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期，有一群特立獨行的人在西歐和美國開始引人注目。他們衣著樸素，生活在比較便宜的城區里；他們博覽群書，好像並不在乎金錢；他們中的多數人性情憂鬱；他們投身於藝術和感情，而非商業和物質上的收益；他們有時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傳統規則；他們中的有些女士留著短髮，而此時短髮尚未成為時尚——人們稱他們為「波希米亞人」。這個詞一直被用來指那些吉普賽人，因為人們錯誤地以為吉普賽人來自中歐。但在這時候，特別是在亨利·米爾熱寫了一本記錄巴黎閣樓和咖啡館生活的暢銷書《波希米亞人生活札記》（1851）之後，人們用波希米亞人來指一批在某些方面並不符合資產階級的體面原則的人。
從其誕生之日起，波希米亞便指一個很寬泛的人群。早期的作家認為，波希米亞人可以出現在任何社會階層、任何年齡階段和任何職業門類中：波希米亞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窮人；可以是詩人、律師和科學家，也可以是無業人士。阿瑟·蘭塞姆在《倫敦的波希米亞》（1907）一書中寫道：「波希米亞可以無處不在：它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心靈態度。」波希米亞人曾經出現在劍橋、馬薩諸塞州和威尼斯海灘、加利福尼亞；有些波希米亞人和僕人或其他人生活在靜謐湖畔的棚屋裡；有些波希米亞人則是吉他手和生物學家；有些波希米亞人在外部表現上循規蹈矩，但有些波希米亞人則喜歡光著身子沐浴在月光中。我們可以用波希米亞一詞來指在過去200年間一大批不同的藝術現象和社會現象，從浪漫主義到超現實主義，從垮掉的一代到鬅客青年，從情境主義者到以色列基布茲成員，不管用這一詞語指哪種人，它都沒有丟失把一些重要的東西聯結在一起的那條脈絡。
在1929年的倫敦，波希米亞詩人布賴恩·霍華德邀請他的朋友前來赴宴，他在請柬上列印著他喜歡的東西和討厭的東西的名單——雖然這張名單帶著明顯的20世紀初期英國的烙印，但它依然能夠向我們揭示波希米亞人在歷史上所體現出的一些基本傾向：
布賴恩·霍華德和他的波希米亞朋友所反感的東西可以更加簡明扼要地用一個詞來概括：資產階級。1815年拿破崙敗北之後，在法國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波希米亞人表達了他們對資產階級所代表的幾乎所有東西的極端唾棄，並對他們自己能夠對資產階級口誅筆伐充滿了自豪。
「對資產階級的討厭是智慧的開始，」居斯塔夫·福樓拜寫道，這句話是一個19世紀法國作家的標準言辭，對他而言，這種反感就如同與一個女演員有染和去東方旅遊一樣，都是作家職業的標誌。福樓拜譴責資產階級過分的繁文縟節和物質至上主義，他還批評他們不但憤世嫉俗，而且多愁善感，他們喜歡專心致志地干一些瑣碎無聊的事情，比方說，他們可以花一個世紀去討論西瓜到底是蔬菜還是水果，是應該在飯前作開胃菜（法國方式），還是應該作飯後甜點（英國方式）。司湯達對資產階級也同樣地不喜歡，他說：「真正的資產階級關於人和生活的談話，只不過是一堆醜陋的雞毛蒜皮的事情，一旦我不得不聽他們的談話，不管時間長短，都會使我肝火上升。」
但從本質上把波希米亞人同資產階級區分開來的並非話題的選擇或食用西瓜方式的選擇，而是對一個問題的回答：什麼樣的人才配得上享受上層身份。其理由是什麼波希米亞人不管住在大莊園里，還是在閣樓上，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19世紀初期產生的經濟的、精英主義的身份體系。
爭端主要發生在兩種生活態度之間，其中一方是對世俗成就的極端重視，而另外一方則是對體悟感知的極端重視。資產階級根據商業上的成功和公眾聲譽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身份，而對波希米亞人而言，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是能夠體悟世界，能夠以觀察者或創作者的身份專註於感情的寶庫：藝術。而藝術對波希米亞人的重要性也超過了支付豪華住宅和服裝的能力。那些為波希米亞的價值觀獻身的人物，犧牲了穩定的工作所能提供的保障和社會能夠給予他們的尊重，其目的就是為了寫作、繪畫、譜曲，或遊歷世界，或為朋友和家庭奉獻自己的一切。波希米亞人堅稱，即使他們缺乏外表的體面，他們依然因為奉獻精神，而應該享有最高的榮譽，因為他們具備良好的倫理意識以及感悟世界和表達思想的能力。
