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工作場所最顯著的特徵與計算機、自動化或全球化並無多大關係，而是在於一種普遍的信念，即我們的工作應該讓我們快樂。此前所有的社會都將工作置於核心地位；我們的社會首次提出，工作不僅僅是懲罰或懺悔，而應該包含更多的內容。我們的社會首次表明，一個心智健全之人即使沒有經濟壓力，也會從事工作。我們的社會與以往的社會不同，還在於我們通過對工作的選擇來定義自身，因此當我們剛認識一個人的時候，我們問他的核心問題不是他來自哪裡，他的父母是誰，而是他們是幹什麼的——好像唯有這點才能夠準確地揭示人生最明確的特徵。
關於工作的看法並非一直如此。希臘羅馬文明視工作為苦差，最好交由奴隸完成。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來說，人生的成就感唯有掌握一筆私人收入才能實現，他們可以藉此逃避日常的勞作，從而自由地投身於倫理道德問題的思考。企業家和商人在古代對幸福生活的定義中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早期的基督教也視工作為苦，不僅認為工作實際上是必須的負擔，而且提出一種更加灰暗的觀點，即人類被罰辛苦勞作，是為了彌補亞當之罪。工作條件，無論多差，都不可提高。工作之苦，絕非偶然。這種觀點是人類社會早期苦難不可避免思想的依據之一。聖奧古斯丁要奴隸服從主人，接受他們的痛苦，視其為他在《上帝之城》中所稱的「人類生存之苦」。
現代社會對工作持更為樂觀態度的轉折點，最初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城邦，從關於當時藝術家的傳記中更能體現出這一點。對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等人的生活描述中，我們能夠發現一些思想，與我們今天對理想工作的定義非常相似：工作是通往真誠和榮耀之路。藝術工作不僅不是負擔和懲罰，而且能夠讓我們超越日常生活的局限。我們可以在一張紙上，在一張畫布上表達自己的才能，採用一些我們日常生活中永遠不會用到的方式。當然，這種新的觀點僅僅適用於藝術家精英們（還沒有人想過要告訴一個僕人，工作可以開發他的真正自我——這一觀點有待現代管理理論去發掘），但它卻被所有後人奉為圭臬，用來定義通過工作獲得的幸福。
直到18世紀晚期，這一觀點才走出了藝術領域。在本傑明·富蘭克林、狄德羅或盧梭等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中，我們發現工作被重新定義，不僅是掙錢的方式，而且是「變成自我」的方式。這種觀念使需要和幸福相一致，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觀點，準確地反映在當代對婚姻的重新定義上。婚姻被描述為一種機構，能夠同時帶來實際的利益和性與感情的滿足（這是一種相當便捷的合併，貴族階級曾經認為不可能實現，他們認為一個男人同時需要一個情人和一個妻子），因此人們聲稱工作既能夠提供生活所需的經濟保障，又能夠提供激勵和自我表達，後者曾經一度被認為是有閑階級的專屬權利。
同時，人們開始對從事的工作產生一種新的自豪感，因為工作分配的方式體現了某種表面的公平原則。托馬斯·傑斐遜在其《自傳》中說，他最自豪的成就是建立了一個精英管理的美利堅合眾國，在這裡「美德與天才的新貴族」取代了享有不平等特權、往往既野蠻又愚蠢的舊貴族。精英制度賦予工作新的、准道德的品質。由於享有盛名的、薪水豐厚的工作往往只有具備真正智慧和能力的人才能得到，那麼你的工作頭銜或許能夠更直接地揭示你的本質。現在已經很難把職業成就與內在素質截然分開，也很難說有錢有權者就一定是通過墮落的方式獲得其地位。
在整個19世紀，很多基督教思想家，特別是在美國的基督教思想家，相應地改變了他們對金錢的看法。美國新教教派認為，上帝要求他的信奉者過上世俗和精神雙重成功的生活；世俗世界的財富，是另一世界享有高位的證據——這一觀點直接體現在托馬斯·P·亨特牧師1836年發表的暢銷書《財富之書：〈聖經〉證明每個人都有積累財富的責任》中。財富被描述為上帝對崇高的獎勵。約翰·D·洛克菲勒在宣稱是上帝讓他富有時沒有絲毫的不好意思；而威廉·勞倫斯，馬薩諸塞州的聖公會主教，在1892年寫道：「長期而言，只有那些擁有美德之人才能獲得財富。如同讚美詩作者一樣，我們偶然也能夠看到邪惡者得勢，但僅僅是偶然而已。虔誠與財富同在。」
在一個精英時代，卑微的工作不僅令人遺憾，而且就像它們的對立面——好工作更加激動人心一樣，是理所應當。難怪人們開始詢問彼此從事的工作——然後非常用心地傾聽答案。
