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德波頓
假如我們對建築的外觀根本無所謂的話倒真是省了心，可很不幸，我們事實上極易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美」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我們情緒的變化。當我們稱讚一把椅子或是一幢房子「美」時，我們其實是在說我們喜歡這把椅子或這幢房子向我們暗示出來的那種生活方式。它具有一種吸引我們的「性情」：假如它搖身一變成為一個人的話，正是個我們喜歡的人。假如我們不論身處何處，是廉價的汽車旅館還是堂皇的宮殿，都能保持類似情緒的話事情也就好辦了（想想如果我們不再需要重新裝修我們的住房的話該省下多少錢），可不幸的是我們極易受到從我們周遭的環境中散發出來的那些電碼般隱含信息的影響。這也就能解釋我們為什麼對建築和家庭裝潢會如此熱中了：這些東西能幫我們確定我們是何許人也。
自然，建築只靠一己之力並不總能使我們心滿意足。證據就是哪怕身處田園牧歌的環境中我們仍可能心生不滿。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建築只是向我們暗示出某種情緒，我們的內心如果太過紛擾的話就可能對其視而不見。建築的功效就好比是天氣：單是陽光明媚的一個好天就足以改變我們的精神狀態——有些人為了距離陽光充足的氣候更近一些會寧肯付出巨大的犧牲；可另一方面，如果你正麻煩多多（比如正深受愛情或職業問題的困擾），那麼不論天多麼藍，建築多麼偉大，都無法使你展顏一笑。也正因此，你很難將建築提升為一個需優先考慮的政治問題：它絲毫不具備清潔的飲用水或安全的食品供應那種斬釘截鐵的優勢地位。可是它仍然至關重要。
那麼中國現今的建築又是怎樣的情況呢？二十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內，西方最主流的現代建築師都認為努力賦予建築以民族的特性是荒唐可笑的。他們無意創造可以歸之為「墨西哥式」、「瑞士式」或「蘇格蘭式」的建築作品。他們渴望一種如今稱之為「國際風格」的東西，此種風格似乎正適合一個每天都因交通和信息革命而被壓縮得越來越小的世界。他們希望他們的建築不論是在紐約還是內羅畢，在悉尼還是里約熱內盧都一式一樣，因此他們避免採用那些只有極少數地域才能出產的珍貴材料，而是大量應用混凝土、鋼鐵或是玻璃之類，就連那些相對來說能引發聯想和地域色彩的石頭或黏土，他們都敬而遠之。這些建築師矚望的是一個地域特色從他們的職業中完全消失不見的理性時代，就像他們在工業和產品設計領域已經做到的那樣。不管怎麼說，畢竟不存在民族風格的現代橋樑、電動剃鬚刀或是雨傘這樣的東西。維也納建築師阿道夫·洛斯曾打過個比方：要求特別屬於奧地利式的建築就好比要求特別屬於奧地利樣式的自行車或電話機一樣荒唐透頂。假如說科學和藝術是普適性的，那幹嗎要求建築具有地域的不同？像亞特蘭大和法蘭克福這樣的城市中的現代商務區就正是這些現代主義者夢想的縮影，你單從這些區域的建築來判斷絕對搞不清自己到了哪個國家。
然而在我們自己的旅行當中，我們卻認識到，別的國家的建築中最有吸引力的卻正是區別於它的鄰國的那些東西。我一踏上中國的土地，立即就被那些風格上的不同所吸引。在一個高速公路的加油站，我的目光緊緊盯住的是加油站那木質的覆層或是一家商店前立面中一塊黑乎乎的粗糙石塊。踏入一個全新國家的興奮正是跟這些細枝末節緊密相連的，它們之於一幢建築正如鞋子之於一個人：會意外而又強烈地透露出與眾不同的性格。我在它們身上發見了民族特性的蛛絲馬跡，激發你四處旅行的關鍵因素正在於此。它們正是與眾不同的中國式幸福的許諾。這樣的情感並非源於對民俗式異國情調的天真嚮往，而是來自一種希望：不同國土之間的真正差別應該在建築層面上得到適當的表達。我期待那些能助我意識到我此刻正在此地而非彼地的路標、屋頂、窗戶和整幢建築。
