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外面的一塊土地。在幾百萬年的歲月中，它一直沉睡在冰層的覆蓋之下。然後，一群長著明顯下頜的人在此安頓下來，生起了火，在一塊石頭底座上，向奇怪的神祇奉獻應時的動物犧牲。幾千年又倏忽逝去。發明了犁，開始播種小麥和大麥。這塊土地先是由僧侶擁有，然後是國王，再然後是商人，最後是個農民，政府付給他一筆慷慨的資助，作為將這片土地改造為一片五彩斑斕的金鳳花、牛眼菊和紅三葉草草地的補償。
這片土地已然頻遭變故。戰時一架德國轟炸機因嚴重偏離目標曾在它上空飛過。孩子們打斷了長途駕車旅行，在它邊上嘔吐。人們在傍晚躺在這片土地上，猜測頭頂上的光是星星還是衛星。鳥類學家穿著米灰色的短襪踏遍這片土地找出一窩窩黑色紅尾鴝。兩對挪威夫婦騎自行車環遊英倫諸島的途中在這兒露營過一夜，他們在帳篷里唱「安娜·克努茨多特」和「在群山峻岭之間」 。狐狸四處查看。老鼠四處探險。小蟲子把腦袋垂下。
可是屬於這片土地的時間已經到了頭。那片長滿蒲公英的地方將成為24號的卧室。幾米開外的虞美人叢將是25號的車庫，還有，白色的剪秋蘿叢將是25號的餐廳，一個尚未出生的人將來有一天會在那裡跟他或她的父母爭吵。在灌木樹籬上面將是個孩子的房間，這房間的草圖正由高速公路旁工業區內一間裝有空調設備的辦公室里的女性用電腦勾畫著。一個在地球另一邊機場里的男人將會思念他的家人，想起他的家，他家的地基就打在如今躺著一個水窪的地方。大科斯比村將盡其所能展現它的歷史和必然性，將再也不會有人說起紅尾鴝、野餐或迴響著「在群山峻岭之間」歌聲的漫長夏夜。
新房屋的建築是典型的褻瀆神聖的同義詞，由此產生的街坊四鄰也絕對沒有它們所取代的鄉村景色優美。
這個結果雖說苦澀，我們還是照常規聽天由命地被動接受了。我們的默許源自建築物僅以其存在這個簡單的事實就可獲致的權威。它們的規模與堅固，它們的毫無來由，清除它們的困難和糜費，都使它們像一面醜陋的崖壁或一座小山一樣具有了不可挑戰的信心。
因此，我們也就控制自己不向一座公寓大樓、新建的過時村莊或是河畔大廈提出那個最基本也最令人氣憤的政治問題：「到底是誰幹的？」然而你如果調查建築興建的過程，你就會發現這些不幸的案例歸根結底並不能歸咎於上帝之手，或歸咎於任何不可動搖的經濟或政治必然性，也不能歸因於買家不容改易的願望或出於人類更深的腐化墮落，其歸根結底的原因在於缺乏雄心、無知愚昧、貪心不足與全屬湊巧的混同一氣。
一個毀了十平方英里的鄉野的開發區不過是少數幾個既非特別罪孽深重又算不得惡意狠毒之人的傑作。他們可能就叫德里克或馬爾科姆，休伯特或施格魯，他們可能熱愛高爾夫或動物，可是，在幾個星期之內，他們就能將計畫付諸實施，將一片已經有三百年或更加歷史悠久的景色從根本上毀掉。
同樣陳腐的想法如果表現在文學領域，至多產生幾本語無倫次的壞書或冗長乏味的劇本，可是應用於建築領域，則會留下從外太空都能看得到的傷痕。壞建築就是一個大寫的凝固的錯誤。不過也僅只是個錯誤，而且，儘管其外表的形成伴隨著無數腳手架、混凝土、噪音、金錢和大誇海口，它同樣像生活中其他任何領域中犯下的愚蠢錯誤一樣不值得我們任何額外的尊重。就像對待不公平的法律或胡說八道的論點一樣，我們也絲毫不該受到平庸建築的脅迫。
對於該建什麼我們應該恢複一種多變的柔韌感覺。沒有什麼既定的腳本來指導推土機或起重機的方向。在痛惜已經喪失了那麼多機會的同時，我們仍然毫無理由放棄一個信念：我們一直都有可能將我們的環境塑造得更加美好。
倫敦的很多部分變得如此醜陋當然並沒有什麼天生註定的原因。1666年9月，在倫敦大火幾乎將整個城市燒成白地之後，克里斯托弗·雷恩向查理二世呈上了重建首都的規劃，規劃中包括了林陰大道和廣場、城市景觀和對稱的大街，還有一套與之相配的道路系統以及適合的河邊地段。倫敦為何不能有類似巴黎和羅馬的榮光？它也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歐洲城市，而不是像後來的洛杉磯和墨西哥城那種隨意蔓生的城市。