雖然這一切似乎都值得慶賀，但事實上，如同對婚姻的態度一樣，現代人對工作的態度無意中給我們帶來了麻煩——原因就是其純粹的願望和樂觀。現在幾乎任何工作都有人抱怨與現實應該提供的狀態完全脫節。有些工作肯定能讓人產生成就感，但大多數工作並非如此，而且永遠都不會。所以，我們聽一聽現代社會之前的一些悲觀的聲音，或許是一種聰明的做法，如此一來，當我們在工作中並沒有像人們告訴我們的那樣開心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停止折磨自己。
威廉·詹姆斯曾經對幸福感和期望值的關係提出敏銳的觀點。他認為自我滿足感並非要求我們在任何一個努力的領域都很成功。我們通常並不會因為做事失敗而深感恥辱，只有當我們把自豪和價值感寄托在特定的成就上，卻沒有實現目標的時候才感到恥辱。我們的目標決定我們定義何者為成功、何者為失敗。
沒有企圖，就沒有失敗；沒有失敗，就沒有恥辱。因此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自尊完全取決於我們決定做什麼樣的人，做什麼樣的事。自尊取決於我們的現狀與我們所認為的潛力的比例。如下圖：
自尊=成功/期望
工作中的幸福感現在如此難以獲得，是因為我們的期望遠遠超出了現實。我們期待任何工作都能夠像弗洛伊德或羅斯福的工作一樣，能夠讓我們獲得滿足感。或許我們應該讀讀馬克思。很顯然，馬克思對於如何達到理想社會所提出的種種設想或許並不正確，但他對工作為何經常讓人痛苦有著一針見血的分析。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學基礎》（1785）中提出，對他人的道德行為要求一個人因為「他人本身」而尊重他人，而不是把他人當作自己發財致富或揚名顯姓的手段。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及康德的這一論點時，做出了一個有名的論斷：譴責資產階級及其新科學、經濟學在一個很大的範圍內實施了「不道德行為」：「〔經濟學〕把人訓練成機器——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馬克思說，付給工人的工資，就像塗在機器上的油一樣，是為了讓他們繼續運轉。工作的真正目的不再是人，而是錢。
馬克思隨意地把前工業社會理想化，過於嚴苛地批評資產階級，或許不是一個稱職的歷史學家，但是他的理論卻深刻而真實地揭示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任何一個商業機構總是試圖以儘可能低的價格獲得原材料、勞動力和機器設備，將其結合，生產出產品，以儘可能高的價格進行出售。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這個等式中的每個因素本質上毫無差別。都是理性的機構試圖以低價購進、有效運作、追求利潤的商品。然而，問題是，在「勞動力」和其他因素之間存在一個差別，傳統的經濟學沒有表達這種差異的方式，或沒有重視這種差異，但這個差異卻毫無疑問存在於這個世界：那就是勞動力會感覺到痛苦和快樂。當生產線變得非常昂貴難以承擔時，將其關閉，它們也不會為其不公平的命運而哭泣。一個公司可以從使用煤炭更換為使用天然氣，而被忽略的能源不會因此跳崖自殺。但勞動力卻不同，面臨降價或開除的時候，「它」就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它」會在廁所隔間里啜泣，「它」會用酗酒來緩解對缺乏成就的恐懼，「它」會在被裁員時選擇死亡。
這些情感反應向我們表明，在工作場同時存在兩種或許相互衝突的需求：其一為經濟需求，要求公司的首要目的是獲取利潤；其二為人性需求，即工人渴望經濟安全、尊重和工作保障，如果日子不錯的話，甚至使工人渴望快樂。雖然這兩種需求或許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和平共處，沒有明顯的摩擦，但所有靠工資養家糊口的工人的生活中都隱藏著一種焦慮，因為他們明白，如果在這兩種需求之間進行嚴肅的選擇，根據商業系統的邏輯本身，肯定是經濟需求最終佔據上風。勞資鬥爭，最起碼在發達國家，已經不再像馬克思的時代那樣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但是儘管工作條件有所改善，僱傭方面的法律法規有所完善，工人從本質上而言依然是實現利潤的工具，他們自己的幸福或經濟保障僅僅是附帶的內容。不管在老闆和僱員之間發展出何種同志般的友誼，不管工人表現出何種良好的意願，也不管他們從事同一工作達到多長時間，他們都必須時刻明白，他們的地位並沒有得到保證，他們因此而生活在隨之而來的焦慮之中——他們的地位不僅取決於他們自己的工作表現，而且取決於他們機構的經濟狀況；他們也明白，他們只是實現利潤的工具，因此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