然而，大多數中國當代的建築卻並不傾向於展現當地的地域特性。冷漠的寫字樓支配著城市的地平線，它們呆板的外觀無聲地嘲弄著你為了來到這裡所經歷的千山萬水。即便在相對而言的住宅區里，建築也完全缺乏任何地域特徵。在地產商興建的新興開發區內，每一幢房子所採用的材料和外觀幾乎跟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部分一般無二。你在中國的建築中卻極少能發見中國的特徵。
不過，對地域風格的渴望得到了確認後，馬上就有個更大的問題需要解決：這種地域風格具體應該是什麼模樣。這個問題在別的國家曾以某些准神秘主義的方式得到過回答，就彷彿是說一個國家的邊界線是以某種客觀的方式劃定的一樣，認為建築應該對某些不辯自明的個性作出解讀，並被動地予以反映。
可事實上，沒有一個國家曾專有過或始終鎖定於一種風格。一個國家的建築特性就像這個國家整體的民族特性一樣，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被動地由其國土決定的。歷史、文化、氣候和地理都會提供一個廣闊的範圍以供建築選擇與之產生回應的可能的主題。因此，爭論的焦點就並非在於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風格應該就是什麼，而在於它能夠表現為什麼。建築師擁有選擇的特權，可自由地選擇當地精神中那些他樂於相信的側面予以表現。一種稱得上有所傳承的中國建築或許應該是一種能夠體現其所處時代與地域的某些最珍貴的價值觀以及最高的雄心壯志的建築——一幢可視作一種可行之理想體現的建築。
一切設計與建築作品，從議會大廈到一把叉子或一個茶杯，都在向我們講述一種最適合在其內部或圍繞其周圍展開的特定生活。它們告訴我們某些它們鼓勵其所有者具有並堅持下去的特定情緒。在為我們保暖及在機械的意義上幫助我們的同時，它們還提出一種敦請，促使我們成為特別的某種人。它們講述的是某些特定種類的幸福。因此，將某幢中國的建築描述為「美」的，其含義也就並非限於純粹的美學喜好；它還暗示出你受到這幢建築通過其屋頂、門把手、窗框、樓梯和傢具促成的那種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吸引。「美」的感受是個標誌，它意味著我們邂逅了一種能夠體現我們理想中的優質生活的物質表現。
一幢理想的現代中國建築的品質可以比之於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令人傾慕的中國人的品質。斯里蘭卡建築師傑弗里·巴瓦 曾表示他希望自己祖國的建築能夠體現他那個時代最開明的斯里蘭卡人的見解和態度：它應該既能充分意識到這個國家殖民地歷史的負擔和特權，又不被這些東西所壓倒；它應該敏於採用現代的科技而又能保持一種跟傳統與信仰的關聯。確實正是這樣一種當代理想化的斯里蘭卡人的形象，激發巴瓦在科倫坡市郊築就了議會島建築群。這組建築是當地與國際、歷史與現代的綜合體，屋頂採用的是前殖民時期佛教聖地康提的寺院與皇宮的寶蓋頂形式，而內部則成功地綜合了僧伽羅、佛教和西方特色。巴瓦的建築不但為國家的立法機關提供了一個家，而且向我們這些外國人展示了一個現代斯里蘭卡公民可能呈現的迷人形象。
要我來建議中國的新建築應該是什麼樣子是決無可能的——而且非常冒昧無禮。不過，有一點似乎還是可以肯定的：你只有在弄清楚了中國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國家以及她應該秉持什麼樣的價值觀之後，才有可能來討論中國的建築應該是什麼樣子。
2006年12月初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