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建築是美的？現代以來這已經成為一個不尷不尬而且可能無法回答的問題，美這個概念本身就註定會引發徒勞無果而且幼稚可笑的爭論。誰有資格宣稱知道什麼是美的？誰又能在相互矛盾的不同風格間做出裁決或面對別人不同的品位捍衛其中的一種？創造美，曾一度被視為建築的中心任務，如今卻早已從嚴肅的專業討論中人間蒸發，引退為一種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私人化需要。
懂得如何把建築造得美並非一直都這麼困難。在西方歷史有所間斷的一千多年中，一幢美的建築就是一幢古典建築的同義語，結構上要有一個殿堂的前部，有裝飾性的廊柱，有不斷重複的比例以及對稱的立面。
古典式樣誕生於古希臘，古羅馬複製並發展了這種風格，然後，經過一千年的斷層之後，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受教育階層重新發現了它。古典主義遂由亞平寧半島向北向西傳播，於是帶上了各地的口音並以各種新材料表現出來。古典建築遍地開花，從赫爾辛基直到布達佩斯，從薩凡納一直到聖彼得堡。其精神更進一步應用至室內，出現了古典的椅子和天花板，古典的床和浴室。
雖然歷史學家更感興趣的是古典主義各種變形之間的區別，不過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其共同點。千百年來，對於如何造一扇窗戶或一道門，如何建柱子和有山花裝飾的正面，如何將各個房間與走廊連接起來以及如何鑄造鐵制部件塑造裝飾線條都幾乎沒有任何疑義，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建築師將其定為法規，通過樣本圖冊一直推廣傳布至普通的建築工人之手。
這一共同標準的約束力是如此強大，結果每個城市都通過廣場和林陰道的接續和延伸成為一個風格統一的整體。這種可追溯至德爾斐的阿波羅神廟的美學語彙一直澤及愛丁堡的會計師和費城的律師私宅。
古典主義的建築師及其主顧極少有人會感到獨立創新的動力。忠實於經典才是真正重要的；重複就是標準。當羅伯特·亞當設計凱德爾斯頓府邸（1765）時，將君士坦丁拱門（約315）的精確複本插入其後立面的中央正是他頗值得自傲的一點。托馬斯·漢密爾頓的愛丁堡文法學校（1825）雖由暗淡的灰色克雷格萊斯的砂岩築成，坐落在陰沉的蘇格蘭天空之下並用鋼樑支撐房頂，卻因其高超地模仿了雅典的多里斯式帕台農神廟（約公元前438）的樣式備受讚譽。托馬斯·傑斐遜為弗吉尼亞大學設計的校園位於夏洛茨維爾，理直氣壯地模仿了羅馬的福耳圖那神廟（約前100）和戴克里先浴場（公元302），而約瑟夫·漢瑟姆為伯明翰設計的新市政廳（1832）雖位於一個工業城市的中心，卻忠實地複製了尼姆的羅馬時代的卡雷神廟（約130）。
由是，近代早期人造世界的很大部分，至少從外表看來，都沒有動搖羅馬皇帝馬可·奧勒利烏斯時代的眾多建築原則，神奇得簡直像是借屍還魂。
至於相對來說較比簡單廉價的房屋，也有一個最適合怎麼造的一致原則，雖然這個原則並非源自任何一種共通的文化觀，而只是由於受到一大堆限制非如此不可。
最重要的限制就是氣候，要抵禦它技術成本太高，所以通常由氣候來決定如何最經濟地壘起一堵牆、搭起一個房頂或粉刷外立面。運輸成本的高昂同樣也限制了風格上的選擇，迫使大部分住戶毫無怨言地就地取材，不論是石頭、木頭還是泥漿。旅行的困難還妨礙了其他建築方法的傳播。印刷費用的昂貴決定了極少有人哪怕是通過畫片見識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房子是什麼模樣（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那麼多早期北歐的宗教畫中，耶穌的誕生地看起來就是間瑞士農舍）。
種種限制孕育了強烈的建築地域特徵。在特定的範圍內，房子千篇一律全由某種特定的本地材料築成，如此一來，只要隔一條河或是一座山，房子可能就會大不相同。也因此你一眼就能區分出肯特郡與康沃爾郡一幢普通住房，或是汝拉山裡跟恩加丁山谷的農場之不同。在大部分地區，房子會按照一貫的方式繼續造下去，就地取材，根本談不上什麼美學上的自我意識，只不過為住戶提供一個遮風避雨的立錐之地。
然後，在1747年春，一位性喜奢侈生活、蕾絲衣領和小道消息，帶點女性氣質的年輕人買下了一位前馬車夫位於泰晤士河畔特威克納姆四十英畝土地上的一幢農舍——並著手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別墅，結果嚴重挑戰了什麼樣的房子才算美的主流意識。