準備為自己不切實際的信念而受苦甚或挨餓的波希米亞人為數不少。19世紀的一些繪畫作品中，波希米亞人往往在公寓樓髒兮兮的閣樓上慵懶地坐在椅子里。他們看起來瘦弱憔悴、疲倦不堪。他們的眼睛裡可能流露出一種悠遠的神情，他們的書架上往往放著一個人的頭骨。他們的表情能夠讓工廠的工頭或公司的經理大吃一驚——他們的表情就足以說明他們絲毫沒有為膚淺的、實用性的追求所困擾，而他們一直譴責資產階級不遺餘力地爭取這些追求。
導致這種困頓狀態的原因是他們覺得從事一項自己所看不起的職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夏爾·波德萊爾宣稱，除了詩人的職業和——更加不可信地——「戰士」的職業之外，世間的任何工作都是破壞心靈的職業。馬塞爾·杜尚在1915年參觀紐約的時候，把格林威治村描繪成「一個真正的波希米亞」，因為他認為這個地方「充滿了無所事事之人」。在半個世紀之後，傑克·凱魯亞克在西海岸的一家鋼琴酒吧裡面對著一群觀眾作演講，他極力反對「那些跑通勤的人，他們的領口緊緊地打著領帶，被迫每天凌晨在米爾布雷或聖卡洛斯趕5：48的火車，去舊金山上班」，他話鋒一轉，又極力稱讚那些靈魂自由的人、流浪者、詩人、垮掉的一代和一些藝術家，他們睡得很晚，燒掉了工作服，就是為了能夠成為「大路之子，觀看運貨列車隆隆駛過，體驗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
儘管波希米亞人沒有直接說明在過一種強烈的心靈生活和成功地開辦一家律師事務所或一個工廠之間存在著不兼容性，但多數波希米亞人都暗示，這兩者在實際生活中不可兼得。在《論關愛》（1822）的前言中，司湯達解釋說，他曾經試圖為廣大的讀者清楚明了地寫作，但他沒有能力「讓聾子聽見，讓瞎子看見」。「因此那些追求粗鄙目標的有錢人，那些每年在翻開一本書之前已經掙了10萬法郎的人，他們最好立刻把書合上，特別是那些銀行家、製造商或受人尊敬的工業家……那些精力充沛、工作努力、品格優秀、受人尊敬、生活積極的樞密顧問官、紡織品製造商或聰明的銀行家在物質財富中獲取報酬，而不是在溫柔的感情中獲取報酬。日積月累，這些紳士們的心腸逐漸變硬了。任何一個在每個周末給2，000工人分發工資的人從來不會像這樣浪費時間；他們的關注點永遠都在那些有用而且積極的東西上面。」司湯達認為最喜歡他的書的人是那些生活懶散、喜歡做白日夢、期待在聽莫扎特的歌劇時能夠被激發感情，以及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瞥到一張漂亮的臉龐之後便陷入長達幾個小時苦樂參半的思緒的人。
那種認為金錢和實用性的職業能夠破壞一個人的靈魂，或用司湯達的話說，能夠破壞一個人產生「溫柔的感情」的能力的論調在波希米亞的歷史上反覆出現。比方說，在司湯達之後140年，我們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在查爾斯·布科夫斯基的「小販、尼姑、雜貨店夥計和你」（1965）一詩中聽到這一聲音，這首詩讓我們對富商的生活進行思考：
氣喘吁吁，步履匆匆，他們
好似青蛙，酷似鬣狗，他們的步伐
好像表明在世間尚無音樂問世，他們
認為僱傭、解僱、賺錢體現睿智和聰明，他們
有昂貴的妻子，就像擁有
六十英畝土地一樣可以用來耕種，
或在人前炫耀，或用圍牆圈起來，
來防止沒有能力的人……
……他們站在六十英尺寬的窗戶前面，
但看不見任何東西，
他們的豪華遊艇可以駛向
全世界，但永遠駛不出他們的
背心口袋，他們像蝸牛，他們像鰻魚，他們
像鼻涕蟲，但他們沒有它們好。
金錢在波希米亞的價值體系中並不能賦予一個人榮譽，財富亦然。在波希米亞人看來，遊艇和莊園僅僅是傲慢與享樂的標誌。波希米亞人的身份可以通過富有靈感的談話方式或創作一部充滿才氣、感情真摯的詩集而獲得。
1845年7月，一位美國19世紀最著名的波希米亞人，亨利·梭羅，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縣附近的瓦爾登塘北岸自己動手修建了一間木屋，並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標就是要檢驗他是否能夠過一種外表簡單而內心豐富的生活，從而用行動向資產階級表明，一個人可以把物質生活的貧乏與精神生活的充實結合起來。為了證明一旦一個人不再為他人的評價所困擾時，他將會以非常少的花銷而生活這一觀點，梭羅向讀者介紹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時節省開支的：