最好的辦法還是承認自己的傲骨，讓它發揮作用，而不是（如香福爾所指出的那樣）給自己規定約束天性的種種信條。然而在捫心自問之後，我可以站出來說，我雖有種種弱點，卻從未有過世人最大的通病。我是指嫉妒——這種不折不扣的社會毒瘤和理論學說的毒瘤。
這難得的免疫力不能歸功於我，首先得來自於家人，他們幾乎一無所有，因而也就幾乎沒有什麼可以妒羨的。這個家庭通過僅有的沉默寡言、含而不露的風格、自然而樸實的驕傲感，雖然不會讀書看報，卻在當時給了我最高尚的教益，使我至今獲益匪淺。何況當時我正忙於感受，哪有時間幻想別的什麼。直到現在，當我看到巴黎的豪富如何生活時，在引起我覺得離自己遙遠之際，也常產生一種憐憫感。世上有許許多多不公正的事，但有一件是永遠無人談及的，就是氣候的不公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是這種不公正的受益者之一。我從這裡聽見了那些無情的慈善家們的責難，如果他們看到此文的話。我有意把工人說成富有者，把資產階級說成貧困者，以便更長久地保持前者受到的可喜的奴役和後者的權勢。不，不是這麼回事。恰恰相反，當貧困與看不見天空，與前途無望的生活相結合（那是我在成年之後，在我們城市可怕的近郊區發現的）時，就鑄成了登峰造極的、非常令人憤慨的不公正。的確，應當竭盡全力，使這些人擺脫貧困和醜陋的雙重屈辱。我生來貧困，呱呱墜地於工人區，但在了解咱們冷冰冰的城市郊區之前，卻不知真正的不幸為何物。在大相徑庭的天空下，即使阿拉伯人的極端貧困也不能與之同日而語。但只要一見識工業化的郊區，我想人們就會有一種永被玷污的感覺，並且認識到自己也對他們的存在負有責任。
我說過的仍舊是真實的。有時我碰到一些人，他們生活在我連想都不敢想的豪富之中。但我須作出努力，才能理解有人會妒羨此類豪富。很久以前，在一周之中，我享盡世間的樂趣：我們在海灘上露宿，吃的是水果，半天時間泡在一望無際的海水裡。這期間我學會了一條真理，使我在看到舒適或安居的跡象時，總是有一種譏諷、急躁，間或是憤怒的感覺。雖然我現在過的日子無須為明日操心，也就是特權人物的日子，我卻不會佔有財產。我現在所擁有的都是被提供的，而不是刻意追求的，我不能留下一絲一毫。我覺得這不是由於喜歡揮霍，而是出自另一種吝惜：我珍愛那種自由，它在福澤過分時便立即化為烏有。在我看來，最大的奢侈總是與某種赤貧同時出現的。我喜歡阿拉伯人或西班牙人空無一物的住房。我寧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旅館房間（不大常有的想法是：也不在乎在旅館房間里死去）。我從來未能夠沉醉於所謂室內生活（它常常是內心生活的反義詞），一般所說的資產階級生活使我厭倦，令我害怕。而且此種無能毫無光彩之處，它對助長我的種種壞毛病頗有貢獻。我對任何東西都沒有妒羨，這是我的權利，但我不常想到別人的妒羨，這就減少了我的想像力，減少了某種善良。的確，我為我自己制定了一條格言：「要把信條用在大事上，小事只要有憐憫心就夠了。」天知道，人們為自己制定格言是為了填補自己天性的漏洞。在我身上，我所說的憐憫，最好稱之為麻木不仁。不難想像，結果並不那麼神奇。
然而我只是想強調：貧困並不一定就必然產生妒羨。即使到了後來，一次重病使我暫時喪失了生活能力，並使我的內心一切改觀。雖然有了無形的殘疾和我從中發現的新弱點，這時我可能產生恐懼和失望，但從來不感到辛酸。除去我原有的障礙之外，這次患病無疑又增加了新的障礙，也是最痛苦的障礙。最終，它促成了心靈的自由，亦即對人的利益稍稍拉開距離，它使我急於產生怨恨。自從我在巴黎生活後，我知道這特權是王公貴族式的。但我在享受它時既無限制，也不後悔。至少到現在為止，它還啟示了我的一生。比如，作為藝術家，我開始生活在被讚賞之中，在某種意義上，這就是人間天堂。（眾所周知，今天在法國常見的做法是：為了在文藝方面起步，有時甚至是為了終結，恰恰要選擇一位藝術家來嘲弄一番。）同樣，我作為人的熱情從來不是「下行」的：我所熱愛的總是比我好、比我偉大的人。我所經歷的那種貧困並沒有教給我怨恨，而恰恰是某種忠實以及默默的韌性。如果說我有時會忘記它，那是由於我本人或我的缺點，而不是我生長的那個天地。
也正是對於那些歲月的記憶，使我在從事這一職業時永不感到自滿。這裡我要儘可能樸素地說出的，是一般作家絕不提及的。我甚至不談人們對得意作品或篇章可能有的滿足心情。我不知道是否有許多藝術家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就我來說，似乎在重讀已寫完的一頁時，從未感到過得意。我不怕授人以柄，甚至要承認，有少數幾本書的成功並不在我意料中。當然，你會習慣於成功，並且相當不光彩地習以為常。不過直至今日，在我按其真才實學而深表敬重的當代作家面前，我仍覺得自己是一名徒工。其中名列前茅的一位，便是二十年前我題贈這些散文的那個人。作家自有為之而生存的樂趣，可叫他們心滿意足。但對於我來說，是在構思時感受到此種樂趣。在那一剎那間，主題豁然明朗起來，突然產生一種醒腦的敏感，作品的前後銜接也有了眉目，那是美妙無窮的時刻，想像與智慧渾然相通，融合到了一處。這樣的瞬間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剩下的便是實施，也就是長時間的受苦受累了。
另外，藝術家也有一些虛榮式的歡樂。作家的職業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榮的職業，尤其是在法國這個社會中。我這樣說並不含有鄙視的意思，也幾乎沒有什麼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