這位年輕人喚作霍勒斯·沃爾浦爾，是英國首相羅伯特爵士的幼子，面對他的新房產，一座帕拉弟奧式的宅邸，任何建築師給出的方案可能都是因襲傳統的，也許有點像他父親的宅邸，位於北諾福克海邊的霍頓大廈。不過在建築方面，沃爾浦爾也像在衣著、言談和職業選擇上一樣以與眾不同自傲。儘管他受的是古典教育，他真正的興趣卻在中世紀，他著迷於毀棄的修道院、月光皎潔的夜晚、墓地以及（尤其是）頂盔貫甲的十字軍騎士的形象。沃爾浦爾因此決定要為自己建造全世界第一座哥特式住宅。
由於在沃爾浦爾之前從沒有人嘗試將中世紀的宗教風格應用於室內裝飾，所以他一定得足智多謀、長袖善舞才行。他將壁爐做成坎特伯雷大教堂布希耶大主教的陵墓式樣，他圖書室的書架拷貝的是西敏寺「瓦倫斯的埃梅爾」的墳墓，而他正廳的天花板設計則取自亨利七世的禮拜堂的四葉式分格和薔薇花飾。
大功告成之後，性喜張揚的沃爾浦爾遂廣邀舊雨新知前來參觀，其中包括當地大部分權貴士紳。猶嫌未足的他還印行了參觀券，供普通公眾參觀之用。
沃爾浦爾很多吃驚匪淺的賓客在參觀之後，開始琢磨他們是否也敢於拋棄古典樣式轉求哥特式住宅。這一時尚一開始並未廣為流傳，只偶爾應用於某些海邊或鄉間別墅，不過，不出幾十年，一場趣味上的革命就開始啟動，並將徹底動搖古典準則賴以建立的核心前提。哥特式建築開始在英國出現，然後橫掃歐洲和北美。沃爾浦爾在草莓山開風氣之先才不過五十年的時間，這種風格就超越了其原本不過是業餘愛好者個人偏好的源起，成為一種非常嚴肅和重要的建築理念，甚而至於哥特式建築的擁護者開始宣稱——跟此前古典主義者的做派沒什麼兩樣——他們的風格是所有建築風格中最高貴最合理的，對於諸偉大民族而言，不論是其私人住宅還是議會和大學建築，都堪稱理想之選。
促成哥特式建築再度復興的那些因素——更強烈的歷史意識、交通條件的改進、求新求變的新興客戶——很快就激發出對其他時代與地域的建築風格的好奇。至十九世紀初，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任何考慮造幢房子的人對於房子的外觀都具有了空前多樣的選擇。
建築師們誇口可以造出印度、中國、埃及、伊斯蘭、提洛爾或詹姆斯時期等等各種風格的建築，或者上述各種風格的隨意混合。這些全新的博學建築師中有一位最多才多藝的，是個喚作漢弗萊·雷普頓的英國人，據說他能為尚未拿定主意的客戶提供眾多風格的詳細建築圖樣供他們挑選。
針對那些收入沒這麼高的人群，開始編訂全新的建築圖樣手冊，其中最流行的是約翰·勞登的《村舍、莊園和別墅建築百科全書》（1833），為自建房屋者提供能使他們造出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房屋的各種設計圖，由此為開端，地區性的建築風格迅速被掃除乾淨。
房地產發展進程中的變化促成了折中主義的盛行。在十八世紀，倫敦，如同歐洲大部分城市一樣，最先是通過貴族地主的努力得到拓展的，他們用自己的名字給那些廣場命名，如同將名字刻在他們舊居的農場和土地上一樣：南安普敦勛爵，貝德福德伯爵，理查德·格羅夫納爵士以及波特蘭公爵。這些貴族擁有共同的趣味：他們喜歡拉丁文和希臘文，他們都是西塞羅和塔西佗的弟子，他們都毫不含糊地擁護古典風格。當貝德福德伯爵於1776年出版因他本人得名的廣場的建築合同時，他制訂的條款表現出他對古典和諧的近乎瘋狂的熱中，詳細規定了每層樓的高度，每個窗框的深度，磚的顏色以及用於鋪設地板的特定種類的木材（「梅梅爾或里加木料，而且要沒有一滴樹液」）。伯爵大人對古典主義的比例和精確性如此用心，他經常一大早爬起來就拿著一把園藝剪刀出來以確保他廣場中央的灌木生長得絕對均衡對稱。
不過在接下來的那個世紀，雖然對住宅的需求量猛增，王室和貴族卻退出了投資性的房地產市場。緊隨其後的卻不再是典型的西塞羅或塔西佗的讀者。他們更多的是一門心思求新求變的企業家。他們本能地輕視古典傳統那種尚武的嚴肅和節制，力圖通過他們發展出來的輕鬆愉悅以及生機勃勃來爭取客戶，普利茅斯的一條街道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在不過幾百米長的範圍內坐落著一排羅馬科林斯式聯排房屋，一座多里斯式市政廳，一座東方式小禮拜堂，一對愛奧尼亞風格的私人住宅以及一座埃及式圖書館。
然而，不受限制的選擇所造成的惟一問題就是它距離完全的混亂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