查理二世大為讚賞雷恩城市規劃的優美和睿智。可是如何實施這一規劃可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的：他沒有絕對的權力，必須提交市議會審議，而市議會又是由商人把持的，他們只關心他們的稅收收入並處心積慮地想調停他們中間互不相讓的財產權。雷恩的規劃由一個議會指定的委員會負責評估，結果被判定為過於複雜。保守主義和畏首畏尾佔了上風，到了次年二月，這個計畫徹底破產，雷恩的林陰大道成了白日夢，倫敦自身完全被商人的利益所掌控，他們都不甘心在一年的利潤中損失一個銀幣，卻高高興興地迫使首都在三個多世紀里都淪為劣等城市。
當我們查閱倫敦郊區的舊地圖時，會發現壞建築的偶然性本質同樣顯而易見，因為現如今連綿數英里雜亂不堪的地區曾經是大片果園和露天草地。白城曾經有農場而威爾斯登交叉口曾有過蘋果樹。形象醜陋的謝潑德叢林區和哈勒斯登如今佔據的地段曾一度有無限的可能性，這裡本可以興建堪與巴思與愛丁堡相媲美的街道。
這種說法聽起來或許顯得有點自吹自擂，這只是因為我們不願去設想在一塊從未發生過重要事件（只緩慢地孕育出野蘋果樹）的普通土地上，竟有可能建成世上最偉大的城市建築之一——另一幢皇家新月大廈或另一個夏洛特廣場。我們易於陷入種種不合邏輯的假設，這些假設使我們無法苛求我們的建築師：我們假設人造之美預先註定只能存在於這個世界的特定部分，別的地方一概無份；假設城市的傑作是那些根本上不同於我們、比我們更加偉大的人民創造的；假設優良的建築跟總是取代了其位置的醜陋建築相比肯定糜費無度。
可事實上，在老約翰·伍德來到巴思和詹姆斯·克里格帶著他的新城規劃來到愛丁堡之前，不論是巴思的小山還是愛丁堡舊城中心上面靠近沼澤遍布的「北湖」的土地，都毫無出眾之處。都不過是普普通通的一塊塊土地，上面只有野草、羊群、雛菊、樹木，愛丁堡那兒還有一群群的毒蚊子。為了免得我們把假設命定要偉大的焦點從地方轉移到人身上，我們應該趕緊指出伍德和克里格雖既富有想像力又絕對不屈不撓，卻都不是什麼獨一無二的天才。他們建造的宜居的廣場、花園和大街所遵循的都是些世代廣為流傳的原則。不過這兩個人的胸中都燃燒著要將傳奇式的城市變為現實的渴望，他們要創造新的雅典或耶路撒冷，而且他們的雄心壯志賦予了他們充分的信心，這才克服了困難重重的實際挑戰，最終將原野化為了迷人的街道。自認天降大任於自身，自覺生逢其時自然也會導致目空一切和誤入歧途，不過它同樣也提供了一種不可或缺因而絕非徒勞無益的保證，美只有藉此才有機會最終勝出。
費用也不能成其為借口。雖說巴思的新月樓和愛丁堡的新城建得並不便宜，我們卻不能把缺乏靈感怪到貧窮上頭，認為預算緊張自然造成建築醜陋——往利雅得富裕的郊區和錫耶納那些店鋪掌柜的家裡走一圈，就能馬上而且深切地明白這一點。
據說偉大的城市已經不可能在現代建成了，因為不具備必要的基金，勒科比西埃聽膩了這種老生常談，於是辛辣地反問道：「難道是我們的建築方法不具備？路易十四時代使用鶴嘴鋤和鐵杴都做到了……奧斯曼時代的裝備也同樣簡陋；鐵杴、鶴嘴鋤、四輪馬車、獨輪手推車，前機械時代每個種族使用的最簡單的工具。」我們的起重機、挖掘機、能快速乾燥的水泥和焊接機使我們失去了任何借口，只能歸咎於我們自己的無能。
如果問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那塊註定受到摧毀的土地上要造什麼樣的房子，你就會獲贈一本印製精美的市場推廣小冊子，展示出五種不同的房型，每一種還都以一個英國君王命名。伊麗莎白二世誇耀其鉻合金的門把手和一個不鏽鋼的烤箱；喬治五世有一個用玻璃纖維作房梁的餐廳和一個「新藝術與工藝」風格的屋頂；而亨利八世則不可避免地忠於新都鐸式風格。
如果我們把這本雅緻的推介材料翻了個遍之後，仍然對這些建築的外觀有所疑問，這位地產開發商就差不多肯定會援引熟極而流而且顯然戰無不勝的論點予以報復了：這樣的房子一直以來都賣得飛快而且銷量巨大。我們將得到嚴厲的提醒，嘲笑他們的設計就等同於忽視商業邏輯並試圖否定他人擁有屬於自己的趣味的民主權利，那麼我們也就等於是跟我們文明的兩個最具權威性的概念——金錢和自由對著幹了。
不過這樣的辯稱也不是沒有漏洞。其中的可商榷之處在我飛往日本，在前往豪斯登堡和傳統日式旅店的途中漸漸清晰起來。我因為被嵌在一個靠窗的位置，沒辦法睡覺，窗外的北極圈又閃爍著一種明亮的綠色，所以只得轉而閱讀一本由美國日本文學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